白刚: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8 次 更新时间:2017-01-31 19: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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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  
生产量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手段和技能的这种抽象化也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黑格尔还触及到了“劳动的辩证法”: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23)。但由于黑格尔根本上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劳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劳动。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他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而只看到它的积极方面。对此,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在黑格尔这里“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24)因此,黑格尔最终只是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范畴,只是实现了对劳动的概念表达。

   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这双重变革的同时代人,黑格尔既承认拿破仑在马背上实现了他的“世界精神”,也在哲学上认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立场”:“正如亚当·斯密一样,黑格尔接受了资本的有利方面,并极其敏锐地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融合到他自身的专横的哲学概念中。”(25)在黑格尔这里,他把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结合起来了。黑格尔试图让历史的动力在资本的永恒化展示的关节点上武断地终结,即黑格尔首先把历史作为一种无情的客观运动来把握,这种运动自身具有不会被幻想的主观设计和相应的唯意志干预所驯服的强制逻辑。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而持久的“资本”(财富)(26)。在此,对黑格尔来说必须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完全呈现于按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的有利方面所设想的哲学之中。在黑格尔这里,资本与理性“联姻”和“结盟”了,“理性的狡计”变成了“资本的狡计”,资本甚至取代理性成了统治现实的普遍永恒的“符咒”。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它的“泛理性主义”,而在于他持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事实,“这意味着对作为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资本抱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27)。所以说,正是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证了资本作为人类历史及其可能制度的绝对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和顶点。黑格尔为资本穿上了“形而上学的外衣”,他的绝对哲学有幸拒绝了“具体商品拜物教”,却不幸保留了“抽象资本拜物教”。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动态的历史运动,而不像黑格尔那样视其为历史过程中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即使这种运动有其显著的和难以抗拒的全球性扩张逻辑,也应该是暂时的。“马克思恰恰是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28)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

   虽然黑格尔没有达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水平,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作为最高和最终的“统治原则”成为抽象和支配力量,却是他要肯定的东西。“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黑格尔是以他当时形成的关于私有制的永恒性的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观念为出发点的。”(29)所以,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是这些抽象范畴却可以在现实中通过商品和价值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在马尔库塞看来,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30)黑格尔以最抽象的哲学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经济状况。但是,由于黑格尔始终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由此导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31)。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二律背反”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集中显现。可见,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至于它最终没能逃出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引力和矛盾。

   在黑格尔这里,虽然他比其他古典哲学家更关注经济现实,但由于其真正关注的“中心”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逻辑学,所以他只视“绝对精神”高于一切,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以致认为一切存在物,经过思维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世界上的事物只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马克思语),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逻辑范畴之中。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他只是为世界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黑格尔不能以现实的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只能发展“实体变主体”的哲学空想。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32)。由此可见,黑格尔还“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恩格斯语),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现”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表达”。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黑格尔哲学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三、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这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他关注的一对孪生主题。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伯尔基甚至称马克思思想起源的两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奠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之上。

   (一)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曾公开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33)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的一个必然结果:“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34)不过,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充实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35)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语)。而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是充分借用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36)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就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现的。

   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开辟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视域。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37)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既不是具体的物,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物与物背后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衡量这一交换价值尺度的劳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38)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区分开。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分,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语),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批评:当经济学家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了最终的东西,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却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39)。所以,正是马克思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从而把利润与剩余价值联系起来,才“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40)。对此,阿尔都塞也认为马克思“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在李嘉图使用收入分配这个词的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41)。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改造成了“剩余价值论”。实际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和学术术语的差异,而在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始终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所以,与其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旨是为了揭示支配经济行为和经济真相的本质规律,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缺失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发展中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辩证法原则”,而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其与取自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辩证法结合了起来。由此,马克思才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恩格斯语),才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批判和超越,最终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语)。

   (二)超越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革命,不仅仅是批判和超越了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上,列宁曾深刻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42)应该说,列宁的这个论断决非夸大其词,但并不全面。虽然早在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的草稿时,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3)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后,马克思又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44)由此可见,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材料加工的方法”和“表达方式”方面。但这一点并不否认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范畴,并且以“感性化的方式”把它们一直坚持运用到《资本论》中;也不否认作为一种基本“结构模式”,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用于历史演变理论和社会矛盾理论,并且它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逻辑语言”(45)。在此基础上,我们依然认可若没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就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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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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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2015(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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