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 ——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8 次 更新时间:2017-01-25 16: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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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

   毫无疑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语是行文的关键,它暗示了这种直白言说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这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些与修宪报告、宪法文本不同的思想和意义就具有了正统性和安全性。考虑到报告只是一个"政府的工作报告",要使报告的新思想、新意义更具效力,就必须使它具有与党的"政治报告"相类似的地位。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开头部分做这样的宣示是必要的:"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这句话在逻辑上有两层意思:其一,直接明示报告人是经过中共中央同意批准的,其身份的合法性不成问题。虽说国务院总理代表本届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合情合理,法律上也无须说明,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语境里,这样的明示又是必要的;其二,它着重宣示的是报告内容的合法性,即明示政府工作报告是经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阅批准的,有着与党的文件相同的权威性。

   这个工作报告的修辞技艺、叙事方式是当时中国政治话语的杰出模本。问题是,为什么由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和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宣示的这些意义没有成为修宪报告、宪法文本主流话语呢?这些文本间的话语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语义分歧是如何造成的呢?文本与事件有关。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政治事件,譬如,党内的分歧、国务院的人事变动等等,决定了七五宪法、修宪报告与党的其它文本的语义差异。与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相比,七五宪法关于国民经济问题的规定不只是一种修辞的正统性,而是一种有意图的矛盾性的坚持,或者说它是中国政治文本的正统意义与解释性意义的一种构成方式。七五宪法(包括修宪报告)的意义与党的其它文本的意义由不同的读者分享着,这些读者从阅读的兴趣和立场来区分——按当时的标准——便可分为"左"的和"右"的,每一类读者都可以从这些文本中阅读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文本意义上讲,宪法是党的所有文件中的一种,它分享着中国政治话语的权威性。

  

五、文本的关键词

  

   在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这段提纲挈领的话是党为什么要(制宪)修宪的点睛之笔:一是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二是对这种"一元化"加强的结果满意度的充分自信。对党的这一重大决定不折不扣的贯彻是宪法神圣的职责,也是七五宪法的关键词。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宪法贯穿的红线,而与其它几个宪法文本相比,七五宪法表达的最充分、最全面,具有一种极端修辞的效果。

   七五宪法文本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语义大体上由三类话语加以阐释,并通过不同的言说方式,构造了一个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语义群。第一类话语是由党在宪法中直接宣示自己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主要集中于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如,序言的第二自然段有关胜利喜悦的修辞:"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既然胜利的喜悦是党和人民共享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党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语言铿锵有力,决心坚定不移,然而在这坚定的信念背后文本也有着某种担切:一个被看作背叛领袖的背叛者不时出现的党如何能"使"党"永远"跟着她的领袖走,始终是个问题。担心是实实在在的,而逻辑则是清晰的:毋庸言说,"伟大的祖国"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有了一个伟大的党引领着它,祖国要更加伟大就须加倍地坚持党的领导。序言部分对坚持党的领导的叙述只是一种"开场白"式的,即主要是通过叙说胜利而宣示的,而到了总纲部分叙述则改变为断语式的、结论式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

   七五宪法对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的叙述有着清晰的逻辑和层次。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会在文本的后面部分提出来:党如何实现对国家领导?此类问题则是由第二类话语表达的,具有强烈的规范意义。毫无疑问,文本对"武装力量"是给予了特殊关注的。它把"武装力量"放在"总纲"部分加以表达,而不是在"国家机构"的章节里。如此构造的文本结构暗示了这样一个原则立场:军事力量是政党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党对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保证党领导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它自然由党的领袖掌控。军事力量是党的生命线,为了保证这一生命线,关切"武装力量"的具体构成元素也是宪法同等重要的事情。"工农子弟"对党而言无疑是"武装力量"最可靠的人选。但为什么要把由"工农子弟"构成的"武装力量"定性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这一点宪法并没有说明。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实践中,有些语词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下这种省略并不影响对意义的判断。譬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的表述虽然省略了"党领导下"这样的修辞,但这并不影响对这个句子意思的正确判断:在中国,没有人因为这种表述的省略会愚蠢地认为全国人大独立于党的领导。那为什么文本还把全国人大的性质表述为"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呢?从修辞学上讲,语词的省略与否虽然并不影响句子的理解,但其语义会有细微差异。在上述句子中,添加剂的作用是使句子的重心位移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上,对全国人大的"最高性"的判断具有某种稀释的效果。通过这种"稀释",文本也就完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表述。

   如果说"武装力量"和全国"人大"是必须直接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的中枢,那么有关国家制度的其他方面也应为"一元化领导"提供论证,与之协调一致。宪法中的这类条款构成了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三类话语。"革命委员会"是宪法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语境下创设的一个新概念,它来自这样一种政治实践: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由群众团体、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组合而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于一体,形成了纯粹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它是插入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一种实权组织,是领袖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其功能是让领袖意志与群众意志合为一体,既能充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能让它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事实上,它便于领袖对群众的动员,但未必能控制这种被动员起来的秩序。宪法还在"一元化"的语境下肯定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取消了五四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以及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这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创造:既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独立审判"就是一种矛盾的修辞;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取代检察机关也是可能的,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类国家机关也是可能的,被稀释了的"人大"简化程序缩减权力也是可能的,只要新体制的创造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由此观之,七五宪法并没有添加和创造新东西,它只不过把中国的政治实践如实地加以呈现罢了,是对中国政制的一种临摹式的书写方式。

  

六、人民的宪法

  

   中国政制的话语实践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人民的话语,人民是中国政治的主力军,是党的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跟随者。七五宪法全文有四千余字,除了宪法第三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条款之外,直接表达人民的条目并不多,而"人民"一词在全文中则出现了73次,如"我国各族人民"、"我国人民"、"人民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等。文本如此重复使用的"人民"一词指涉的是什么,它与党、领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值得解释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教授在其《民主新论》中曾这样解释人民一词的:字面上的含义人民是指每一个人;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人民是绝大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似乎七五宪法的人民概念并不适合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种。中国宪法中的人民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性的概念,与中国的政治话语实践有密切关联,其语义是由领袖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扩充或修正。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人民"通常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敌人"来加以定义的,它包含着人的差异性,指涉着另一部分人——"敌人"这一他者——的在场。敌友的区分既是界定"人民"的前提也是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论断与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斯米特(Carl Schmitt)的观点相似,斯米特也说过,政治就是区分敌友:"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在施米特教授看来,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区分敌友,否则政治就失去了生命力;对于毛泽东主席来说,人民如何定义决定于敌人是谁,这也是为施米特教授极为称道的定义方式:"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职业革命家认清了这一点,而许多职业法学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与此相联系,"人民"在性质上也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受制于不同时间段里对"敌人"一词的判断。譬如,20世纪40年代,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下,"人民"实际上被定义为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因为"敌人"是日本人以及与之合作的中国人;在1946~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随着民族主义话语的退却,阶级的判断则成为主流,而先前可能属于抗日的"人民"范畴的某些人现在已被排斥在外了: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对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1956~1957年代,随着敌对阶级被宣布消灭以及新的"敌人"的出场,"人民"便有了新定义,而定义的方法则从"阶级立场"的尺度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标准,而毛泽东主席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这种转变作了最充分的说明。他在指出前面两个时期"人民"这一范畴的含义之后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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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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