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2001之后——全球体系新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3 次 更新时间:2017-01-18 2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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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城市化形态体现在大都市的扩张和特大城市的形成。联合国将特大城市定义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2015年,世界特大城市35个。东京和上海是代表,居住人口分别是3800万和3500万以上。2030年,世界特大城市将达到42个。

   (7)科技革命:从孤立创新到群体性创新。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结合,引导了第二次资讯革命,即DT 时代来临,形成新基础设施。资讯处理及时,不受空间限制。

   (8)贫富差距:从趋于缩小到重新扩大。新富人形成,依附于传统经济体系的中产阶级分裂和整体性萎缩,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正。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针对1%富人的“我们是99%”。

   (9)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从效益递增到效益衰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用了货币宽松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刺激信用膨胀。但是,刺激经济的政策效应有限,产生长期负面后果。进一步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都存在着效益递减的情况。不论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主导世界。

   (10)世界利益结构:从趋于依存到再次分化。2006年,体现中国和美国间互利互依关系“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出现。[7]不足10年,中美关系显现出日益增多的全方位利益冲突,集中反映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差异。[8]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利益差异全面显现。至于俄罗斯与欧盟、与北约、与美国的关系,与互利合作渐行渐远。中东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比人们的想象更复杂、更深刻、更持久。

  

未来五年、十年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趋势

  

   尽管人们预测的手段和工具不断进步,但是,面向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叠加效果和速度,人们的预测能力依然在减弱。所以,人们常常以“黑天鹅”的说法掩盖智慧的贫乏。但是,归纳在5~10年间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组合所形成的影响,还是可能的。

   (1)世界在“趋同”和“多元”两极中间继续摆动。在文明和经济层面观察人类历史,始终存在一个“趋同”力量。资本主义、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都属于一种“趋同化”运动。但是,人类文明中的“多元化”并不会丧失。如果“趋同化”过分,势必导致来自“多元化”抵制的所谓的“文明冲突”。最近几年的“全球化”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强势的“趋同化”损伤了世界的“多元”结构及其背后的“多元”利益。显而易见,我们未来的5~10年时间,是在全球化继续存在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区域化会全面抬头显示更大的力量。不要以为“多元化”和“区域化”就是“保护主义”。不能逆转的全球化需要多元的区域化加以平衡,这样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

   (2)“中心”“边缘”的相互转换加速。因为互联网所推动的思想、知识、资本和人才的日益加速流动,原来以经济、科技和文化,甚至政治命名的“中心”,以及先对于“中心”的“边缘”地理边界模糊化。华尔街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进入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再以哪些国家,而是以部门、以产业作为“中心”或者“边缘”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看你拥有多少中心,如何避免被边缘化。人类进入一个多维空间下的“中心”和“边缘”叠加与组合的时代。

   (3)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改观。原有支撑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结构的解构,非实体经济,或者非物质经济部门的扩张,新的产业体系的形成。网路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中的所谓“服务贸易”部分进一步增长。以“自我就业”和“多重就业”的就业模式正在替代传统的被动就业和单一就业。所以,统治世界经济多年的传统经济指标体系不得不改变,原来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会在全球放慢,且不再可能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

   (4)新兴市场国家黄金时代提前结束。2015年前后,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黄金时代转折点,伴随高速增长阶段的完结,其被掩盖的制度性问题恰恰显现。例如,“金砖四国”的巴西和俄罗斯,还有南美的委内瑞拉。世界的发展不均衡加剧。

   (5)货币形态急剧复杂化。货币体系会极度的多元化和持续的革新,以国家名义发行的法定纸币,将会在未来的十年快速消失。瑞典是没有纸币的先行者。取代法定纸币的将是主权数字货币。于是,人们财富的存在方式、经济交易方式、税收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制度运行方式,都会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数位化货币中,除了主权数字货币之外,还有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比如现在比特币(们),以及已经数千种之多的区域货币。“区块链”不仅支持主权货币改革,也会支持非主权货币的发展。当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手段全面变革,很快改造整个经济运行内在机制和外在方式。20世纪“金本位”消亡的历史,提供了参照系和想象空间。

   (6)财富存在拥有形式“蜕变”。数千年来,财富存在表现为货币和物质形态,存款、黄金、不动产等等。现在,因为货币贬值和泡沫经济,传统财富保值形式面临瓦解。加之,全球性征税的普遍实行和避税天堂缩小和消失,财富透明压力加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共用经济”和“随经济”(Ubiquinomics)的蓬勃发展,“使用不必拥有,凡事可出租”,导致财富“所有权”意义的急剧下降,与之相关的负担和压力和“幸福”感形成反比关系,而增加随时随地的“使用权”意义上升。最悲哀的是21世纪形成的富人,他们拥有财富的“幸福”感,不仅与中世纪贵族的享受财富漫长时光不可比较,也远远低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富人。

   (7)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和媒体革命产生“交叉改变”。科技革命的发生是没有异议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科学家都会精确无误地说出各自领域的近在咫尺的各种突破;教育革命,正在酝酿和积聚,因为学习方式的改变已经开始;至于自媒体革命已经成为潮流。2016年末,埃森哲推出《年度报告:2017年8大趋势,AI驱动未来》,展现的就是上述三种革命的交叉效益的主要产品,以及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9]

   (8)全球冲突模式离散化。因为国家地位、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的衰落,民主制度的危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缩小,互联网推动的组合族群的涌现,个人自我意识的强化,社会阶层界限的非稳定性,国际社会利益体系的全面解构,最终导致全球冲突模式离散化和难以控制,传统的国际“秩序”和“安全”观念难以适应于今天。地缘政治没有完结,但是加速弱化。全球大国之间的对抗与竞赛,是有规则的,但是,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例如ISIS,随机的“个人犯罪”,几乎成为对民众没有休止的危险。

   (9)经济周期延迟和经济危机常态。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启示是:经典的经济周期或者商业周期的结构不复存在,所谓的“萧条”、“复苏”和“繁荣”的节奏完全打乱。如果定义“经济危机”是低投资不足、低就业、需求不足、低增长,那么,“经济危机”正在成为常态,繁荣是稀少的和短暂的经济现象。

  

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长程因素

  

   人们在未来面前,显现更多的急躁和不安,因为他们看到了长期被认可的假设、实践和规则都面临着调整,甚至废弃。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历史,还是会找到一些持续发挥一下的因素。

   (1)“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交互作用。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知识社会”特征开始逐渐显现。[10]“知识社会”的特征包括:认知能力的开发,知识传播和知识共用,知识应用成为社会核心,知识的复杂多变的流体特性导致传统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边界正在“融化”。知识社会与提供资讯技术进步的基础的“信息社会”结合,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全面兴起。[11]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1997年,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从此,知识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局限于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的框架。伴随知识因素融入经济活动程度的持续提高,知识经济开始改变原本的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教育和研究开发是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12]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的知识经济。

   (2)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的革命性转变。1959年,波普尔(KarlRaimund Popper,1902~1994)出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of Scientific Discovery)。[13]1962年,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他们二人提出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波普尔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证伪”模式,即以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通过不断发现和改正错误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增长的过程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库恩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以“范式”概念(Paradigm)为核心,提出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断交替的过程,科学发展是渐进、量变与革命、突变的交叉作用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库恩革命”。[14]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技术历史证明了“库恩革命”的真实存在和力量:其一,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 R&D)以持续地和不断增长的规模进入到企业、大学及国家的相关机构。其二,创新(Innovation)成为了从研究开发到经济行为的核心,贯穿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其三,技术革命成为复杂系统中的核心系统,成为自我发育和蔓延到物种,正在以超越人本身控制的能力自我发育和自我膨胀。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导致市场改变和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的“创造性破坏”得以大规模和持续的显现。“颠覆定律”揭示的技术呈指数变化,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却逐渐变化的反差愈来愈严重。1950年代开发,至1970年代初所形成的“矽谷”(Silicon Valley), 作为高科技创新产业中心,吸纳全美创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的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象征。

(3)广义资本的成长、发育和扩张。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主要是指货币资本,构成与土地和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相比较土地和劳动力,货币资本具有先天的强势。因为,只要有货币资本,就可以获得土地和劳动力。反之,则不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就是货币资本的增值的机制。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狭义的资本概念正在被广义资本概念所逐渐替代。广义的资本至少包括“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教学资本”(Instructional capital) 、“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表明,虽然“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但是,垄断地位正在改变,其相对地位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资本”和“智慧资本”的地位在显著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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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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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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