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0 次 更新时间:2006-07-14 17: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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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  

  又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集聚(金祥荣、朱希伟,2002)。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是剖析“浙江模式”演变进程的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反映了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中经济环境和政策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交易费用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方式选择的影响。

  

  四、“浙江模式”的战略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观察,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区域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姚先国,1998;史晋川、钱滔,2004)。(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发展战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个五年计划与远景规划”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是指政府对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判断和确定。)当然,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有时是主动的,也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清晰和坚定的,有时也会出现含混和动摇的情形。但是,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方面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型,即:货币主义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发展战略、绿色革命战略、再分配战略和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经济及国有部门主导的发展战略)(格里芬,1992)。尽管地方政府从未选择单一的发展战略来引导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发展战略的选择常常处于变动与交替和交融的过程中,可是,从最本质的方面来判断,“浙江模式”的发展战略可以用货币主义战略来解释。货币主义战略的精髓是充分调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主动性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经济的进步。具体地说,货币主义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创造出运转完好的市场,建立起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相对价格结构,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产出和收入水平;二是为私人企业部门的成长与运行提供充分的空间,把私营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重要的推动力量(格里芬,1992)。但是,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做出了有利于顺利推进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全党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影响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发展经济可以被视为是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地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发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与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区域中,计划经济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地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人们仍在从事着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过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可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劳无益。地方政府清楚,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在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清楚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是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维持生存必需的手段,故实际上已多多少少开始逐渐地默许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的存在。一旦条件成熟,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宽容(部分地也许是无奈)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在区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宽松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计划经济的遗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相关的经济部委在不同区域中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时,在各个区域中国家有关部门投资的差异性极大,由此导致了不同区域中地方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相当地不同。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区域,地方政府就相应地很少会期望通过“跑步(部)前(钱)进”的方式来争取上级部门的投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类似于联邦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条件下,就会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路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新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重视、鼓励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地方政府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的评估及回避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权衡民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发展可能诱发的政治风险成本两者孰大孰小。在两者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带红帽子”、“股份合作制”、“挂户经营”等等)将个体私营经济“包装”成符合一定意识形态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诱发的政治风险,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行为这一经济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要必需的约束条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事实上,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

  

  五、“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至今来看仍属相当成功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必须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浙江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的进程。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换,制度变迁的新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即改革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面临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二是完成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向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用法制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来取代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的职能转变,把区域中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高效率政府。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上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中期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即发展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区域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同样面临着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起经济与自然及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二是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建立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三是完成从“强县战略”向“都市战略”的空间发展格局的转变,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来提升工业化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修订版。

  [2]史晋川、汪炜、钱滔等:《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朱家良:“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特点”,载浙江省体改委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编《改革与发展研究》1998年12月(总48期)。

  [4]方民生等:《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与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6]金祥荣、朱希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察”,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7]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8]史晋川、罗卫东主编:《浙江省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史晋川、钱滔:“制度创新与民营企业的成长”,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0]史晋川:“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1]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13]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4]钱滔:“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以Avner Greif 研究成果为代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讨论稿2003年)。

  [15]青木昌彦等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6]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中文版。

  [17]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倪吉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18]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

  

  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27)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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