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直面香港——“民主”、“自治”与政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9 次 更新时间:2016-11-10 1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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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飚  
她更像是一个一切都在随时流动的集贸市场,而不是历史沉淀成的一方水土(这可能也解释了近年来年轻一代发现香港“乡土”的兴奋)。她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接纳各色人等前来角逐,收进场费、赚茶水钱。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受约束、自主自治,而其前提是香港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性格的缺失。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以后吸引华人精英从政,一方面允许华人社会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自主,另一方面又防止这一社会自主性政治化,防止它导致和政府完全隔裂甚至对立。也即,所谓的自治,是在严格的政治关系界定(即港英政府和当地社会之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下的一种行政管理方式,而非政治意义上的自治。

   香港这一经济高度自由、政治性格缺失的特性,又为她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优势。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起飞,是和冷战格局密不可分的。由于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被西方控制的世界市场体系之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既是选择了孤立,也是被孤立),不仅为其他亚洲国家留出了巨大市场,而且使它们获得西方的支持,以优惠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而香港又有其他小龙、小虎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她几乎垄断了孤立中的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香港的自主自治不是她与世隔绝,而是正是因为多方需要这个非政治的平台和门户;其自主自治不是她自有一套政治民主,而恰恰是因为她是没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多方“不管”的自由港;其繁荣不靠内生,而由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特殊位置决定。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开放,世界格局大变。中国不一样了,香港的位置也必然不一样。香港的“非政治”,不仅在形式上不复存在,而且在实质上没有意义:冷战后的全球化世界,政治和经济互相深深嵌入,但是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政治上的死对头可能正是经济贸易上的好伙伴。在这个意义上,意欲用政治化手段来追求自主性,保持甚至恢复原来的特殊的经济地位,在逻辑上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中更不符合历史经验。

   香港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可能要考虑两点。

   第一,如何逐步克服其民主诉求的外向性。外向性最明显的“港独”思潮,其危险不在于它会导致分裂──这一可能性极小──而在于它可能扼杀香港运动中的积极因素,把社会中的积极能量导向所谓狭隘的“你我”划线问题。“港独”是直接针对大陆的,但是和这一思潮紧密相关的,是香港社会中排外和种族歧视的倾向──不仅针对大陆客,也针对各种外国人和外地人,甚至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期的经济自由主义、高频度的跨文化交往,没有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其本土政治性格的缺乏。有效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通过持久的政治辩论、社会行动而达成。如何扎实地建设本地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防止排外的地方主义,像这样的事关社会内生的问题,是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第二,香港的进一步民主化,必然是全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一部分。以自治求民主,以保持和中国其他部分的距离而发展民主,在长期是行不通的。连墙、门都不在了,怎么可能关起门来搞民主?这就意味着要认真考虑外部条件。如果香港和中国现行国家体制严重抵触,那么不管其模式如何理想,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如上所述,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的党--国家体制形成的历史没有直接关联。香港的民主派应该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的特殊历史轨迹,特别是它和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史上形成的关系。香港从19世纪晚期的发达来自于它的政治主体资格的缺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政治性格的暧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的“崛起”,则得益于其在长期革命和在冷战对美、苏孤立中而形成的鲜明政治性格,以及对于政治自主原则的坚持(如不轻易跟从西方的经济政策、习惯于用政治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充分关注彼此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只是抽象地给双方贴上“民主”或“专制”的标签,那将毫无助于沟通和建设。

   直面香港,将是中国政治格局创新的契机

   大陆也值得把香港的各种探索看作是中国政治创新的一个机会。在初始动机上,占领派的意见并非无合理性。如果把民主派的从政机会彻底堵死,那很可能适得其反,促进着他们激进化,甚至偏执化。他们只能从事抗议性政治、甚至是对抗性政治。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拉布”( filibuster,即找茬不让政府的提议通过。但是在香港由于功能界别的存在,拉布基本不可能阻止提议的通过,只能拖延时间,打消耗战)、纠缠于无聊细琐的议题、只讲纷争不讲合作,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党很难提高境界,成熟发展。如果香港能够探索出新的政治民主协商的办法来,那将对整个国家具有极大的意义。

  

领导权的变化

   在对一国两制的诸多讨论中,大部分论者关注这个构想背后的考虑,比如当时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央对香港的“充分利用、长期打算”的一贯思想、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客观影响等等。但一个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是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时邓小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构想?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一国两制可能会带来种种冲突,但他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麻烦,不应该阻碍方向性的战略判断。为什么三十年后,麻烦显得如此棘手?

   在论述一国两制的意义时,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工作三年的法学家强世功,不仅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将之和中国汉唐以来的帝国形态相联系;认为这种国家主权的多样的内在构成方式是中华民族存在的特别方式,具有“长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以世界之大、人类经验之丰富,统一主权下多样治权的形式是否是中国独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实践确实不同于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理想类型,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真正符合这一模式。在这里似乎不宜把具体实践和一般理论上的差异理解为类型的不同。与其把一国两制的构想看作是千年天朝的延续,不如首先把它理解为现实条件下的生动实践,从而考察它和历史上的主权构成的具体异同。

   从历史上看,一个统一的国家主权容纳多样次级政治主体,可能一般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它需要一个超越国家机器的主权象征,比如带有多样宗教身份的清朝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皇。现代国家的主权方式所以比较单一固化,因为现代国家没有超越国家本身的主权象征。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当代扮演了这个独特角色。这个角色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线索是其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制度建设的结合与交叉。由于前者具有颠覆性,后者具有保守性,这样的结合是独特的。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推翻执权者为基本使命,但是她发展地方苏维埃、建立根据地、形成解放区,在这些地方推行土地改革,发展经济,颁布法律法规,试验民主治理,获得丰富的治国经验。“武装割据”的战略意义,正在于把局部建设和全国革命结合在一起。局部的建设使全国革命具有持续性。如果在1949年之前是以建设支持革命,在1949年之后,是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推进建设。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是一个“执政的革命党”。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同时具有强大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治理能力,既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也超越了作为官僚体系的国家。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邓小平可以举重若轻,提出一国两制。如果在一个多党民主体制下,既有的邦联或者联邦的体制会得到维持,但是很难进行从无到有的创新,引入新的国家构成的方案。典型的专制体制一般是脆弱的,往往依靠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右派势力,比在民主体制下更难做出这类的体制创新。

   第二,它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和高度的政治自信,比如殖民主义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明进化论,清帝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天朝思想,以及1980年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都得到精英分子的真心认同,同时对大众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在解释为什么说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邓小平在1988年明确说:“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正是基于这一对未来“不需要变”的历史判断,才形成“不能变”的现实策略。也正是基于对“不需要变”的判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一国两制决不是“信口开河”。这是建立在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上的。

   高度受认可的权威和强大意识形态的结合,形成了“领导权”。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各种论说,特别是葛兰西、列宁、托洛茨基到毛泽东的关于革命运动的理论,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现代政治中的领导权应该包含三个因素。一是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展望,在宏大的历史脉络下说明政党的使命,从而使得政党摆脱一时一地的利益要求,也不被保守的政治要求(如捍卫传统信仰、捍卫民族利益)所挟持;二是要有严明的纪律、发达的组织,从而有能力发动广泛群众;三是有一个强大的干部队伍,即来自各界群众、信念坚定、以身作则的优秀分子。如毛泽东强调的,干部队伍是重中之重。领导权不仅是政治上要有正当性,理论上有说服力,而且还要有道德上的吸引力、情感上的亲密性。这是靠一个个的干部日复一日,以身作则“做”出来的。干部是党和群众的具体连接点。没有干部就没有一切;而有了干部就可以发展出政治理论和有效组织。干部的作用也把领导权和控制权区分开来。领导权总是要在创新探索中去争取,在面对不断的挑战中发展,而不是靠一套既定的体制机械地控制。领导权离不开群众路线。领导权是从实践着的“领导力”中浮现出来的权力,而控制权是要先对权力关系作界定,从固化的权力关系中得到对社会生活的主导能力。当政党对其领导权有高度自信,而机械性的控制力相对弱化的情况下,其政治想象力往往是最丰富的、创新能力最强。

   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自信,是1951年关于西藏的“十七条协议”,198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的“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和稍后对港“十二条”的提出的共同背景特征。不管是在建国初期还是“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自信是在领导一项必然得到人们支持的伟大事业。除了对香港、台湾,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权也是1950年代和1980年代少数民族政策创新的条件。

1990年代以后,一国两制构想提出时的原初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以来的经济市场化,似乎重新确立了社会共识、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但是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主义”和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重要不同。1980年代的发展是硬道理多少是一种意识形态,其 “硬”是具有实质性、说服力的硬,有精神饱满的一面;而1992年以后的发展是硬道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失语的反应、是对社会矛盾“消化”的手段,其“硬”是手段的硬、强加的硬。“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她原来的领导权的基础,即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农代表的身份,转而在形式上追求成为全民党。其控制力的增强,行政权覆盖面的扩大,与其实质领导权的下降,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2003年中国共产党强调弱势群体利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树立亲民形象。但是由于没有正面触及各种深层问题,社会不平等在此间反而加剧,出现了中央政府的道德化(如“为民请命”),而地方政府行为功利化甚至愈来愈具有掠夺性的格局。 “维稳”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法宝。2008年以来又出现一个转折。国家财富的高速扩张(体现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少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垄断式发展、地方政府对土地等稀有资源的投机式的运作),西方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带出的全世界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反思,强化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主义理论。“中国模式”、“中华文明崛起”、“道路自信、体制自信”的论述是这一变化的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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