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9 次 更新时间:2006-07-07 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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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  

  他说:“明治初期,也就是1890年有个英国人叫做LafcadioHearm ,有名的世界级作家,他来到日本以后,很惊讶,认为日本礼仪端方,LafcadioHearm 被日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所感动,加入了日本籍,改名叫‘小泉八云’。”角野周二说:“这鼓舞小泉八云的日本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是什么呢?便是‘万世一系’。什么是‘万世一系’呢?按照神的旨意,日本的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太阳神把自己的孙子派到大地,和海的女儿结了婚,生下的孩子就是神武天皇。从第一代的神武天皇到今天的明仁天皇一共是126代天皇。126代天皇代代相传,构成为‘大和魂’的核心。‘万世一系’体现出日本国家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中国三百年姓李两百年姓赵、不断改换朝代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角野周二在阐述“日本是神国”的时候,提到了“大和魂”的概念,必须提起研究者高度的注目。

  所谓“大和魂”,这是日本原来从国粹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后来到军国主义的核心精神,它至少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以“万世一系”为核心的绝对优越的国家体制;第二个层面是以《古事纪》和《万叶集》为核心的日本文化的绝对优越性;第三层面是以全国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一个大家长的绝对优越的家族体制。日本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政治上也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它幻想着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世界上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让世界像19世纪末期的英国人LafcadioHearm 那样仰望日本。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继位。历代天皇继位都要举行“大尝祭”——即祭祀“三神器”的典礼。“三神器”是一组构成统治力的文化符号,这一仪式意在沟通作为“皇祖”的太阳神与现世天皇之间的精神联系,从而确证天皇的“神谱体系”。1989年明仁天皇继位的时候,皇国史观者提出要举行“大尝祭”。当时,日本有两部分人反对,一部分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神话,不能通过神话来强化皇国观念,另一部分人是佛教势力和基督教的宗教界人士,1946年日本宪法已经破除了神道教为日本国教的说法,所以他们反对把神道教的仪式以国家权力的形式表现。但是,后来日本内阁、宫内人士和皇国主义者仍然坚持天皇的“大尝祭”,所以明仁天皇从理论上说是“半人半神”,是神的附体。

  第二个种变异观念是“亚洲解放论”的复活。“亚洲解放论”是日本发动二战的行动理论的核心,战后很长时间这个理论被民主势力压抑下去了,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则又开始复活。1985年8月15日,当时的在职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领18位大臣以内阁首相的身份也就是以公职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于靖国神社的核心是存放着远东军事法庭所处死的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它们是作为战争的象征符号存在的。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种挑衅,对远东军事法庭(虽然这个军事法庭在今天看来不完全是一个军事法庭)的判决的挑衅,从而就是挑衅人类对二战对日本的判决。十年以后,1997年首相桥本龙太郎以私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从2001年开始,现在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每一年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由日本的行政首脑主演的参拜的丑角,明目张胆地挑衅正义力量对二战对日本的判决,准备不认帐。

  日本是不是准备不认帐呢?是的,苗头已经很多了。从1985年以来,日本的内阁大臣中,总有一些人要“放言”。日本话“放言”就是胡说。有的大臣一上台就“放言”。

  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放言”:“白种人将亚洲当作殖民地,是日本给亚洲以解放。”他还说:“由于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才得以独立。”

  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放言”:“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他还说:“日本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994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放言”:“日本并不是想进行侵略战争而战斗的。”他还说:“日本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只不过半个世纪,亚洲各民族的经济就繁荣起来了。”

  1995年6月,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放言”:“‘日韩条约’中的合并,并不是殖民地化,也不是殖民地统治。”他认为关于“殖民地”和“侵略”等用语的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

  1995年8月,文部大臣岛村宣伸“放言”:“我不认为那次战争可以使用‘侵略战争’这样的词。”

  这些“放言”表达的都是“不承认侵略战争”的经典性的思想。他们狂妄地“放言”,认为亚洲是托日本的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中解放,虽然日本败了,但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了,民族复兴了。这就是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最基本的理论表述,叫做“亚洲解放论”。

  顺着历史的线索稍稍往前推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亚洲解放论”蕴含了的领土愿望,是从16世经开始产生的。在那个时候,武士集团互相争斗过程中,是有很强的领土欲望的。丰臣秀吉为16世纪武士集团的首领,他在1591年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时,就有很明确的目的,设定“此次战争目的就是直捣大明国,占领天竺。”后来,由于当时武士之间的斗争,而且明朝已经出兵朝鲜半岛,就抵制了他们的进攻。江户时代博物学的研究者佐藤信渊,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却拟订了所谓的“宇内混同密策”,讨论日本未来的出路。他提出日本要立足于“提举国力,雄肥世界”的战略。为此而拟订的战略步骤称,“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耳,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19世纪的一个博物学者,胆敢说只要七八年就可以使中国土崩瓦解,令人震惊。江户时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年代,而小小的日本就斗胆敢言令中国灭亡,这说明武士对领土的欲望在内心是极为活跃的。这种欲望到了幕府末年也就是明治开国前,集中表现在吉田松阴集团的意识中,吉田松阴起于草莽之中,主张变革,30岁就被幕府杀害。日本一直把他作为开国烈士加以纪念。而我们今天要是从领土掠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吉田松阴其实是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最早的构思者。他在幕府的监牢里成了《幽囚录》,为日本未来谋略建国方案,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的战略,称日本对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割取满洲,进军支那。当时他们已经把“满洲”即我国的东北和中国分开了。吉田松阴根深蒂固地认为要实现日本强国的目标,则必须先占领东北。现在日本有些学者总和我们辩论说“吉田松阴是一个30岁的优秀青年,被幕府杀掉了,你们竟然说他是侵略的原主,请你们把侵略二字打上括号吧。”其实吉田松阴确实是侵略的原主,他的“北割满洲,南收吕宋”的思想后来由他的学生们继承下来了。吉田松阴有37个学生参加了开国维新,得到过开国勋章,其中就有著名的伊藤博文,还有山县有朋等人。他的37个学生在明治维新中策划着他的国家计划,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意识形态层面出现了两个顽强表现日本军事和政治需求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法西斯思想魔王”北一辉,和“大东亚战争论客”大川周明。作为构成北一辉日本国家主义主要的思想支柱的核心思想,则是他认为英国是跨越世界的大富豪,俄国也是世界北部的大地主,日本以星星诸岛,成为国际上的无产者,日本岂无堂堂之名向他们开战,向他们夺取他们独占的权利吗?所以北一辉说,随着日本国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时代便可以到来。日本便可以执世界之牛耳。大川周明发挥了北一辉的理论,强调“日本更加长远的目标是把日本、支那、满洲共同化的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而实现从东南亚各部到印度,到中亚的整个领土的解放。旧欧洲必须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兴。”他有一段很有诗意的表述:“旧天国总是存在在剑影之中的,日本与欧美以性命相拼赌的决斗是历史安排为新世界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具有很大的煽动性。

  “亚洲解放论”便是由这样的一个系统发展过来。这一论说在战后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整肃,所以在年轻一代当中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而且是越来越深刻了。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最近日本有个叫做川胜平太的教授正在像明星一般地升起,还有白石隆等助威,他们创说了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称日本的文明来自海洋,与亚洲大陆无关。中国的文明至今是一个“反海洋亚洲”的“农本式文明”。川胜在1997年11月出版的《文明的海洋史观》的结尾一章,设立标题为“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作者在这一节中画了一个图,从日本列岛出发,经由朝鲜半岛、中国松辽平原、华北东侧、北京、天津、渤海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东侧、海南岛、香港,囊括黄海、东海与南海全境,东进菲律宾,南进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澳大利亚北端,他画了一个半月形,并把它称之为“丰饶的半月图”。就是美丽的日本的“平原之岛”。这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是一个及其严重的警告,引起了我们的震惊。地图和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张地图就是二战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西太平洋作战地图,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全境图。

  第三种变异观念是明显生长的“文化优越论”。日本的文明是一个混合的文明,现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在努力摆脱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他的文化大国的形态应该是“纯粹的日本文明论”。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从福泽谕吉开始提出“脱亚入欧”。也就是说虽然地理上分不开,但观念上要和中国、朝鲜告别了,虽然以前是分不开的,以后分开好了。他们还是有点现实精神的,因为承认以前是分不开的。可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是以川胜平太为核心,以及东京的一些教授,提出“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认为日本的文明是从海洋里面产生的,是不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假如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像欧洲文明以2000年的奋斗摆脱伊斯兰文明的控制一样,海洋文明是与中国文明对抗的一个脱亚的过程。这话听起来非常令人震惊,稍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历史逻辑,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伪文明史观”。首先欧洲2000年的文明怎么会是和伊斯兰斗争的文明呢?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时期在阿拉伯土地上由穆罕默德开始创立的,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欧洲已经有着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样的文明了,而在伊斯兰文明产生以后一直到16世纪,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才开始向欧洲挺进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没有超越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南欧、西欧、北欧的广大区域从来也没有与伊斯兰直接对峙过。欧洲文明史上怎么会有2000年抗争的过程呢?显然,这是利用日本国民的愚昧和无知在日本人中间制造一种神话,诱导把日本文明史变成与中国文明对抗的历史。2000年9月,白石隆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问题是如此地荒谬,而气势又是如此地尖锐。这些人要制造一种“纯粹文化日本”是不属于亚洲的理论。可见他们追求纯粹文化已经到了如此狂妄逼人、又如此无知可怜的地步了。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追随“侵略战争不认帐”而宣扬“文明独特论”,“日本海洋文明论”的最基本的目标便是致力于在日本国民中解构中国文明的力量,在中日文化关系中不仅推行“疏远感”,而且试图制造“了断论”。我以为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理论形式。

  尽管当前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有重大的逆转,但是,作为一个能动的活着的日本,它具有多层面性,对中国的和平主义还在日本相当的层面上流动。这种和平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在孜孜不倦地、精诚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如中国的受害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诉,有慰安妇的上诉和劳工的上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律师的支持,在日本有阵容强大的律师团在支持他们提出赔偿。

  第二,仍然有相当的知识分子在追查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战争责任。1998年井上清编辑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集中揭露了日本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从军慰安妇”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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