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晓晴:生活资料与人类历史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9 次 更新时间:2016-09-07 14: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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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晓晴  
从而开启了使每个人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体和所有者在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正道。当然,在现阶段生产力还未达到满足每个人全面需要的条件下,社会还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还须以个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为主要驱动力,只能按各人的劳动成果进行等量分配,并且对一切劳动及其所有等权利实行更严格的私有制及其保护制度,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积极性,这是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持续发展的,也是能够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普遍实行并不断完善的。由于分配是“按劳”的,劳动所得所有(包括收入、知识、技术等)是个人支配的权利,人们用于换取生活资料之余也可按多种方式投入再生产以获得“劳动”延伸、持续的收益。同时从实践看,由于每个人的劳动报酬统一是以货币等量价值支付的,这就不可能限定自由交换的用途;而且还由于人们之间劳动的能力及成效等差别实际是很大的,如果分配和交换只限于消费品领域,那么人们集中在享用生活资料上将形成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会导致不同阶层生活水平的贫富扩大,甚至会侵蚀民众公平享有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这样,现实可行的选择就是社会尽可能的提供广阔的市场,由竞争机制引导并激励人们的能力、收入和资源能够在确保至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扩大再生产中得到释放、积累并实现自身更大价值,使按劳分配原则既体现个人劳动及其所有的平等权利,又使这种平等权利优先并主要的体现在最终享有消费品领域。因此,由平等劳动所有权决定的建立在以生活资料私有制为主的新型的、多种形式所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是对以往剥削关系的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的辩证“否定”,但这并不剥夺而是继承和发展历史上劳动者个人已获得的所有权利,从而成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途径[10]。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衡量“劳动”的主要是以“个人天赋”能力以及经过市场交换确认的价值为标准,不能体现形成这种能力的条件、机会和在享用等方面的“平等”,因此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在现阶段这是最可能的平等,若强行“事实上的平等”,那将导致抑制动力、降低效率、惩勤奖懒的消极局面而造成实质上的更不平等,反而会延缓平等进程。人们之间利益仍然是有差别的,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也适用于矛盾运动的规律。不过,这种差别不再是阶级对立性质的差别,而是劳动能力及成效导致的生活等差别,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管控的差别。

   生活资料所有制及其分配制度所体现的人们生活状态和利益关系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及其社会自身再生产以及发展态势的现实基础,因而成为衡量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制度和形态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性的最终体现就在于比已有其它社会能够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实践检验所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在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后,所有人的劳动从此摆脱了人为等强制开始成为了自为的活动,劳动者凭借各自的能力平等的与生产资料结合成为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使得各类组织生产方式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下更加公平地进行竞争、创新、组合和优化,以更有效率地推进生产的发展,共同构建了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以平等劳动为基础的生活资料私有制及其按劳分配制度即“个人所有制”则是社会主义总体“原则”及其“导向”性的根本社会制度,它不仅是经济制度、也是包括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生态等制度设计或选择所确定和调节的人们利益等平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它要求全社会更好地保障人民并落实到具体个人的权益和基本生活需要,这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还体现在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精神褒奖等各种生活资料资源的分配和共享,更为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任何执政者和所有制的所有者、经营者等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得侵占或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形成人人遵守和维护平等的公权力,确保人民共同走向富裕,逐步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种联合体[11]的实现。否则,无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难以从根源上消除侵权、特权和剥削等占有他人应得利益的意识和行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如果不能平等地尊重和体现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等权利,也会形成权利地位等级分明、非收入生活待遇悬殊、隐性贫富差距扩大等少数人直接私占和享受公有生活资料的现象和体制,最终背离社会主义性质。若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那对前苏联在那么强大的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剧变事实就无法解释,那种认为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和形态退步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实行单一公有制国家倒应是更先进的社会。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和抉择。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时,这才表明社会主义最后完胜了资本主义,那时担心发生“颜色革命”的就该轮到资本主义国家了。

  

   四、占有、享受生活资料的差别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要害

   社会总产品或总财产分为两大类,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凭借一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出一定的生活资料的,由一定的生活资料再“生产”出一定的人(包括劳动者)及其能力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有机链环结构的生产循环系统。社会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与能力数质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守恒的常数比例关系。社会产品的增减,既是总量的,也是结构的,结构带动或制约总量的相应增长或负增长,这既是生产内在平衡关系的规定性,也是对人们发展生产力的规定性。

   人们从事生产等活动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或换取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又必须通过使用生产资料才能生产出来。人们占有生产资料既可以用于交换生活资料,也可以用作组织生产的“资本”投入生产以期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但从总体看,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交换只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并不改变它们本身各自固有的属性,即生产资料是生产性的资料,生活资料是消费性的资料,它们各自按一定的比例是不变的。当个人所拥有的财产超出满足或用于自己生活需要的财产一般都属于生产资料财产,并且只有投入到再生产才有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只有在满足社会或他人需要时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有产者阶级凭借政权、制度及个人能力占有并使用生产资料等财产,既有剥削劳动者以尽可能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一面,也有组织生产以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一面[13]。前者是为个人私利的,是侵占劳动者利益的;后者是为社会的,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前者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对立性,后者反映了阶级矛盾的统一性。体现利益对立性质及其程度的是他们占有、剥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所形成的生活水平的质的差别,即他们的财产中用于享受奢侈豪华生活的那部分财产,与此对立的则是劳动阶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用于社会再生产的那部分财产并不只是具有阶级对立的性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高度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虽然生产资料占有越来越集中,但生活资料必须得有相应数量并具有购买能力的人消费得起(单个人的消费是有限的),机器必须得有享受教育、培训等条件并具备相应知识的人来制造和使用,才能进行再生产;同时随着维权力量的增强,这就使得阶级之间日常生活水平(包括福利等)差别的总趋势逐步相对缩小,阶级矛盾逐步相对缓和。财产所有者如何支配、使用财产反映了人们利益关系所处的真实状态。所以,阶级矛盾也是对立统一关系,过程总是曲折的,而其主要趋向则是人民总体上逐步相对提高的实际生活水平。

   在人民还不具备直接组织生产能力的时期中,社会财富、特别是生产资料主要是以私人所有形式得到有效积累、集约使用和保值增值的,这是私有制“合理”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财富总以货币虚拟价值统一计量,往往混淆了其分别充当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物等价物的真实身份。财富与贫富的含义是不同的,财富不仅指人们所占有的财产,还包含了生产性的资料,贫富则一般指人们的利益关系,即主要是生活上的差距,把财富与贫富一概而论不能显示人与人之间实质性的利益关系状态。个人在占有的财富中除了用于生活之外的实际都是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并不因为不同的所有制而改变其本身固有的功能属性,即它只对生产有使用价值,对人们生活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不是人人都必须占有或需要的。俄罗斯曾试过均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革,结果民众并未得利反而加快了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生产目的导向下主要交集的在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和分配。因为在任何时间点上,生活资料总量是一定的,一部分人的过多占有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过少占有。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把大量财富用于追求享乐,过着极尽奢侈的生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形成很大的反差,这就表明贫富差距是很大的,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导致冲突而重新建立可接受的利益平衡关系。如果把大量财富用于生产,扩大就业,,减少贫穷,增加劳动收入,自己过着适度富裕的生活,这样形成并逐步缩小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这也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推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也使一部分人拥有了大量财产,但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而是得到了显著提高,实际上,非公企业员工的收入普遍高于国企,事实说明这两方面不是一定对立的,关键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如何占有和用途。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14]。因此,应该把财富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区别开来,以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对比而不是简单地以财富多少作为衡量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主要指标,这样才更准确地反映了人们之间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生存状态。否则,就只能认为人类历史一直在开倒车,资本社会远比封建社会更加的“不平等”。

   在市场竞争作用下,生产资料等资源将不断流向经营能力强、使用效率高的人(或企业)手中,只要不是垄断,对人类总体发展是有利的。而生活资料的占有和分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人们争取和维护的自身核心利益,体现了人的相互作用机制。只要民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就可避免两极分化,不然就难以防止通过直接冲突形式来调整。因此,一方面随着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占有越来越集中,这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及其效率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生活资料分配越来越均衡,这体现了生活组织化程度及其平等的趋势。两者受交换关系和主体关系不同机制为主的调节,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看似矛盾实质都朝着社会共产全民共享的方向演进并为此创造条件。这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完全能够凭借和运用更多的资源、手段和条件主动对人们占有和享受生活资料这一利益关系的要害进行调节,但缩小贫富差距不应也不需要以牺牲效率或限制非公经济发展来达到,从根本上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

  

   五、生活资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长期来,生活资料在唯物史观发展中未得到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生产力概念的定义和认识。无论是“两要素”还是“三要素”论,或是各种内涵的表述和争论,均未把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根基的生活资料列入其中[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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