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李光摩:八股四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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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李光摩  

   今夫山,草木之所聚也。而其所以观美于人者,恃有此也。乃若牛山,则有不然者矣。斧斤者往焉,既不能保其美于始,牛羊者往焉,又不能养其美于终。此其郊于大国,而求牧与刍之所便故也。是故昔之美者,此山也,今之濯濯者,亦此山也。无怪乎,人之以未尝有材者视之也。殊不知山之性能生之而不能全之,雨露之所润者无几,而人力之为害者已至。虽曰地道有敏树之机,而所存不能补其所亡,不至于濯濯不已也,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心,仁义之所管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恃有此也。凡今之人,则有不然者矣。其始也物交之攻取,而所谓良心者,则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其继也。肆情于旦昼,则所谓夜气者,将梏之又梏,以至于不能胜。此则放其心而不知求,有其端而不知充故也。是故初之具此仁义者,固若人也,今之不远于禽兽者,亦若人也。无怪乎,人以未尝有才者目之也。殊不知人之情,可以放之,而亦可以求之。人心之惟危者愈危,而道心之惟微者愈微。虽曰吾心有不死之妙,而夜之不足以胜昼,不至于禽兽不已也,吾亦且奈之何哉?(《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六)

   方苞评曰:“裁对处融炼自然,有行云流水之趣。”这两大段是排偶的,不过读起来就像古文一样平易清通,这正是所谓“古文气脉,时文声调”。

   归有光并没有显赫的科举考试记录,官位也不高,但社会影响却很大。归有光不但师法唐宋古文,更深入秦汉,探究所谓“龙门家法”,融经史于一炉,发为文章,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风气为之一变。方苞在评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说:“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二)“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正是明人以古文为时文的最好注脚。俞长城评论唐顺之、归有光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差异说:“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大气包举,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这是因为两人的修养与路子不同:“盖由一深透于史事,一兼达于经义也。”(注: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唐顺之《“三仕为令尹”六句》一文总评。)相对于钱、王,归、唐八股文的道学气息加重了,这也是后来的评论家如艾南英、吕留良和方苞等重归、唐不重钱、王的主要原因。归有光《“独乐乐与”二段》一文,俞长城评曰“思议凭空,笔意朴拙古淡,而隽味逸韵,寻绎不厌,由其熟于宋人经义,故不入王、唐熟径。”《“孟子见梁”三节》文,俞评曰“故事文却用道学语,节奏段落俱有风神。此真韩、欧、程、朱合而为一者。”(注: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五册。)从这些评语看来,归有光有意与王、唐大家区别开来,上溯秦汉,追求古拙之气;深味程朱道学,以启立言之功。

   以古文为时文的正嘉之文和成化、弘治年间所形成的八股文体有何差别?戴名世曾说:“今之论经义者有二家,曰铺叙,曰凌驾。铺叙者,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为此成化、弘治诸家之法也。凌驾者,相题之要而提挈之,参伍错综,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以为此史、汉、欧、曾之法也。”(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第93页。)正如戴名世说的,这种分法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不过,“铺叙”与“凌驾”大体可以概括出成化、弘治诸家之法和以古文为时文之不同:一是强调规范之法,一是强调参伍错综之法。以古文为时文的结果,是淡化成化、弘治年间所形成的典型的八股文体体式,另一方面,由于吸收古文的章法、技法,使八股文文体结构出现多样化。顾炎武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注:《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此说可能有点夸张(注:《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第一百八十卷经义部录万历年间的徐常吉“论文”,即详论“八比”作法。可见万历之间“八比”之法仍受到一定的重视。),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规范的八股文体被淡化甚至被淡忘的现象。

   古文与时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韩愈正是提倡古文反对时文的。明人倡导的以古文为时文何以成为可能?从应试的角度看,学习古文并不妨碍考试。当时考试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与经义,第二场则考论、诏诰表和判语,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第二场与第三场考试都与古文相关。所以,以古文为时文的学习方式倒是事半功倍的。从文体看,古文与时文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比如韩愈的古文就有与时文暗合相通之处。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评《原道》:“分明如时论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又评《原毁》:“此篇八大比,秦汉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唐宋古文在形式上形成规范,有技有法,可供学习摹拟。明代时文受古文影响,而古文亦受到时文的影响。不过,有趣的是,两者所受到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前者得到普遍接受与肯定,而后者则被贬斥批评(注:如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见《南雷文定前集》卷一,四部备要本。)。这种现象其实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美学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融合是有一定规律的,文体有古今、正变、雅俗、高下之分,在宋代以后,出现破体的通例:即以古体融入今体,以正体改造变体,以雅体提高俗体。反之则为失败。所以以诗为词胜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胜于以律为古,以古文为时文胜于以时文为古文(注: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第十九章《破体之通例》。)。

  

三 “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

   如果说以古文为时文是正嘉之文在文体形式上打破成化的定式,隆庆、万历的八股文则是在内容方面以心学和庄禅动摇了朱注绝对权威的地位。

   在此之前,经常有关于科举考试要“正文体”的呼吁,不过多数都是对于新奇怪诞文风的批评。但到了隆庆、万历时期,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自明初以来,经义的考试都是以程朱为标准的(注:《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自王阳明心学与庄禅二氏兴盛之后,程朱标准受到严厉挑战。万历三十三年礼部尚书冯琦上疏:

   士习浸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恣论为神奇,以荡弃行检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经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于圣言,取圣言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注: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正士习”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冯琦的说法自然有些夸大其辞,不过庄禅二氏思想影响科举考试,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说法,艾南英在《皇明今文待序》中感叹:“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他又指出王阳明心学在隆庆以后在科举考试中曾占据主流地位:“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注:《日知录》卷十八“举业”条引。)他所说的两执政就是指李春芳(兴化人)与徐阶(华亭人),两人都做过礼部尚书,李春芳还任过隆庆初首辅,他们都尊崇王学,“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注:《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并对于科举文风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隆庆二年(戊辰)李春芳任会试主考官,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他的程文破题为:“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顾炎武认为其程文“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注:《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这与艾南英所说的“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可以互相印证。总之,王学与庄禅之学对于制义的影响,是研究八股文史应该考虑的问题。它反映出从晚明开始,八股文的标准与八股文写作出现新的变化,使我们对于八股文的复杂性有一个新的认识——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僵硬和不变。

   思想的活跃同时也带来形式的变化。对于隆万制义,历来评价颇有差异。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谓“隆万为明文之衰”。因为“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而戴名世则说:“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隆、万两朝,此其大较也。当是时,能文之士相继而出,各自名家,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后有起者,虽一铢累黍毫发而莫之能越。”(注:《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第106页。)他还认为:“隆庆及万历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澜意度各有自然者,历数百年未之有异也。”(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第93页。)是盛是衰?不同的评价是由于对于隆万八股文的技法的不同评判所造成的。八股文发展到隆万,“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正嘉作者以义理精实,格调浑厚为宗,而隆万作者以神韵清微,清莹空明取胜,由于讲究机法灵变,也失去原先浑厚的气象。邓以赞、黄洪宪、胡友信、赵南星、汤显祖、陶望龄、董其昌、汤宾尹、吴默、邹德溥、许獬、韩敬和方应祥等人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重视技法风气与考试的要求是相关的,比如考试题目的变化对于考生应试就是一个导向。一般八股文题目是从《四书》里选取一句、数句或一节、数节话作为题目,意始较为完整,而且“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注: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不过《四书》中此类题目非常有限,由于要避免猜题与抄袭,题目愈出愈怪,至隆万则整章题、数节题和截搭题成为很平常的事情。所谓截搭题则是于经文中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割截而成的八股文题目。由于意思不够完整,有时甚至是前言不搭后语,因此在作法上与一般八股文相比,需要更高的技巧。这些特殊的出题方式,迫使读书应试者不得不磨砺技艺,更加注重照应之法,吊挽之法,补题之法,虚实正反之法。

   关于截搭题的出现,王夫之则认为主要是受到“新学横行”的影响,他说: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节,绝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章,绝去“子曰生事之以礼”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绝去“不辱君命”,皆所谓搭题也。命题如此,而求有典有则之文,其可得乎?(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

当然,截搭题并非自晚明才出现的(注:截搭题这种题目形式,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上出现甚早。朱熹在其《学校贡举私议》中即指出当时:“主司命题又新奇,出举子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在家法之不立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九云:“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离合,是甚么义理。三十年前人犹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试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三句,后遂成例。”可见在南宋时,科举考试中已出现割裂经文命题的现象。又明代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志七十一“出题禁割裂”已载天顺三年就有人批评当时“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之弊,可见明初也就有截搭题了。),正夫之“万历以前无此文字”之说并不甚准确,只是到了万历之后,风气大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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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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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4年02期第2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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