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宇:陈寅恪滞留香港前后的生活与风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16-06-06 2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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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  
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势下,有一天早上,“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好心人把她收留送还。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父亲长声叹气,流求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31]有一天深夜,他们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第二天听说日本兵找花姑娘,把邻居五个女儿都强行侮辱了。于是唐筼立即将读初中的大女儿流求、读小学的二女儿小彭的头发,削剪成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日本占领军还不时破门强入民宅,以搜查为名,掠取财物,骚扰市民。陈氏的三女儿美延放在枕头下的手电筒,被进屋的日本兵抢走[32],可见其军纪之坏。

   美延女士还记得,日本占领军最初看中他们租住房子的地理位置,要抢占做兵营,命令全体住户立即迁出。陈寅恪因早年两次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便出面与日本人交涉。由于他使用的是日本最有教养的贵族语言,日兵不知其来头怎样,便退出去了。陈美延说:“谈判交涉的结果是可以宽限搬出日期,不久这队日本兵调防他处,全楼才平安无事。这件事后,那位趾高气扬的房东对我们这家穷房客也显得客气多了。”[33]这段时间,陈氏一家同无数的香港居民一样,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为防不测之事发生,陈氏有两个月都没有脱靴睡觉。这些事使他对当亡国奴的耻辱与痛苦,有切身的体会,更加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那时的香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不敢开门,市面一派萧条,已无往日的繁华景象。陈寅恪一家同市民一样,每人每天配给十六两秤制的六两四钱(200克)粮食。由于陈氏失业在家,香港与内地的邮路不大通畅,在经济上内地的亲友接济不上,所以生活非常困苦。就是这么一点粮食,也只有靠用衣物、首饰来换取。当然就更没有钱买药给唐筼治病了。病中的唐筼为全家生存,寻找食物,操碎了心。他们经常把红薯连皮带根煮来吃,间或吃一顿半干稀的米饭,都要限量进食,连饭量不大的四、五岁女孩美延,都喊吃不饱。肉类更是难得的“奢侈品”,几个月都尝不到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鸭蛋,如获至宝,五个人分着食。陈寅恪因半饥半饱,周身乏力,常卧床不起。陈家姐妹还记得,1941年年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出推进最后来人扔下面粉就跑了,母亲只有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34]据《陈君葆日记》1944年2月19日记载,日人松荣曾说他给陈寅恪送过粮食。这就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陈寅恪拒食敌粟、不落日本人怀柔圈套,守望着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也有好心同胞,对他们十分同情,在兵荒马乱之际,雪中送炭。比如素有南国女诗人和岭南才女之称的冼玉清女士,听说陈家在生计上的窘况之后,马上请人送去40元港币和一些食物。细心的冼玉清知道,50元以上的大额票面已被禁用,在市面上50元一张的港币,往往只能换30元左右的小票,所以特地把40元港币兑换成零钞。陈寅恪虽然没有接受,但一直感激冼教授的隆情高谊。1949年陈寅恪南下岭表,与冼教授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长期共事,成为了莫逆之交。1965年8月,冼玉清教授病逝于广州,他特地在挽诗中追述了这件难忘的往事:“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35]又如“史学界二陈”中的陈垣先生之长子陈乐素(1902~1990),曾在香港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教,此时尚未逃离香港。他化装成难民,冒着极大的危险,绕道把一袋米送到陈家,解其断炊之危。当时叶恭绰亦在香港,也送过米给陈家。他在港大的同事和朋友陈君葆(1898~1982),于1942年4月21日,曾托人给他送去大米16斤,肉类罐头7罐。第二天所托之人回来对陈君葆讲了陈寅恪的近况:“据谓他已经捱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36]

   尤其可贵的是,陈寅恪胸怀仁人之心,虽身陷绝境,自己一家人还在饿肚皮,却还在考虑如何帮助饥寒交迫的同胞。1942年4月1日,他致信陈君葆,介绍以前的学生张向天,到港大图书馆谋一席职位,以解决燃眉的饭碗的问题[37]。

   香港沦陷之后,陈氏在饥饿之中,以病弱之躯,倚床认真校读宋代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册。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建炎年间,正是强敌压境、民族矛盾尖锐、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年代。战与和、忠与奸、反抗与苟安、爱国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陈寅恪尽管过去读过这12册书,但此时此地重读,自然别有一番深切的感受。他在第12册末的跋中,谈到过这种感受:“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38]在沦陷区,有不少爱国者采取不同的方式,守望自己的民族气节。如梅兰芳蓄须拒演,齐白石搁笔停画、郑振铎蛰居乡下等,表明与侵略者不合作的态度。陈氏则读书明志,从建炎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杀身成仁的爱国事迹中,吸取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

   鉴于陈寅恪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在香港“劫灰满眼看愁绝”[39]的日子里,日伪组织所派出劝降的人接踵而至。1942年春节期间,一个从前的学生,奉日伪组织之命,前来诱降,被他严词拒绝,只得灰溜溜离去。不久,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的伪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寅恪到广州、上海、南京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职,实施奴化教育。陈氏称病不能动而卧牀不起。陈璧君的代表十分凶恶地加以威逼胁迫,伪校长则摇动如簧巧舌劝诱。陈氏软硬不吃,依然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眼见诱逼无效,碰了一鼻子的灰,不得不悻悻走出陈家房门。

   与此同时,陈氏过去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和朋友钱稻孙,专门派人从北平赶来拜访,企图拉他下水。年长陈氏十三岁的钱稻孙,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钱洵做过外交官,母亲单士厘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叔父钱玄同亦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堂弟钱三强是著名物理学家,堂弟钱仲联是著名学者。钱稻孙,曾到日本、意大利留学,精通日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等,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也是北平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位名流。钱氏在北平学术界是一位活跃人物,交游甚广,是鲁迅的密友,亦与陈寅恪、陈垣、吴宓等学者有所来往。他曾得陈氏等人的推荐,兼任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平沦陷之后,钱稻孙没有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校内迁,而是留在北平落水当了文化汉奸,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对陈氏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为诱饵,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陈氏怀着“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心情,冷冷地予以拒绝。

   以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安宁,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也在打他的主意,准备出20万军票(折合40万港币),威逼他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审定宣扬日中亲善与推行奴化教育的中小学教科书,被他竭力推脱掉了。作为中国文化所凝聚之人,陈寅恪一生最看重的是人在危难时刻的名节与操守,所以在香港沦陷之时,他的身上便很自然地焕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0]的大丈夫精神。

   陈氏在沦陷后的香港度过了难熬的半年时间,虽然一家过着饥寒交迫、贫病相磨的生活。尤其是日伪组织的多次诱逼,使他心情异常苦闷;当时日本宪兵已对不肯与他们合作的旅港文化人下手。比如中国现代主义诗派主将、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香港担任《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主编,有一天去港大看望中文系马鑑教授(1883~1959),谁知出门时被日本特务盯上,随即被捕入狱。后来他在监狱里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爱国诗篇,不屈不饶地坚守民族气节——那是后话了。陈寅恪坚决拒绝与侵略者合作,随时都有被捕与被杀害的危险。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成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而陈寅恪式的爱国主义,则“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41]他视学术文化为生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仍然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没有放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工作,特别在两晋南北朝史与唐史上,用力最勤。1941年12月14日,在太平洋战争的燎天烽火中,他重新校读完《新唐书》第二遍。1942年4月13日,他又校读完《新唐书》第三遍。与此同时,他还重读了《北史》,整理了“晋书补正”等在香港大学演讲的底稿,准备在将来环境好转时再著述成书。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以及他的危急处境,不胫而走,不时传进内地。刘文典多次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42]内地的朋友如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表弟和妹夫俞大维等等都在多方设法,四处奔走,筹集经费,拟定营救的方案。终于由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筹款四万元,作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费。在这些朋友中,朱家骅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向鲜为人知。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是民国时期学坛、政坛两栖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两次留学德国,专攻地质学,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香港沦陷时,他正在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等职务任上。

   朱氏一向重视人才,颇有魄力,在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时,就将刚离开德国,尚在旅途中的傅斯年,延聘麾下。傅斯年虽在欧洲留学7年,一如陈寅恪一样,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朱家骅却委以文科学长(即现今的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重任。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朱家骅需要了解滞港的党国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家属的思想与生活动态。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披露,他几次派国民党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者去了解陈氏情况,要求他们随时向他报告,以便及时作好对策。比如1942年3月31日,国民党港澳(地下)总支部书记长高廷梓,向他报告陈氏等人的近况:“骝公钧鉴:关于中央研究院及中基会留港人员消息,二月廿四日电呈各节续有补充,陈氏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43]报告中所说的“伪方”,即日伪组织;“未赴广州”就是拒绝了日伪的拉拢威逼,没有落水去为敌人效劳。朱家骅接到这份报告后,一面将报告中的内容,于4月10日致函傅斯年,“请转知有关方面或须设法接济也。”[44]一面下达命令,布置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与陈氏联系、沟通,做好积极营救的准备工作。

   朱氏心胸不狭隘,并没有因为前年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陈氏没有投他一票而有所懈怠,或者置之不理。1942年4月22日,他通过国民党澳门地下组织,第一次发密电给陈氏:

   急,澳门。密,朱学贤兄(中央调查统计局澳门机关代号——著者注)请即密转并候取复电,下电送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先生鉴:港变以来,无时不以尊况为念,嗣闻备受艰辛,又苦不审最近寓址,且交通断绝,无从闻讯,悬系曷极。頃获泽宣兄函告尊寓,甚慰,盼即设法由广州湾返国,如能设法先至澳门或广州湾后即可与弟通讯。所需费用若干请电复,当照汇。复电即交原送电人带回代发可也。弟骝先,卯养裹。廿二。[45]

此时,陈氏的生活真正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他读完朱家骅发来的电文之后,从绝境中看到了生机,脸上愁云为之一扫,如他脱险后所说:“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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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守望:陈寅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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