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宇:陈寅恪滞留香港前后的生活与风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16-06-06 2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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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  
港大师生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陈寅恪先生莅校任教的欢迎会。

   陈寅恪不但把教书看作是自己的职业,而且也当作是终身事业,把上好课当成应尽的天职。他在香港大学上课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教学,却如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时一样认真。中央研究院拟于1941年春天在重庆召开评议员会议,他身为评议员,理所当然地应出席会议。而且他还可以利用开会的机会,在重庆会会亲友,筹借离开香港的路费,以及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这也是公私两便、一举两得的事情。但是他舍不得港大的学生,不愿因去内地开会而缺课。于是他写信给傅斯年,要求将开会这种形式,改为用信札征询各位评议委员的意见。当开会与上课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时,他宁可放弃参加会议的机会和舍弃个人私利,也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由此看来,他心中确确实实装着他的学生,真正把“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19]当作神圣的天职和人生的最大乐事。特别是在1941年8月之后,陈寅恪上课时数,由每周2课时增加到8课时。上课时间增多,从家里到港大,花在往返途中的时间也会增多,个中之辛苦自不必说了,手头正在进行着的著述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他以授课为第一工作要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近日因上课太劳,不能多看书作文,除将前作完之‘唐代政治史略’稍事增改外,复于六朝史有所论述,非俟至年暇时无时间写完”[20]。可见,他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时,是把给学生传授知识放在第一位,个人的研究放在第二位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寅恪在香港这个商品化程度极高的都市,对于教学,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不阿世媚俗的学人风骨。在教学中,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学问与本事,都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一首长达1368字的叙事诗。

   诗中假托一个被黄巢军队俘虏的妇女自述,展现了黄巢率部进军长安的某些历史生活场景。陈氏很喜欢这首诗,1928年3月,曾请俞平伯,楷书成长卷,供他雅玩、研究。在港大,他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周2课时),把自己研究这首诗十几年的心得体会,细细传授给学生。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运用考据的方法,条分缕析,对秦妇的东逃路线、黄巢军队的进军方向、各种写本中诗句文字的异同、以及韦庄为什么讳言此诗的原因等问题,讲得淋漓尽致,尽显名师讲课不凡的气度与风采,令听课的学生耳目一新。

   1940年10月23日下午,陈氏应邀用英文作了一次“武则天与佛教”的学术性公开演讲。据当年听过演讲的壶公回忆,这次演讲还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许多中外人士听说那位‘风流盖代,艳绝古今’的古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宫闱秘史和佛寺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几乎轰动港九,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所讲纯是学术性的考据,并非香艳的秘史。……结果为好奇而来的士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21]陈寅恪坚持独立思考、不曲学阿世、哗众取宠的风范,于此可见一斑。

   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吸引了港大和香港许多学习勤奋、有上进心的青年学子,金应熙和谭凯光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位。金应熙(1919~1991)毕业于香港名牌学校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取得过夺冠的优异成绩。考入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后,聪明好学,几乎年年考试成绩均为第一,深受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的赏识。陈寅恪在港大任教时,金应熙不过二十一二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此时他很崇拜陈寅恪,虚心向陈氏求教。自此,他和陈氏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20多年的恩恩怨怨。谭凯光是国民大学的毕业生,从老师颜虚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员)那里听说过陈氏的许多故事,对陈的尊敬油然而生。尤其是他认真钻研过陈氏的文章之后,更是认为:“中国史学权威不是胡适之,而是陈寅恪”。他听过陈氏所作《武曌与佛教》的学术报告,感到“宗教对于政治的作用,即所谓‘政教’者近人少有论到,陈氏作《武瞾与佛教》,下一新课题,开政治史的新创获。”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处女作,敬呈陈氏指教。陈氏认真批改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他继续搞学问,使他感动不已。[2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位上进青年不知所终。

   在贫病和劳累的交相煎熬中,陈寅恪以超凡的毅力,读书不止,笔耕不辍。香港的图书资料缺乏,他就托内地的朋友借来。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劳干、陈述(1911~1992)等人,就多次为他代借过图书。更多的时候,他就在家中潜心校读《新唐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潜心撰写新的论文和修改、补充、完善以前的未定书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完成了不朽的传世学术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创见迭出,其中所阐述、分析的唐代士大夫政治党派等问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历代其他史学著作都没有详细论述过的,书中不乏他的独特发现。同时他考证了《会真记》、《东城父老传》等唐人小说,写出一两万字的文章。除此,他扶病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增写了很有价值的一章;将在昆明自印线装本《秦妇吟校笺》寄往陈垣处,请他代为分送内地诸位友人指正;草成研究六朝史的论稿数篇,1942年返回内地之后,再陆续修改发表。最能体现他善用史料和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特色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是在此时此地写完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奉献给祖国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守望着中国文化。[page]

  

  

  

   1941年8月4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许家与陈家是世交。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曾任台湾通志局编修,与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唐筼女士祖父)和陈氏的舅父俞明震(时任台湾营务帮办),有同僚之谊。甲午战争时期,许南英又被唐景崧任命为台湾筹防局统领,曾率台南防军抗击日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得不到国内的支持,他们抗击日军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先后回到大陆。许夫人周俟松的父亲周大烈((印昆),是湖南宿儒,又是陈氏六岁入家塾时的蒙师。

   许地山亦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高扬文学为人生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他以落花生的笔名,发表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其中的《缀网劳珠》、《命命鸟》、《商人妇》、《春桃》、《空山灵语》等作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1922年8月,许地山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留学,同船的青年学生有谢冰心、吴文藻、梁实秋、顾毓琇(一樵)等日后中国文化界、文学界、工程界的名人。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获硕士学位;继而转入牛津大学,研读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与民俗学。学成归国之后,许氏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宗教史、印度哲学和人类学等课程。他和陈寅恪不但是同事,而且在京城他们还是交往密切、不时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道朋友。陈氏的弟子蒋天枢还记得,在二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和几个同学陪乃师遊西山。当他们走进大觉寺、步入正殿时,看见一个人攀援屋栋房,正在用心端详屋梁。等这人从屋梁上下来,大家一看,原来是许地山。此时许地山正在研究古建筑的内部结构及其藻井画饰的问题,所以才冒险爬上屋顶去考察。他见到陈寅恪等人,大笑不止,随即同大家一起遊西山其他地方,傍晚兴尽而归,在学苑留下一段学者之交的佳话[23]。陈氏对许地山在宗教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佩服,曾说: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24]

   把自己与许地山治宗教不属同一门径,讲得很清楚了;对许地山之宗教的成就,给予了极高之评价。陈氏一家在香港,许地山及其夫人周俟松所给予的多方面关照和帮助,都深深地铭记在他们心中,对许地山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8月21日,在香港孔圣堂举行追悼会,陈寅恪不顾炎夏酷暑赶来参加,对周俟松女士表示真切的慰问,并在灵位前献上一副亲自撰写的挽联,寄托痛失良友的悼念之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25]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研究决定,同意陈寅恪再缓一年到任,而港大原来与他所签定的聘约,又于这一年的5月到期。陈寅恪打算,若不能获得续聘,就在暑假离港,移家内地。没料到续聘的问题,远比初聘时复杂得多。

   许地山去世后所遗下的职务,由陈寅恪接任,续聘本应不成问题,谁知平地陡生风波。内地烽火燎天,香港却相对平静,自然吸引了内地几个非同凡响的大腕级学者竞聘。陈寅恪在港大任教的薪金,是由中英文化基金中支付的,能否续聘,很大程度在于掌握这笔基金的杭立武身上。据《陈君葆日记》记载,时居香港的名流叶恭绰(1881~1968)告诉他“郑振铎欲谋这位置也未始不可能。”[26]杭立武也有自己的打算,“原来想荐罗家伦”[27]到港大接任许地山的职务。所以对是否同意陈氏接受续聘一事上,他久久不表态。港大内部,包括陈君葆、马鑑等教师在内的中文系师生,都希望陈氏留下来继续任教。他们多次与校方及杭立武交涉,甚至请叶恭绰出面向杭立武疏通说项。杭立武本想对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罗富国施加影响,促成罗家伦来港大任教,谁知碰了一鼻子灰,被罗富国以“港大要的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的理由所拒绝[28]。在这种情况下,杭立武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陈君葆与马鑑、傅士德等教授一起,于8月19日上午面见校长,得到校长的同意,续聘陈寅恪为中国史教授,接上许地山所遗下的两门中国历史课程,每周共授课8小时。当陈君葆等人走出校长办公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马先生说,这样我们倒干了一件快意的事哩。我说真的‘天意欲怜才’了。”[29]这样一来,陈氏只好推迟离开香港的日期。不料,这一留,竟使得他和家人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1942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抵抗,12月25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率驻守港岛的英军投降。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夕,重庆的国民政府曾派出最后一架专机,“抢运”由蒋介石圈定的滞港政要和各界名流。经傅斯年、朱家骅等人的奔走设法,陈寅恪好不容易也列在抢运名单中。谁知孔祥熙的二女孔令伟抢先霸占机舱,不让别的人登机。陈氏与何香凝、郭沫若、茅盾、胡政之、蔡元培夫人等一批文化人,及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困在市内,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远去。被抛下的文化界、政经界以及军界知名人士,只好另想办法逃离香港。[30]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政治武装力量也在努力,如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等文化人士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及眷属、美国飞虎队和港英军战俘、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际人士约800多名。陈寅恪一家,不在其援救的行列之中。

日军占领香港、立即接管了港大,陈寅恪马上辞去在港大所任教授职务。由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断绝,一时无法返回内地,他只得在家闲居。香港在受难,陈寅恪一家也在受难。当时的香港社会秩序混乱,交通要道和路口都设置了哨卡,过往行人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行礼。日本兵随便抓人打人,动辄开枪,更是家常便饭。据陈家女儿们的辛酸回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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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守望:陈寅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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