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1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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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  
其中所谓“近代中国”,指“道、咸以下”“正值西力东渐”的中国,为顺俗开讲,实应视为其独特之中国近代史架构中(包括了“宋以下之中国”并紧接其后)之“最近期的中国”。参见钱穆:《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5页。“最近期的中国”,语出《国史大纲》,第580页:“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下文钱穆提到的“现代史上的中国”,亦当视为“最近期的中国”。又,《民族与文化》所谓“近代中国”与我们今日通行的“近代”观念很接近,可称广义的“近代”,则钱先生那自宋以降的“近代”为专义的“近代”,以本文的立场,自以后者为主,但也兼用前者,其间的语义区别,读者观乎上下文自可知之。

   [⑩]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5-28页。

   [1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7-28页。

   [1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之分期》,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笔者对这条材料的引用,参考了〔台〕戴景贤:《论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态及其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一文,文中指出 :“钱师宾四主张中国历史自有进程,因此彼以两宋为中国近代之始,不具有‘世界史’之模拟意义。”。参见《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第17页。

   [1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44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2页。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5-201页。

   [17] 我认为下述讲辞颇能传达其精神:“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这是从心术入手指示治史途径的极为精审的见地。论者或以为钱穆晚年治学颇涉虚玄,我的看法稍稍有所不同,钱先生晚年颇多发挥的是我称之为——“语录体史学”或“讲演体史学”,如在此所表现的,不啻为理学的史学化,善学者若能真正得其只言片语,即足受用,固非专执于现代专家之学或“汉学”立场所得而衡论也。

   [18] 钱穆:《国史大纲》,第889-890页。

   [1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页。

   [20] 语出钱穆:《国史大纲》,第146页。此类表述弥漫全书,他书亦多有之。

   [21] 如他说:“就中国传统思想言,士应该能负担道,代表道,即是负担代表此传统文化理想与传统文化精神者。因此由士来主持教育与政治,即是政教一致。由教育阶层来领导着政治,再由政治阶层来领导着社会,如此则社会全体将永远向此文化理想与文化精神之大目标大路程而前进,此乃中国成立‘四民社会’意义之所在。”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页。

   [2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12页。

   [23]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页。

   [24]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2、5页。

   [25] 钱穆:《国史大纲》,第631页。

   [26] 钱穆:《国史大纲》,第813页。这是全书仅有的两次使用“中国近代史”词汇表述之第一次,既然将蒙元、满清两部均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中,则参验可证《国史大纲》已经明确地将宋已降纳入“中国近代史”框架中了。第二次见钱穆:《国史大纲》,第874页。

   [27] 第四十二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第四十三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第四十五章:“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28] 钱穆:《国史大纲》,第638-640、657-658页。

   [29] 钱穆:《国史大纲》,第200页。他书之中,亦多称引之。

   [30] 钱穆:《国史大纲》,第640-641页。

   [31] 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3、223、229等页。

   [3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5页。

   [33] 钱穆:《国史大纲》,第824-825页。

   [34] 钱穆:《国史大纲》,第907-908页。

   [35] 钱穆:《国史大纲》,第665-669页。

   [36] 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98-99页。

   [37] 钱穆:《国史大纲》,第912页。

   [38] 钱穆:《国史大纲》,第903-904页。

   [3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之主旨,或当渊源于此。

   [40] 钱穆:《国史大纲》,第911-913页。

   [41] 语出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42] 钱穆:《国史大纲》,第910页。

   [43] 钱穆:《国史大纲》,第912页。

   [44]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说明》第2-3页。

   [45] 钱穆:《国史大纲》,第896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第898页。

   [47] 见《国史大纲》扉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48]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13-114页。

   [49] 他也认为“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81页,惟重要性不如儒学。

   [50]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0页。

   [51]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7-138页。

   [52] 钱穆:《国史大纲》,第860-862页。

   [53] 钱穆:《国史大纲》,第790页。

   [54] 钱穆:《国史大纲》,第794-812页。

   [5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90页。

   [56] 语出《国史大纲》,第300页。

   [57] 钱穆:《国史大纲》,第905页。

   [58] 余英时则以“士之新自觉”一辞属之“魏晋之际”的名士风流,至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就颇有可资比较之处。

   [59] 钱穆:《国史大纲》,第812页。笔者初度引述此段文字,参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60] 钱穆:《国史大纲》,第898页。

  

   (作者按:此文为本研究室《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之命题作文,限于篇幅,刊发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的,仅为原文之半,语焉不详,今录全文,以便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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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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