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1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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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  
所以革命(准确地说——民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37]从这个角度,他敏锐观察到戊戌变法的“革命”意味,及由此而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延续性:“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于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后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38]

   但民国以来的乱象(军阀割据、帝制复辟、政党纷争等等),只激起 “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等之“呼号与活动”,均为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逐步成长”——“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之必然结局。(康有为主张“速变、全变”的口号,可算标语。)[39]甚至“辛亥革命”,在钱穆看来也只不过是一场“假革命”而已。他的理由是:“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所谓“一切推翻故常”,指“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于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40]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人所独擅中国所欠缺的“民主”与“科学”为目标,但在钱穆看来,汉唐文治已臻“民主”之境,由此所孕育发展出的“考试与铨选”,尤为举世公认之善制,惜乎国人不自护惜,自戕国本,以滋纷乱,所谓“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41],此自晚清已然矣。从“政治理论”说:“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42]根据“政府领导民众”的传统观念,他不认可“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43]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批评,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从此等逻辑中去理解。不仅如此,他在回复重庆审查方面批示《国史大纲》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的质疑时说:“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燬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44]所谓“焚燬孔子庙”,早已是“打孔家店”的先声了!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近代史书写的典型事件,我不知道审查方面为什么只抓住“洪杨之乱”一词不放而轻轻放过了书中关于辛亥革命为“假革命”的论述,在政治不正确的程度上,后者似不让于前者,我想说的是,以保守中国文化为基准,乃钱穆先生最深沉最敏感的关切,是其史论之最核心精神。在“科学”方面,他也不承认人文学方面的全面落后,而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机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45]并强调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对科学输入之重要意义。行文至此,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到,他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体现的开放而自主的中外观。众所周知,对于我们认知中的中国近代史来说,除了古今之变、满汉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中外之辨(兼及:新旧之争)了。一般来说,钱穆先生会予人以“保守”的印象,其实从保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精神来说,他确是保守的,如上文所述。但绝不可理解为深闭固拒、排斥外来文化之类。事实上,他不仅拥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此种胸襟正本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以“晚清兴学”为例,他认为“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46]如此高标格的批评,明显是建立在宏阔的历史比较基础之上的,未尝不是国史之伟大开放精神通过史家笔墨的自然流露。钱穆强烈反对自以为“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之“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也强烈反对“一切诿卸于古人。”之“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论,[47] 均可以从这种地方来看,他是要人放开心胸而不是“只横切一点论之”,不过他更强调不可放弃别择的能力与自主的意识罢了。

   (三)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意识

   在钱穆看来,来作这别择工夫来担当自主责任的,中国古代赋与士,近代当属之知识分子。所以,第三,我们尤当注意于钱穆在近代史书写中体现出来的以儒学为宗之文化意识。

   让我就从他对全盘西化的质疑说起。钱穆曾非常精到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所代表之浅薄的西化:“民主是政治上的事,可是人生还有比政治更重要更高的,不能全由民主方式来解决。单有科学和民主,拼不成一个社会,生不出一套文化来。社会是该由‘人’作中心的,单就科学与民主也拼不成一个人。……不能专有科学与民主,而把人丢开了。西方宗教正是教人怎样做人的,我们要学西方,更不能把他们的宗教划掉。西方到今天也仍不能把他们的宗教划掉,而当时我们高呼西化的前辈先生们却要反宗教。既要反宗教,而仅仅接受他们的科学和民主,那样的西化,未免太浅薄了。”[48]这是用人本主义整全的社会人生观来反对片面功利的西化论,钱先生的论证逻辑是有力的,全盘西化行不通,人类社会却有共通性,同样也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与西方宗教有类似的社会功能而又别具特色甚至优长的东西是什么呢?钱穆毫不含糊地回答说,首要者为儒学。[49]他对儒学之社会作用有扼要的概括:“儒家思想之表现,往上是政治,往下就是教育。”[50]他对“儒家精神”之历史功效也有中肯的评价:“中国读书人在乡村做土豪劣绅,跑到政府做贪官污吏,在历史上亦不可胜数。可是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士的精神维持下来,这是无可否认的。”[51]就整部中国近代史来说,他最服膺和着力阐扬的是宋明理学——“新儒学”的精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清学史之汉宋之辨上所持高扬“宋学”深抑“汉学”的书写立场且不论,《国史大纲》进一步暴露满清“狭义的部族政权”在文化政策上之“私意”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宋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有“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的作为,理学大儒小程子又有“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宏论,在钱穆看来均表示着宋代士气的畅旺,前者既为乾隆所不允许,后者乾隆亦严词批驳之,而“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所以,钱穆揭露道:“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52]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完全与现实脱离”的所谓“乾嘉学术”,不啻代表了士的精神趋向之逆流或顿拙。钱穆决不追随清儒中自戴震以降而风行的关于宋明学术之“内佛外儒”、“内道外儒”类的指控,亦与时流动辄牵引西洋哲学流派比附宋明儒家迥乎不牟,而是将之溯源于范仲淹、胡瑗等“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的学风,[53]而大大发挥其“秀才教”的精神、“严正的淑世主义”等等,尤其着眼于“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的社会主持功能。所以对他们的“社会自由讲学”运动、对他们所“主持”种种“社会事业”(诸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等)反复三致意焉。[54]用《文化史导论》中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新儒家,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会,一面主张清议上干政治,……而那时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贡献,则为对于‘地方自治’之努力。”[55]如果再上比《国史大纲》对魏晉南北朝“《莊》《老》清谈”不负责任的“务于自娱”[56]之指責,下比《国史大纲》以清中叶以下佛学潮流为“思想界之空虚彷徨与不安宁”的批评,[57]则钱穆的学术宗主可以说不言而喻了。他用“士大夫的自觉”[58]这样庄严的辞句来书写宋学之勃兴,绝不是偶然的。在此,我想再引一下《国史大纲》初行若干版所无而为后来增补的话:

   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59]

   对于“宋、明理学精神”,钱先生本人无疑有深切的理解与热烈的呼应,他是非常自觉地承当这一“精神”的,所以在“最近期中国”近代史书写中常常流露出刻骨的“士”的自责,而其国史之通体书写则明彻地展现着“士”的自觉。我认为,在钱穆的国史系统中,牵引着那“一条线通贯而下”的线之线头的主角,正是——“士”。然而,这绝不仅仅只是书写的问题了,《国史大纲》论及“晚清兴学”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说: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于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当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60]

   我不知道钱先生于离乱之际赴香港办学时,胸中是否装着这几句话,但是我相信:新亚书院的创办,实在是这一“根本精神”久久累积鼓荡于胸中不吐不快地应时喷发出来的。钱先生的学术与教育事业本身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他用他的生命书写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反复詠味的。

   注释:

   [①] 今日钱书所拥有的读者群,大非往昔可比。犹忆20年前笔者方便使用的,只有业师钱逊先生所赠数种而已。今则其全集、散著不仅有众多版本,纸质、电子版等式样各异且不论,其中象《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主要著作,有心人自制之各类个性化电子文本亦层出不穷。钱先生生前著述本不求为当世知而有待于来者,由此观之,真可谓求仁而得仁矣。

   [②]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引论》第7-8页。

   [③]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④] 此点观乎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即可知。顾氏于是书下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第一章“史籍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第一节“近代史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以郑鹤声《中国近世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等名家名作为代表;第二节“通史的撰述”,则举“其中较近理想的”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张荫麟、周谷城、钱穆诸家书,以为“钱先生的书(《国史大纲》——引者按)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8页。

   [⑤]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3页。“全史”一辞,语出《国史大纲》,如:“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见《引论》第11-12页。

   [⑥]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5页。

   [⑦] 引文出于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4页。参见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

   [⑧]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⑨] 最显著者,如《民族与文化》一书所收讲义,以“一、秦以前之中国”、“二、汉唐时代之中国”、“三、宋以下之中国”、“四、近代中国及其前瞻”为序,纵论“中国历史演进大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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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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