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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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把这些地方和中国大陆笼统简化为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便具有一些洞察力,也严重掩盖了这些重要的不同。

   其实,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之间的不同一定意义上要比其相对劳动密集的共性更重要。悖论的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中国大陆真正重要的启示是其相对成功的农业合作社经验。这是杉原薰没有考虑到的方面。它们的合作社源自一个历史偶然巧合,即先由日本地方治理为农业提供现代投入的制度传统,后来在美国占领下所实施的为建立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土地改革,以及创建由农民控制的民主化农业合作社来掌控相当部分的政府支农资源和功能,这三者的结合。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为小农户提供了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服务,使他们能够避免受到像在改革期间的中国大陆那样的商业资本的榨取,借此为自身保留更多的市场收益。由此,确保了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全社会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正是由于历史偶然巧合而产生的合作社,而不仅仅是其与中国大陆的劳动密集的共性,才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今天的中国大陆的真正启示。

   是印度最近的农业革命,而不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的,才最近似于中国大陆的农业革命。首先是,印度同样因为人口压力而没有能够在现代投入初步进入时期做到农业的现代化(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之后,由于同样的消费转化以及农业结构的改组而推动了同样性质的农业现代化革命。两者在这些方面的共同点再次为我们说明,简单聚焦于市场和科技而无视人地关系资源禀赋,是不足以理解其农业历史的。

   同时,印度与中国之间鲜明的不同提醒我们,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多么重要地塑造了如今的农业革命。中国之前较高度的社会公平发展是其后来之所以能够比印度更成功、快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正如阿玛蒂亚•森已经清楚为我们说明的那样。而中国土地改革的革命传统乃是如今平分土地使用权的承包制度的历史根源,而承包制则正是中国之所以没有和印度同样简单走上资本主义化农业道路(其45%的农业劳动力已经成为无地雇工)的主要原因。中国走的主要还是小农家庭农场发展的道路。

   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由于其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迷信——一个既来自新自由主义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决策者的)错误认识,一直向大农场倾斜,小家庭农场,尤其是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农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即便是大农业企业,如今仍然多依赖与小农户签订合同或订单的方式来经营,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方式。(尤见黄宗智,2011;纳入黄宗智,2014c:第13章)

   总而言之,简单的某种“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单一的因素(如市场或技术或产权)都不足以给予我们对中国农业以及其新近的革命准确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根据历史经验证据来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包括市场、技术、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国家行为、产权制度、社会关系与城乡关系,也包括历史的偶然性,来理解中国的农业。这些因素中的不同的和错综复杂的结合与互动才能够说明以上讨论的各种农业革命间的异同。单一突出一个因素,有时候固然可能可以说明某些部分的问题,但更常见的是,会遮蔽我们的视野和混淆实际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和其历史偶然性,才能真正了解其过去和现在。学术研究最终必须连接理论概括和经验证据,才有可能使抽象概念扎根于实地,避免其成为只是脱离实际的理想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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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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