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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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1995:第4章;亦见Saith,2008)。这里的关键概念是,社会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肇因。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银行的社会发展部以及社会发展与劳动保护单位这些进步组织的指导思想。(黄宗智,2009)

   此外,麦迪森的数据还点出了中国和印度之间另一个相关的重要差别: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经济发展要比印度成功。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39美元,低于印度的619美元,主要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要在1978年便达到与印度相等的地步,中国的计划经济需要比印度经济增长得更快。根据麦迪森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在此期间增加了123%,而印度则只提高了56%。正如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1959年到1979年间,中国的GNP(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了2.7%,将近一倍于印度的1.4%(引自Drèze and Sen, 1995:67)。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在1952年到1980年间,达到年平均增长11%——根据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权威性研究(Perkins and Yusuf, 1984)。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简单认为计划经济是一无可取和完全失败的。

   至此,我们可以转入对中国和印度新时代农业革命的基本共同性的论证。上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农业革命是怎样主要由中国人食物消费的转化所推动的,以及它是怎样重构了过去的农业结构。印度的经历与中国基本相似。在1977年到1999年间,印度的人均谷物消费从192公斤减少到152公斤(在城市从147公斤减少到125公斤)。同时期,人均水果、蔬菜、奶和奶产品,以及肉食-蛋-鱼消费分别增加了553%、167%、105%和85%。(Gulati, 2006:14)

   以上已经指出,如此的变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研究者多习惯把农业革命认作要么是像古典英格兰农业革命那样,伴随某种新的投入(更多的耕畜使用)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后是机械的使用,颇为揭示性地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要么是所谓的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是主要依赖化肥和科学选种来推动的,主要体现于某些作物产出量的提高。两种革命都主要体现于某些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但是,在近三十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发展中,革命性的增长则主要是来自总产值的提高,即由于生产越来越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而不是某些作物的产量的提高。在这些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农业革命是十分相似的。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伴随其农业革命而来的农村社会变迁。印度的型式更像列宁在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论述的,农村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富农和无地雇农两极分化(Lenin, 1956[1907])。到2000年,印度的资本主义化程度要比列宁当时的俄国更高:其农业劳动力中有足足45%是无地的雇农(相比于1961年的25%),其中有一半处于贫困线下(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估算)。(Dev, 2006:17-18)

   改革期间的中国还没有呈现同样的状况。在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使用权是一村村地平均分配的,农民因此并没有简单分化为雇佣劳动的富农和被雇的无地雇农。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差距不大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只拥有使用权而不能出售其土地)。农民间收入的差别主要在于不同地区(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地区)的差别,而不在于同一村和同一地区内的差别。固然,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城镇而征用了不少(主要是城郊)土地,但看来迄今其总量大约不会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即总共约1亿亩,平均每年约300万亩)。(黄宗智,2015b:101-104,尤见第124页,尾注1)另外则是政府对龙头企业和大农场的扶持和资助,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之中。有的批判者认为,土地转让因此大规模上升,到2013年年底已经达到3.4亿亩的历年累积总数,亦即大约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Zhang, Oya and Ye, 2015:308)但是,众多的实地调查研究(见下文)显示,其中小农户之间的转让(离村打工者转让给留村的亲邻耕种)占较大的比例,绝对不仅仅是小农出让给企业、公司或大户。

   2016年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过去一般在调查几年之后发表)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更可靠的依据来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转让。目前,我们需要看到,地方政府政策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向龙头企业倾斜,但直到十多年以后的2006年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还是只有约3%的农业劳动力是全职的农业雇工(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这部分原因是,承包制仍然强韧地主宰着农村的土地分配;同时,小农场一直展示顽强的生命力,乃至于许多农业企业都采用了与小农签订合同或订单的方式来经营,而不是直接雇用全职的劳动力。

   事实上,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小农场仍然享有众多比大农场有利的条件:它们不必支付地租来使用别人的承包地;它们不用顾虑所雇用劳动力的工作激励问题,没有必要雇用管理人员;它们可以使用自家相对廉价的辅助劳动力(妇女和老人),辅之以就近从事非农打工的男劳动力在农忙季节中回家协助耕种和收割。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小农场的净收益率一般要高于大农场(黄宗智等,2012:5-9;黄宗智,2012,90-96,2015a:24-27)。小农经营的这些优点已经被众多的实地调查所证实,其中尤其扎实的是,高原关于山东聊城的蔬菜种植的研究(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153-157)、林辉煌关于湖北的棉花种植(也有养殖业)(林辉煌,2012)、陈柏峰关于皖南的脐橙种植(陈柏峰,2012)、焦长权关于湖北的烟草种植(焦长权,未刊稿)、高原关于聊城的粮食种植(高原,2014)以及张建雷、曹锦清关于皖中的粮食种植(张建雷、曹锦清,2016)的研究等。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众多的农业企业都采用了与家庭农场签订合同或订单的经营方式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型经营。

   在新农业中,例如小规模的拱棚蔬菜种植,家庭作为一个充满弹性的生产单位,特别适合其所需要的密集、频繁、不定时的劳动投入,既廉价也高效。至于小规模的种养结合农场,它能够较好地利用“范围经济”效益(即结合两种或更多的互补生产活动,而不是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而不像大农场那样依赖工厂生产的饲料。

   即便是在“旧”的“大田农业”(谷物、棉花、油菜籽)中,小农场的生命力也可以见于其在最近15年中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耕-播-收,以及其使用除草剂来节省除草劳动力的经营方式。一旦其打工所得的“机会成本”超过其购买机器耕-播-收的成本,这些小农场便较普遍地购买机械服务(和使用节省劳动力的除草剂)。如今,机械服务已经相当普及于各地的农村(黄宗智、高原,2013;亦见黄宗智,2014c:第8章)。由于上述的多重原因,今天绝大部分的耕地仍然主要是由小农家庭农场来耕种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因为中国农业较少使用农业雇工,其全人口的贫困率要远低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印度在2005年有足足4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被定义为1.25美元一天),其中不只一半是农业雇工(Dev,2006:19)。与此不同,中国只有15.9%的人口生活在此贫困线下。(World Bank, 2008)

   固然,此间差别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更快速的国民经济发展:根据表5中麦迪森的估量,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印度不只一倍。其更快速的发展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无疑放大了新农业革命的作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到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因素,即中国集体化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其后来能够比印度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今天的社会结构仍然和印度主要是(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型农业十分不同。其中的关键显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地革命传统,如果没有那样的制度背景,实施均分土地使用权的承包制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中国农业今天为什么仍然主要是小家庭农业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我们这些十分关心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越来越)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以及对政府错误地向大农场倾斜的批评者,也需要认识到此点基本实际。

   对笔者来说,中国农业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未确定的问题,仍然具有不同的可能,而不是已经完全或者无可挽回地是“资本主义”的。近年来,政府确实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导而错误地向龙头企业倾斜,而其之所以盲目相信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业的“产业化”的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只需回顾过去的大型集体农业的错误)。(黄宗智,2015a,2014e;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但是,即便如此,政府迄今仍然没有显示要终结或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迹象,而它正是中国与印度间的不同的关键。

   那些坚持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我们只能怀疑其要提倡的是否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但这是一个中国人民绝对经受不起的选择。在我看来,如今需要的是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改革——譬如,积极扶持小农而不是大公司和大户,组织合作社来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服务,让他们能保留更多的市场收益,借此来处理如今非常巨大和紧急的社会不公问题,也借此来扩大内需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

  

五、结论

  

   本文借助较宽阔的历史和比较视野来总结中国新近的农业革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农业革命之所以一直被延迟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因为其特别沉重的人地压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早已排除了种养结合的混合经济,也排除了像18世纪英格兰那样借助使用更多的畜力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如此的制约使农业生产长期与手工副业生产紧密缠结,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农户的生计,因此也排除了18世纪英格兰那样的原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在生存边缘的农民没有可能购买更多的城镇产品而推动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螺旋式上升的城乡贸易。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代投入初步进入中国农业,但其收益基本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蚕食掉。真正现代化(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的农业革命因此一直延迟到1980年—2010年间,而它主要源于农业外的经济发展所推动的食物消费转化,由此而改组了中国的农业结构,把其推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肉-禽-鱼、高档蔬菜和水果、蛋奶)生产。这一切也同时得助于其与(由于生育控制而导致的)生育率的下降以及非农就业的扩增的交汇。同时,新型的高值农业既是资本密集也是劳动密集的农业,由此吸纳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并提高了农业的收入。

   换言之,中国的农业历史不可仅凭市场因素,或技术投入因素,甚或两者一起而排除了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因素来理解,像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从那些因素和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两者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而不是单独依赖某一方面(而且,新型的农业革命的来临虽然与市场紧密相关,但其实质内容是舒尔茨视野之外的消费革命)。

中国的农业历史也不能简单从杉原薰那样的“劳动密集型”“东亚模式”来理解。与中国不同,日本人口在1700年之后没有像中国那样大幅增长,而其后,在1880年—1950年现代投入来临期间,其农业人口基本稳定不变,因此能够显著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由此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至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较早得助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地方治理体系为农业所提供的现代投入,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开始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上升的演变,由此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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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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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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