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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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一)与英格兰的农业革命的不同

   笔者在已经发表的农业三卷本中,集中探讨了中国明清以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变迁(黄宗智,2014a[1986,2000,2004,2009],2014b[1992,2000,2006],2014c),并把其与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根据相关的大量二手研究)作出详细的比较(黄宗智,2002;亦见黄宗智,2014c:第2章, 25-55)。这里仅仅简单总结其最主要的内容,并只注明一些最主要的文献和资料。

   首先,我们要说明前现代中国和英格兰的农业在结构上的根本性差别。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化的体系,达到基本排除了动物养殖的地步(这是因为,依赖生产牛肉、牛奶和乳酪来支撑同样多的人口需要六七倍于谷物所用的土地——Buck,1937a:12)。而18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基本特征则是结合种植和养殖的混合型农业。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其农场平均面积是125英亩(750华亩),而中国的则只是1.25英亩(7.5华亩)。(黄宗智,2002)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世纪前后的变迁主要是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如从水稻种植转入棉花种植,后者每亩需工(包括纺织)总量是前者的十八倍,但所带来的收益则远远不到此比例;或从水稻转入蚕桑-缫丝生产,每亩需工约九倍,其收益则才约三四倍。那样的变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进一步的商品化,但其代价是单位劳动力报酬的递减——笔者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黄宗智,2014b[1992,2000,2006])

   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中的变迁则十分不同。在那个世纪之中,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畜力(以及畜肥来恢复地力),这是得益于圈地运动(之前牲畜是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不可能与种植业相结合)以及伴之而来的诺福克耕作制度,即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的轮作体系,小麦和大麦供人食,芜菁和三叶草供畜食。结果是农业产出以及劳均产出的成倍增长,以至于18世纪末,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足以能为其余的三分之二人口提供充分的食物。这是众多学者已经证明的事实。(例见Wrigley,1985; Jones,1981; Allen,1992; Overton,1996; 亦见黄宗智,2002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其它相关的演变:释放了非农生产的劳动力,先是进入城镇的手工业生产(“原始工业化”),而后是工业制造业。同时,农业收入的提高和非农就业的收入推动了消费上的显著变迁(可以称作为“消费革命”),一如德弗雷斯(Jan de Vries)(关于荷兰的研究)、韦泽希尔(Lorna Weatherhill)(关于英格兰根据遗嘱认证记录的研究)等所论证的那样(De Vries,1993; Weatherhill,1993)。城镇在西北欧的发展(“早期城镇化”——De Vries,1984)则推进了城乡贸易,其中(亚当•斯密所谓的)农村的“粗糙产品”(rude products)与城镇的“制造品”(manufactures)进行双向的贸易,进而更成为国际间的贸易,伴之而来的则是日益扩增的社会分工、竞争、“资本”和“繁荣”(prosperity),一如亚当•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那样。(Smith,1976[1776]:尤见384-397)

   更有进者,城镇的原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因此促使青年人可以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来获得经济独立的能力,由此促使更早和更高比例的婚嫁(结婚率),一如莱文(David Levine)、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等所论证的那样(Levine,1977; Schofield,1994)。此外,英格兰煤炭业的较早发展及其科技的进步也是其后来工业化的重要前置条件。而且,英格兰也获益于不列颠殖民地的资源。这些因素的交汇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来临。(Wrigley, 1988; 黄宗智,2002;亦见黄宗智,2014c:第2章)

   这些演变都没有在长江三角洲发生。当地手工业生产仍然和农耕紧密缠结,各自为农户提供了其一部分的生计,不能单独维持农户全家的生计。几个世纪以来,棉花、纱、布生产的结合一直是小农农场不可拆分的“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20世纪机器纺纱的来临会把其拆开,但农村的织布业仍然维持了顽强的生命力)。蚕丝业基本一样,仅略有不同:植桑、养蚕和缫丝同样紧密结合(而丝织则由于其更高的技术要求以及丝织机的较高成本而成为脱离农家的城镇生产,是一项可以维持一家生计的生产)。即便如此,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缠结是和英格兰的原始工业化十分不同的。它强韧地一直维持到1949年之后,被称作“农业”主业的手工“副业”生产(诸如草绳、草篮、草帽、织布、针织、散养一两头猪等),即使不在一家一户中结合进行,也仍然在集体化的一村一村中结合进行——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农村工业化方才逐渐消失。即便如此,家庭作为一个分工的经济单位(半工半耕)今天仍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仍然展示了不同于现代西方高度个人化的型式。(黄宗智,2011;亦见黄宗智,2014b,2002)

   一个关键的因素当然是中国特别沉重的人地压力。这不是一个可以仅凭理论建构来排除的因素(例如,Schultz, 1964)——我已在另文中集中分别讨论了此点(黄宗智,2014c:第9章;亦见黄宗智,2008)。这里只简单指出,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凭借的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先设定市场机制的运作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后争论,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过剩的劳动力,而他对过剩劳动力的定义则是零报酬的劳动。这其实是个稻草人,因为实际上,人口压力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一如“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的概念那样。显然,即便是在极高度的人口压力下,大多数人是不会为零报酬而劳动的,但这并不能抹掉上述中国和英格兰在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别。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人口的压力和市场的运作之间不是像舒尔茨认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如果有了市场机制的运作,便不可能会有人口压力),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国更沉重的人多地少资源禀赋意味着农业与手工业更强韧的相互结合、相互依赖,像一双拐杖那样一起来维持小农家庭的生计,而英格兰的相对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则比较容易让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就像其在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而相对更多的人均土地资源禀赋与诺福克耕作制度的结合,则意味着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加上新型的在城镇的就业,更意味着多得多的城乡物品交换和贸易(亦即更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那就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城乡贸易主要呈现为单向的物品流通,主要是经过地租来获取的农产品(即“榨取型的商品化”)以及通过内卷化生产(棉花、纱、布和蚕桑-缫丝的劳均报酬递减)来推动的商品化(即“内卷型的商品化”,是以边际劳动递减为代价的亩均产出的提高),而不是由营利型企业性的农业所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2014b:第5、6章)

   由榨取和内卷推动的商品化,而不是由营利型农场所推动的商品化,使农民仍然处于生存边缘,故而严重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因为农民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城镇的产品。我们有关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农民所购买的商品的详细(满铁)实地调查资料:迟至20世纪30年代,两地农民所购买的城镇现代产品仅限于火柴和煤油,以及少量的棉布(棉布占其购买物品花费总金额的6.1%),所购买的传统城镇产品则限于盐、糖、酱油、食用油和少量的烟草(4.9%)、茶(3.3%)和酒(4.8%)。更贫穷的华北农村则根本不见烟草和茶,其所购买的酒在家计中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8%)。农民的市场交易主要只在于农民之间的以棉布换粮食或相反。(黄宗智,2014b:表6.1、6.2、6.3、6.4)这和德弗雷斯和韦泽希尔的研究所突出的18世纪的荷兰与英格兰农民所购买的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大橡木柜子、陶器、台布、银器等十分不同。(De Vries, 1993; Weatherhill, 1993)

   简单概括,中国前现代(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贸易,和斯密所概括的双向、螺旋式上升的城乡(乃至于国际)贸易截然不同。把两者混淆,采用近年来有些学者惯常使用的含糊不清的所谓“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例见Pomeranz, 2000:17,和其它各处)概念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源自因为没有认真阅读斯密的原作,而简单想象一种全能和普世的市场动力,以为其必然存在于所有市场化的前现代经济体中,因而完全无视资源禀赋、市场结构、生产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等其它与市场相互作用的因素。

   (二)与“东亚模式”的不同

   至于东亚,杉原薰(Sugihara Kaoru)争论,它的经济模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源与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十分不同。(Sugihara, 2003)这固然是一个含有一定正确内容和吸引力的论点,因为东亚国家的农业显然确实比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化程度高得多。笔者也曾论证,东亚农业现代化的型式是“小而精”的家庭农场农业,与美国和西欧(虽然没有美国那么粗放)的“大而粗”农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较多依赖提高地力的化肥和(科学)良种,后者则更多依赖提高人力的拖拉机。(黄宗智,2014e;亦见黄宗智,2014c:附录,425-464)

   但我们不该让这些共同点掩盖了其间非常重要的不同。正如汉利(Susan Hanley)与山村(Kōzō Yamamura)根据日本的“宗門改帳”(可以和西方人口史研究所使用的教会记录同样,为人们提供可以赖以“重构”一个社区的人口历史)的研究论证,日本的人口在德川时代后期的150年中所增无几,和18世纪的中国很不一样。(Hanley and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年到1950年间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过程中,务农人口基本稳定不变(Hayami, Ruttan and Southworth, 1979:11-12),因此,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完全呈现为农业劳均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与此不同,中国在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农业产出虽然每年增长了2.3%,但人口也增加了2.0%(而劳动投入则增加了更多)。结果是,农村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农业收入也基本没有增加。因此,中国的农业再一次呈现了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劳动密集化。它通过集体化而组织人们(包括妇女)每年工作更多天,投入更多的劳动,推动了更高的复种指数和在每一茬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如果按照每个工作日的收入来计算,实际上是没有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Perkins and Yusuf,1984; 黄宗智,2014b:第11章)

   这一切是和工业经济中每年11%的增长率并行的。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也可以称作工业发展与农业内卷并行的)局面(“发展”在这里的定义再次不仅是产出的增长,更是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这是和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十分不同的状态。(Perkins and Yusuf, 1984: 第4章,第6章;黄宗智,2014b)

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具体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它主要不是节省了劳动力(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使一年种三茬作物成为可能(从单季稻 + 小麦转为早稻 + 晚稻 + 小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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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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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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