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语境建模三大进路之哲学预设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6-03-25 0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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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  
当且仅当其在每个可能世界中为真”)相互平行,卡普兰也认为一个LD语句为必然真的充分必然条件是:它在任何一个LD结构中都为真。不过,也正如前面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一个LD结构应当包含比模态逻辑学家眼中的“可能世界”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而言,任何的这样一个结构包含一个可能世界集合(简称为“集合W”)、一个语境集合(简称为“集合C”)、一个时刻点集合(简称为“集合T”),以及一个由作为说话者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简称为“集合U”)。每一个LD结构同时也包含了一个解释性函数,以便将相关的内涵指派给形式语言中的每一个谓词或者个体常项。从这个角度看,LD结构无非是传统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结构的某种拓展版本。

      不过,卡式的刻画也暴露出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对于索引词的函数结构所带的变元数量以及性质的界定,其背后的哲学辩护是什么?具体而言,在可能的变元数量或许非常大的前提下,为何我们要对“w”、“t”、“p”和“a”这几个参数情有独钟?对于这个问题,刘易斯(David Lewis)在《索引词,语境和内容》④中给出了一个解答:我们不妨将一个语境中的“可迁移”(shiftable)特征当作索引词的坐标参数,并由此忽略掉其余的特征。所谓“一个语境中的可迁移特征”的释义如下:如果一个语境中某个特定句例的主干部分的真,取决于另外一个语境中同一个句例的主干部分的真的话,那么,后一个语境所不同于前一个语境之处,就向我们指示了前一个语境中的“可迁移特征”。譬如,假设语境甲在时间方面的特征赋值是“现在”,并设在语境甲中有句例“世界上曾经有恐龙”,那么,这个句例便可以分析为时间修饰部分“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和句子主干“世界上有恐龙”的结合。该主干是否为真,当然取决于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过恐龙,也就是“世界上有恐龙”这句话是否在“现在”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为真。而在使得“世界上有恐龙”这话为真的语境中,原先句例中在时间方面的特征赋值“现在”则明显已被“移动”了——因此,我们就可以将“现在”视为前一个语境中的“可迁移特征”。换言之,时间因素也就作为一个“可迁移特征”而成为刘易斯心目中的索引词函数结构所必须加以表征的一类变元。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他还指出“可能世界”、“地点”等参数也是这样的“可迁移性特征”,并最终通过这种方式基本完成了对于卡普兰所给出的索引词函数刻画方式的辩护。在此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鉴别一个特征是否是“可迁移特征”的标准,乃在于该特征在被移走的情况下,一个语句的真能否依赖于另一个语句的真——而这样的评判标准显然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当下语境所讨论的事项吸引到了一个外部语境上去。而这也正是以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根底的语境刻画方案所共同具有的一个哲学特征,即对于当下语境之外的某些外部对象——无论是别的可能世界或语境,还是在这些可能世界或语境中某些事态的成立——的本体论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的刻画思路在哲学也都承诺了某种版本的“语义学外部主义”(semantic externalism)。

      这样的建模思路当然会导致对于处理语境的智能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的忽视——而在常识看来,这样的心理因素(如认知能动者之所知与所欲),也往往构成了通常所说的“语境”的一部分。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何我们一定要像卡普兰、刘易斯等人所建议的那样,去割舍语境的主观面相,而仅仅聚焦于其客观面相呢?刘易斯本人的解释是:语境的主观面相实在过于丰富和个人化,而难以被一种统一的语境刻画方案所把握⑤。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有力的辩护,因为这个辩护就无异于是说什么“之所以不在黑暗中寻找遗失的钥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路灯的光线照不到那里”。倘若语境刻画的关键点恰恰就在于这个遗落于黑暗之中的语境的主观面相,事情又当如何呢?

      而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够表明,语境的主观面相的确在智能体对于语境信息的处理过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⑥假设张三晚上有事情需要处理,计划干个通宵。但他在下午遇到了李四,并受到后者的邀请去喝下午茶。李四问张三:“你要茶还是咖啡?”张三则随口回答:“咖啡这玩意能够让我脑子兴奋”。很显然,张三的意思是想喝咖啡,因为他需要兴奋的大脑来完成晚上的工作。而李四则完全可能将这话解读为相反的意思——比如,张三不需要喝咖啡——因为他根据常识推断,晚上人们一般是需要睡觉的,而大脑太兴奋显然对睡眠无益。在这里,两个人不同的预设显然导致了对于相同语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而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显然又具有完全不同的语义内容。不难看出,预设也好,解释也好,都是发生在认知主体头脑里的主观性事件,而无法通过卡普拉和刘易斯的方法来加以客观化的把握。也就是说,卡普兰和刘易斯的带有浓郁外在主义气息的刻画思路,恐怕是无法对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语境”所具有的丰富性的。

      二、作为常识整编方案的语境建模方式

      在美国人工智能界的元老级人物麦卡锡(John McCarthy)看来,语境建模工作若要照顾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语境”,就必须对相关的常识进行记录和整编,然后再输入计算机,以便让计算机也能够像人那样在不同的语境中持有不同的信念。不过,这个想法虽然在直观上很容易被理解,但细究下来也还是有问题的:任何落实为可执行程序的常识整编方案,都可能会在异常丰富的常识内容面前显示出自身的贫乏性,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整编者们会不会便难免最终陷入“以有涯追无涯”的窘境。面对这个问题,编程者又将何去何从?

      对于此问,麦卡锡的解答便是:我们只需要对常识进行近似化的概括就够了,而不必抱着那种“常识表征必须无限接近于常识自身”的偏执想法。下面就是一个相关的实例。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东西是不会飞的,除非它在某个方面有点反常(比如长着翅膀)。若我们用“ ”表示全称量词(即“所有”或“每一个”),用“ ”表示否定,用“ab”表示“反常”,用“aspect1”表示“方面1”(譬如“是否有翼”这个方面),用“flies”表示“飞翔”(第三人称单数),表示那么这一条常识就可以被刻画如下⑦(相关的例子来自McCarthy 1986):

      1. . ab aspect1x→ flies x

      读者或许会问:本文所关心的语境刻画问题,究竟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公式中得到了体现?实际上语境因素已经在上面的刻画中得到了隐含的预设。此预设即:除了“方面1”之外,事物的所有的其他方面都不在系统的兴趣范围之内。换言之,使得上式得以成立的语境也就是“当下问题求解任务仅与‘方面1’相关的语境”。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一般化的语境,并完全可能随着推理系统之兴趣的改变而得到具体化。不过,依据麦卡锡的系统设计原则,只要没有新的知识输入来改变系统的聚焦点,现有一般语境的“惯性作用”就会阻止系统“不由自主地”去考虑别的因素。这个工作原则也可以被表达为“将反常性加以最小化”(minimizing abnormality)——也就是说,系统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假设日常对象的正常程度——除非有额外的证据表明其在某个方面的反常。这整个刻画方案,也在人工智能文献中被称为“制限方法”(circumscription method)。

      但需要注意的是,制限方法虽然暂时回避了对于语境因素的明述表征,但在“跨语境推理”中,这种回避却往往是不可行的(这里所说的“跨语境推理”可以为理解为“从语境甲的断言中推出语境乙的另一个断言的活动”)——因为跨语境推理往往需要至少一方语境的某些因素被明述,以便为推理自身的有效性提供根据。麦卡锡及其弟子们的相关解决方案则是“将语境自身加以对象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和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卡普兰-刘易斯方案不同,在他们的方案中,语境本身不是被作为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外部状态而被处理的。毋宁说,它们是认知主体内部认知状态的一种要素配置场域(只不过这些场域需要在技术上被一一加以编号和分层)。具体而言,为了夯实这个“将语境对象化”的基本想法,麦卡锡(以及其弟子古哈[Ramanathan V. Guha])引入了下述表达方式⑧(McCarthy 1993):

      c′:ist(c,p)

      其直观含义是:命题p在语境c中是真的——而这一点本身则需要在一个比语境c更为宽泛的语境(c′)中得到了断言(再提醒一次:无论是语境c还是语境c′,都处在主体的知识范围之内,而非对于世界自身的划界的结果)。下面乃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实例:

      c0:ist(context-of(“Sherlock Holmcs stories”),“Holmes is a detective”)

      (读作:“福尔摩斯是一位侦探”这一点在“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这个语境中是真的,而这整个断言又在“c0”这个外部语境中为真。)

      不难设想,若换一个语境(如历史研究的语境),“福尔摩斯是一位侦探”这一点就不会成真了。换言之,只有在和一个特定的语境相互捆绑时,一个断言才能够具有真值,而同一个断言会在和不同的特定语境相互捆绑时,亦会获取不同的真值。

      有了上述基本刻画之后,麦卡锡和古哈便开始着手处理跨语境推理的问题。在引入相关的具体形式刻画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直观性描述是怎样的。

      麦卡锡和古哈将语境之间的最重要关系界定为“提升关系”(lifting relations)。其相关解说如下:

      若陈述“Φ”和“Φ β”各自所依赖的语境都不同,程序本身是无法将它们简单地连接在一起以便得到推论“β”的。在将两个具有不同语境依赖关系的陈述捆绑在一起之前,程序需要对二者的语境依赖关系作出调合。这种相对化的“祛语境操作”(decontextualization),需要我们运用一系列被称作为“提升公式”(lifting formulae)的公理。⑨

      上述引文对于“提升关系”的描述,或许会让人联想其刘易斯在处理跨语境推理时对于“可迁移性”特征的强调(请参看上章介绍)。二者之间的类似处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麦卡锡和古哈也好,刘易斯也好,都希望两个不同的判断所各自具有的不同的语境依赖关系,可以在一个形式系统中被加以统一。但和刘易斯不同的是,麦卡锡和古哈并不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乃在于对语境中少数被特别遴选出来的外部因素(如时间、空间、可能世界)的提取,而在于对于大量具体的“提升公式”的刻画。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些提升公式来源于程序员对于人类常识见解的抽象,并且其表征也会牵涉到被提升的命题的具体语义内容。以下就是关于“提升公式”的两个实例⑩:

      

      (读作:对于任何两个语境来说,只要其中一者包含于另一者,且任一事件在较小的语境中成立,且在“方面1”这两个语境和该事件都不是反常的,那么该事件也在较大的语境中成立。)

   示例:设“诺曼底战役”这个语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语境的一部分,而“战士需要佩戴钢盔”这一点则在“诺曼底战役”这个语境中为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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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第17~2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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