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雄 黄婷: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立法缺陷及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 次 更新时间:2016-03-10 14: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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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雄   黄婷  
如前所述,这些国家或地区将其作为诉状登记制的配套措施,当事人的起诉经法院立案登记后,只有法院经审查确认完全具备了实体判决要件,才会对原告的请求是否有理由(是否合法或合理)作出判决,即对行政争议作出判决。如在德国,实体判决要件[21]分为一般实体判决要件和特殊实体判决要件,前者适用于一切诉讼类型,而后者为某一诉讼类型所特有。其中,一般实体判决要件包括行政诉讼的开启要件和诉的适法性要件。前者包括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涉及受案范围问题、级别和地域管辖等问题;后者包括当事人能力、起诉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否具有一般权利保护必要。其中“起诉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包括一般性要求、所提之诉是否受其他诉讼拘束、同一案件中是否有已具既判力的裁判、当事人是否曾放弃诉讼权利等。“是否具有一般权利保护必要”涉及“无效率的法律保护”、“无用的法律保护”、“恶意之禁止”、“不适时的法律保护”、“程序失权”与“法律保护之抛弃”等情形。[22]

   我国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补充规定,构建实体判决要件制度,明确审判庭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审判前,应当对起诉条件和其它实体判决要件进行先行审查;并明确:原告的起诉不具备上述条件和要件的,法官可以不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直接驳回起诉;已经进入诉讼请求实体审查的,停止审查,迳行驳回起诉。可喜的是,《新若干解释》第3条对这一制度作出了部分回应,该条规定:对已经立案的行政案件,承审法官如果发现案件存在“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等10种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对审查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今后有必要将这一条款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后上升为立法,以弥补立法之缺漏。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司法与行政互动的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15BFX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项目编号:13&ZD032)阶段性成果。

   [1]参见夏敏:《“立案登记制”能否穿越现实屏障》,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1期;廖永安:《“立案登记制降低起诉门槛,旨在保护诉权”——质疑与回应》,载2007年6月5日《人民法院报》第 A005版。

   [2]宋旺兴:《论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3]英国的情况参见[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534页。

   [4]英国的情况参见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751页;美国的情况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667页。

   [5]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184—197、382—386页。

   [6]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46页。

   [7]参见[英]L?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法国行政法》,高秦伟、王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页。

   [8]参见姜启波:《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载2005年9月21日《人民法院报》第 B01版。

   [9]见姜启波:《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载2005年9月21日《人民法院报》第 B01版。

   [10]杨翔等:《落实立案登记制,保障当事人诉权——湖南高院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立案登记制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载2015年7月2日《人民法院报》第8版。

   [11]这一条是《意见》新增加的规定。

   [12]最高人民法院:《解决“立案难”的关键性举措——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答记者问》,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4/id/158508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19日)。

   [13]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14]杨翔等:《落实立案登记制,保障当事人诉权——湖南高院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立案登记制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载2015年7月2日《人民法院报》第8版。

   [15]最新的、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例证是刘罗夏诉随州市国土局交易市场行政不作为案,参见林靖:《律师带着公证员去立案》,载2015年2月4日《北京晚报》第38版。本案中因为当事人花钱对立案过程进行了公证、且投诉到了省高级法院,最终得以立案。

   [16]当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是否具备某些诉讼要件到实体审查环节才被发现,这时,法官将停止进一步的实体审查,直接作出驳回起诉判决。

   [17]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18]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赵大光庭长在2015年1月23日的湖南省行政审判业务培训班上指出: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即相对性、直接性、现实性。这一标准相对来说较为严格,尤其是直接性要求明显限缩了“利害关系”范围。这一标准作为立案后审判庭法官审查原告资格的标准是恰当的,但如果作为立案庭法官立案环节的审查标准则过于严格。

   [19]参见罗重海、张坤世:《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之检讨与重构》,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

   [20]《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第2款仅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该规定并未明确赋予上级法院司法处分权。《法官法》第21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法官行为规范》第91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导、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对本规范的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和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规范的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8条规定:“法官违反本规定,……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由监察部门办理”。根据这些条文及其他法律规范,我们认为,按原有法律,对法官的考核和惩戒主要由其所在法院负责,无法推导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领导和法官的司法处分权。因此,2014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所设定的司法处分权是个例外,开了先河。

   [21]有学者翻译为“实质裁判条件”,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37页。

   [22]参见黄先雄:《实体判决要件与行诉受案范围规定之反思——从相关司法解释说开去》,载《中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另参见彭凤至:《德国行政诉讼制度及诉讼实务之研究》,台湾“行政法院”1998年印行,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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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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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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