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旭明:罗马法中的“权利”抑或“应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20: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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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旭明  
由此可知,其中不存在同时使用无体物和权利概念来建构体系的问题。既然无体物概念存在于罗马法中为学界毫无疑义地承认,那么不存在的就该是权利概念了。

   第三,基于对罗马法原始文献的文本分析,可以认为“Ius”并非权利概念。与我国法学界在这一方面甚少作为不同的是,不少西方学者进行了这一工作,我们先来对他们的典型观点加以介绍和评论。

   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莱(Michel Villey)就乌尔比安关于正义的著名定义作了分析:

   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 ius 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25]

   对此,维莱指出,罗马法中上述分配给个人的 Ius 因各人的地位而别,实际上包括了对其有利和不利的 Ius, 例如“Ius Parricidium(弑亲)”的结果是被塞进一个有蝰蛇的袋子里,然后扔进台伯河,而这里的 Ius 就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利。[26]

   意大利学者皮朗杰罗•卡塔兰诺(Pierangelo Catalano)则围绕罗马法学家马尔西安(Marcianus)的《法学阶梯》中的一个片断展开分析:

   有时候我们用 ius 这个词表示亲属关系,比如说我和某人或他人有血亲关系(ius cognationis)或姻亲关系(ius adfinitatis)。[27]

   关于这一片断,卡塔兰诺认为,这里的 Ius 明显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包括权利,同时也可能包括对其不利的义务,而肯定说则很可能使人无法理解 Ius 与处于不利的人之间的关系。[28]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方新军教授则指出,保罗在其作品《萨宾评注》中关于 Ius 的含义的另外一个片断,更加直接地体现了罗马人是在客观意义上理解 Ius, 亦即并非作为一个权利概念来使用它:

   Ius 有多种说法。一种是人们把任何时候都公正和善良的事物称为 ius, 比如人们说自然法;另一种说法是指对某个城邦的所有人或多数人有利的事物,如人们讲的市民法。在我们的城邦中,“荣誉法”也不无理由地被称为 ius。裁判官是在执掌 ius, 即使当他做不公正的裁判时人们也这样说。当然这里指的是裁判官应该如何裁决,而不是他已经如何裁决。从另一个意义上讲,ius 这个词指执法的地点,其依据来自于人们在执法地所做的事。我们可以用此说法确定这个地点:无论裁判官决定在什么地方执法,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权力的尊严并遵守祖先的习俗,这个地点都有理由被称为 ius。[29]

   与前述学者们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 Ius 的含义不同,牛津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菲尼斯(JohnFinnis)更侧重于在具体语境中来对 Ius 作为权利概念提出质疑。他所分析的是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论及城市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片断中的内容:

   城市里的不动产的 iura 就是诸如修一座更高的建筑物的 ius, 以及阻碍邻居建筑的光线的 ius, 以及不能修筑建筑物的 ius, 以免阻挡邻居建筑的光线……。[30]

   菲尼斯指出,我们显然不能将这里的 Ius 替换为 Righ(t权利),因为说一项“为免阻挡邻居建筑物的光线而不能修建筑物的权利(right)”是没有意义的。诸如此类表述,还可以见之于 D.8.2.2中使用同一个 Ius 去涵盖“建筑物加高(altius tollendi)”和“限制建筑物加高(non altius tollendi)”等。据此,他进一步发挥,认为在罗马法律思想中,Ius 通常是指当事人之间根据法律对正义的分配;以及在那样的分配中某个当事人的角色可能是一种负担,而非利益——更谈不上选择的权力或自由。[31]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否定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西方学者还有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32]雅克•盖斯旦(Jacque, Ghestin)与吉勒•古博( Gilles Goubeaux)、[33]阿弗尔特(Affolter)、[34]梅兹格(E Metzger)[35]、艾伦•沃森(Alan Watson)[36]等。彼得•斯坦(Peter Stein)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尽管他只是表明了一种并非决然明确的态度。[37]

   (三)对迄今为止的论争之评述

   一个巴掌拍不响,既然肯定说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论争的评述得从否定说对肯定说的攻击开始。

   笔者认为,基于攻击的角度不同,现有的否定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直接针对肯定说以罗马法原始文献中比比皆是适宜于理解为“权利”的 Ius 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而是从法史学的角度进行迂回攻击,例如方新军教授对权利概念形成的历史的考察;另一类是直接针对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 Ius 展开分析,从其中大量存在不能被理解为权利概念的 Ius 的角度进行直接攻击,如维莱、卡塔兰诺、菲尼斯等对罗马法文本的分析。下面笔者对这两类攻击角度略加评述。

   首先,基于法史学研究的迂回攻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着肯定说,只是由于它在论证方法上以立代破,而不是正面解释罗马法文本中被肯定说理解为“权利”的那些 Ius 何以不是权利,因此可能被认为不够一针见血,在说服力上会被打上一些折扣。这好似一出“真假美猴王”,双方均使出看家本领力证自己就是真猴王,却谁也未见抛出如来佛祖手中那个能将对方罩出原形的紫金钵盂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说和否定说算是“打了个平手”。

   其次,基于罗马法文本分析的直接攻击虽然试图接近对手之锋芒而正面出招,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触及其实质,并且由于在论证逻辑上处于绝对劣势,其论证力反而远逊于迂回攻击。比如卡塔兰诺、菲尼斯等,无不致力于论证 Ius 具有“权利”之外的其他含义,即在很多情形下不能将 Ius 理解为“权利”。然而,想必肯定说也没有绝对主张 Ius 只能表示“权利”的意思,例如,似乎从来没有人主张“Corpus Iuris Civilis”应当理解为“国权大全”而不是“国法大全”。因此,这种所谓的直接攻击始终只是表面上的,攻击者只能算是耍了个花枪,偷换了论题。而对于其中的真实论题,即如何解释权利概念在其他众多情形下对 Ius 含义的“恰当”表达,他们根本没有触及。

   总之,笔者通过上述观察与分析发现,在迄今为止关于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论争中,方新军教授从法史学研究出发所作的迂回论证相当有力地撼动了肯定说的结论,然而囿于这一选定的研究方法的限制,这种论证并非对肯定说的核心论据发起正面攻击,因此使肯定说得以牢牢依靠罗马法原始文献这一“杀手锏”来突出重围,从而最终仍能在整个论争中与否定说维持对峙状态。无疑,这仍然是一个未了的争议。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楚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这一问题,就必须直面肯定说的核心论据,以此作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因此,笔者接下来所作的讨论,将会基于一种在方法上科学且于双方都“公允”的考虑,把罗马法原始文献中被我们习以为常地称作“权利”的那些 Ius 也纳入我们的分析视域之中。

   二、破肯定说:Ius 作为“权利”之困境

   既然如前所述,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没有对罗马法学家保罗所论及的罗马法中的 Ius 一词具有多种含义的论断提出疑义,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不妨从这一共识基础上开始。并且我们在本文伊始就通过对拉丁语词 Ius 的分析来讨论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问题的周延性作了肯定性论证,为了避免在论证过程之中主题被偷换,我们可以将之转而表达为:“权利”能否作为具有多种含义的拉丁语词 Ius 的一个义项?只要“权利”可以作为 Ius 的义项之一,那么即可说明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否则,则意味着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至于 Ius 在此之外尚且还有其他什么含义,可以在所不问。

   (一)语言学分析的导入

   涉及对一个语词的义项的考察,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论题了。适时地藉助于语言学知识来对它进行分析,或许会让我们对问题的探寻迈入柳暗花明的又一村。既然这里涉及作为一个多义词的 Ius 的义项问题,我们不妨就从这里入手。

   不过,严格说来,“Ius”作为拉丁语中可以同时表示多种含义的语言符号,其各种含义之间的关系状态并非仅有一词多义,而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其中至少有一种含义与其他含义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关系;第二种可能是其所有含义之间均或多或少地存在意义上的关系。而这种各个含义之间在意义上的关系之存在与否的区别,在语言学上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前者被称为“异实同名”,后者才是“一词多义”。[38]例如笔者的姓名是“宋旭明”,但是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与笔者姓名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前提下也取名为“宋旭明”,那么“宋旭明”这个语言符号实际上各有完全不同且互无关联的指代意义,属于异实同名的两个概念。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Ius 是否存在异实同名现象。确然,在《牛津拉丁语词典》中,Ius 以三个词目出现,其中在列入了“权利(Right)”义项的那个词目之外,其他两个 Ius 分别表示一种汤汁和一个岛屿的名称。[39]根据这两个词义,我们看不出它们之间及它们与列入了“权利”义项的 Ius 词目之间有何意义上的关联,词典编纂者将它们作为三个不同的词目,正反映了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作为三个独立的词目的 Ius 之间,乃是异实同名的关系。后两者既然没有显示出在词义上与我们讨论的“权利”有关,自然不在考察之列。那么,“权利”是不是有可能原本应当作为一个与其他含义异实同名的语词单列词目,却被错误地纳入了作为多义词的 Ius 的一个义项呢?也绝不可能。在此,我们姑且假设 Ius 真的包含有“权利”义项,那么,从保罗对 Ius 含义的列举中即可看出,并非只有一个含义与“权利”有关,例如裁判官执掌的 Ius 常被理解为“权利”,而其执掌 Ius 的地点,也可因此被称为 Ius, 这就意味着这两个义项之间存在意义上的联系,故而在关系上不符合异实同名的特征。因此,对于所谓的作为权利概念的 Ius 与表示其他词义的 Ius 之间以异实同名的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因此,对于 Ius 具有多种含义,我们便只能归结为一种一词多义现象。自从“语言学上的哥白尼”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其奠定现代语言学之根基的著名学说中提出了对语言现象的历时语言学研究和共时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以后者为重点[40]之后,对于一词多义现象,语言学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就对 Ius 之含义的考察而言,历时语言学研究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便是,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 Ius 是在罗马法由其远古时期迈向后古典时期的的历时过程中生成了“权利”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一点,整个法学界尚未见有人提出,人们在讨论 Ius 的含义时,也都是径直将从远古时期到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的 Ius 整体上作为一个讨论对象。既然肯定说和否定说在这一点上获得共识,那么就为我们对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 Ius 的义项仅作一个共时语言学分析而在论证的周延性上提供了保障。在这里,我们先提出一条对作为多义词的 Ius 是否包含“权利”义项的问题作共时语言学分析的整体思路来:如果 Ius 包含“权利”义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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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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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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