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0 次 更新时间:2016-03-04 0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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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  
韩国领导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们甚至告诉美国人,韩国军方正在准备采取报复性的措施。1968年1月26日,朴正熙在接见波特大使时说,虽然韩国人不想看到另一场战争发生,但是面对北方的持续突袭时他们不能再保持现有状态,消极被动地防守。报复性的军事进攻也许会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因此美国和韩国军队应当开始为即将来临的冲突做好准备。(59)

   在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的同时,围绕着出兵越南一事,南朝鲜与美国的关系亦变得十分紧张。韩国领导人提出,除非美国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北朝鲜的渗透和颠覆,否则他们将考虑从越南撤出韩国部队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从越南撤走任何一支韩国军队都将转化成北朝鲜人的胜利。助理国务卿塞缪尔•博格(Samuel Berger)在致波特大使的信件中指出,虽然北朝鲜人的袭击的确令人厌恶,然而它们对南朝鲜的稳定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大多数袭击者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华盛顿的主要担忧仍然在越南。(60)他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美国人已经深深地陷入越南战场,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大动干戈,而只打算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来化解在半岛面临的困境。朴正熙和南朝鲜政府其他官员则不同意美国消极保卫韩国的观念。他们非常气愤地认为,美国人更强调如何应对“普韦布洛”事件而非北朝鲜已强化的军事行动。(61)

   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在分析平壤方面发动突袭的动机时早已预料到,在应对朝鲜危机的过程中将会引发美韩矛盾。据1967年9月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判断,北朝鲜倾向于武力的行为虽然源于金日成的决策,但是和共产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最明显的是北朝鲜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金日成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的困难,或者使韩国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而不去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要求撤军从而激化美韩矛盾。(62)考虑到此种因素,特别是美国非常担心韩国的报复行动将引发另一场朝鲜战争,所以它不得不采取措施抚慰韩国人。

   首先,自“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以后,为了显示保卫韩国的决心,美国大大强化了它在南朝鲜的地面部队和装备,把最初被指定要在越南服役的数千名军人全部派遣到南朝鲜,同时延长驻韩国2个步兵师中即将退伍的士兵的服役期限。(63)

   其次,在1968年2月,约翰逊总统派遣陆军部长万斯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去访问韩国,与南朝鲜领导人会面,以再次向韩国人表明:保卫南朝鲜的安全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约翰逊告诉万斯,他的任务就是让朴正熙相信,就像关注“普韦布洛”号船被俘那样,美国同样也关注来自北朝鲜的突袭。美国人决心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危机的办法。美国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将和韩国协商,反过来它希望韩国有同样的考虑。韩国军队应当服从“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令。(64)

   第三,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1968年2月初,约翰逊要求国会在已经批准的对韩国军事援助的数额上再追加1亿美元,使援助总数达到2.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承诺为韩国军队提供价值约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包括F-4E型喷气式飞机、各类军舰、新式枪炮、电子侦查设备以及化学脱叶剂等等。(65)

   美韩矛盾的化解,使美国人暂时度过了在朝鲜面临的困境。不过,只要华盛顿当局不改变苏联支配朝鲜行为的观念,那么它在处理朝鲜危机时就一定会缺乏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在1968年初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分裂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同时也开始向决策部门建议,苏联人对平壤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北朝鲜也许不是莫斯科共产党在全球争夺中的一个简单的傀儡,(66)但华盛顿决策层不予理会。事实上,即便约翰逊等人重视情报机构的判断,不再把平壤方面的行为看作苏联集团整体谋划的一部分,但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场,加之考虑到被俘船员的人身安全,他们也照样不能对朝鲜方面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行动。

   及至尼克松总统上台,对朝鲜半岛危机的处理亦不脱前届政府的窠臼。虽然与约翰逊政府不同的是,在“EC-121”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政府的决策层认识到朝鲜方面的行为和苏联无关,然而,和约翰逊政府相同的是,尼克松总统也仅仅是象征性地采取了一些军事示威行动,例如,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处于警戒状态,同时,派遣由23艘战舰组成,包括3艘攻击型航空母舰的美国第71特遣部队前往日本海,保护美国的侦察飞行。这之后,尼克松政府很快就调走了该特遣舰队,平息了“EC-121”危机。究其原因,美国在没有结束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实在不愿意再在其他地方卷入另一场地面战争。正如尼克松无可奈何所说的,“只要我们卷入越南战场,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源或公众来支持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场战争”。(67)此外,在处理1969年8月17日美军直升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事件时,尼克松政府依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原则。在美朝双方举行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国代表签署了由朝鲜人准备的文件,不仅承认因美国军用直升机深深潜入北朝鲜领空而“严重”侵犯“北朝鲜的主权”,并且保证“将不再次从事这样的犯罪行为”。(68)在美国做出这样的道歉之后,朝鲜方面才决定释放被俘的3名美军飞行员。在美国国务院的解密文件中提到,美国接受北朝鲜开具的条件有一个重要意图:向全世界舆论表明,美国是一个受讹诈者,其签署文件正是“北朝鲜人讹诈的结果”。(69)不管怎样,这仍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像越南战争这样重大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美国在诸如朝鲜半岛那样的危险地区,除了软弱退让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余论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仍长期和韩国独裁政权打交道,通过不断援助并强化该政权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虽然美国的政策并非要在朝鲜半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而是企图维持半岛现状与稳定,但由于历史及冷战因素的影响,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南北朝鲜长期对立、彼此敌视。这就是说,该政策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即美国采取的行动和要实现的目标往往背道而驰。引人注意的是,每当半岛出现危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而陷入遏制与失败的双重困境,但它又从不调整该政策。196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半岛危机即是最好的例证。

   诚然,这场危机从表面看来朝鲜方面掀起的波澜更大,然而深究起来,朝鲜半岛彼此敌对的另一方——美国的政策行为又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考察美国在危机中的行为可以发现,其所作所为只是加剧了朝鲜南北方的对立。客观地讲,美国也不愿意朝鲜半岛总是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它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之际。当然,它更不愿意半岛出现大规模的冲突,进而使美国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甚至美苏因之而严重对抗。每当半岛出现危机、韩国蠢蠢欲动打算军事报复北方时,美国便极力阻挠韩国采取行动,同时施以大规模援助,一方面利用有形补偿来安抚韩国,另一方面增强其国防实力。尽管美国很大程度上意在平息半岛危机,但其对韩政策行为发挥的实际效果是,不仅助长了韩国加强和北方对抗的实力和气焰,尤其是引起朝鲜方面更大的愤怒和对抗的情绪。也就是说,美国所为不仅没有平息事端,反而发挥了挑事的效应。所以,在1960年代中后期,鉴于深陷越南战争的缘由,美国愈想化解危机,但其对韩政策却愈使得局势复杂化,半岛对抗愈发严重,于是危机持续蔓延。

   就此而言,不可否认的是,196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半岛危机是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在全球进行冷战对抗的一个副产品。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冷战的因素,美国才不愿意看到以平壤为主导的半岛统一局面,无论是凭借和平抑或是武力方式。这无疑是其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从这个角度出发,华盛顿决策层不可能脱离全球冷战争夺的大背景,来单独看待美朝关系的走向问题,而是把美朝关系与苏朝关系、中朝关系、美苏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只要美苏冷战不结束,美国政府就会把朝鲜政府视为苏联的一个走卒、工具,认为莫斯科在支配着平壤的对外行为。这是它对朝鲜政府长期持有的一种不正确认识。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朝鲜方面缓和局势的任何举措都不会对美朝关系的改善发挥有效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虽然美朝关系的改善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亦尤为复杂,但双方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同时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朝鲜半岛的冷战形势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缓解。

   注释:

   ①Nicholas Sarantakes,“The Quiet War: Combat Operations Along the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 1966-1969”,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April 2000, Vol. 64, No. 2.

   ②Vandon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MZ”, Military Review, Vol. 58, May 1988.

   ③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④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⑤梁志:《“普韦布洛危机”始末初探》,载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⑥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朝鲜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⑦[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14卷,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4年,第207、209页。

   ⑧Report by Hugh Farle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arch 6,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下简称FRUS),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02。

   ⑨NIE 14. 2/42-61,“The Outlook for Korea”, September 7, 1961,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美国盖尔公司出版的电子数据库“解密文献参考系统”,以下简称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491517。

   ⑩“The Task Force Report on Korea,”Memorandum from Robert Johnson of the NSC Staff, June 13, 1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27.

(11)Paper Prepared by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Impressions of Korea”, September 20,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7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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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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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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