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精准改革“公共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 次 更新时间:2016-03-01 1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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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其原因就是新的动力没有形成。以前的改革成功之处,是新体制在旧体制的旁边生长起来,旧体制自然解体消亡。现在要推进“公共侧”的深化改革,也可以采用这一办法,因而也容易成功。有所不同的是,私有领域的改革可以靠个人利益的本能驱动,“摸着石头过河”,从典型实验到局部推广、再到全面推开,最后才是理论总结;而公共领域的改革,则需要先有从公共利益出发、高瞻远瞩的理论创新,再到制度创新,然后才有改革方案和改革行动。

  

   郑永年也指出,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改革的成效。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4] 郑永年:《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改革成效》,中国改革论坛网2016年1月27日。][4]

  

   国企改革涉及深刻的理论问题。只有完成政治经济学创新,才能明确我们现有的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是“国有”?还是“全民所有”?甚至是“全体劳动者所有”?它的作用是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还是有利于最终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理解不同,国企改革方向、要建立的体制和机制就不同。这往大处说,它决定着是推动经济体制进步,还是停滞不前?是比资本主义先进还是比资本主义落后?往小处说,它决定着新的体制机制运行几年后,会不会再出现大的问题?从过去的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到现在还存在不少僵尸企业的事实看,国企改革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体制和机制;而制约找到合适体制机制的关键因素,是理论创新缺失,对这些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起什么作用认识不到位。

  

   张文魁指出,国企改革搞了三十多年了还没有到位,还在重回市场的路上。前不久国资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提出来十大试点。第一个试点就是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第二个是董事会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第三条是薪酬和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试点。2005年(十年前)国资委刚成立不久,就是大力推进规范董事会的试点。十年过去了,试点怎么样?现在一百零几家央企,大概是六十多家建立了所谓规范的董事会。这个规范董事会是什么意思?是在国有独资企业当中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席位的董事会,所以叫规范董事会。国有独资企业董事会也不是十年前开始搞,二十多年前就搞了,我们十年前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董事会不行、不规范,那我们就从2005年开始“规范”吧。这一试点试了十年,规范了吗?第一,十年也没有把央企一百多家全覆盖,还有很多没有建董事会;第二个是建立了“规范”董事会的这几十家,但董事会连一个依法来选聘高管的权力都没有,这是法律规定的权力,你说规范吗?它也不能决定高管(总裁、总经理)的薪酬,你说规范吗?这是《公司法》写得一清二楚的,落实不了。现在我们又去试董事会,说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我们已经试了十年了,试了几十家,再过十年到2025 年,我们是不是又要搞新一轮董事会的怎么样落实职权或者规范化的试点?十年一觉董事梦,赢得治理薄幸名。就是有了董事会,也谈不上真正的公司治理,所谓的治理就是一个薄幸名。所以如果是这种方法、这种路径去推市场化改革,我看不是重回市场,而是重离市场,离市场越来越远。[[5] 张文魁:《国企改革不到位,还谈什么供给侧改革?》中国改革论坛网2016年1月27日。][5]

  

   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着眼点的问题,即是着眼于当前、还是长远、还是长久?当明确我们要建立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要对怎样解决公有制、公共事业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有一个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讨论,得出明确的结论,最后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和制度。这样的制度要能够长久运行而不产生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还不讨论清楚、解决妥当,更待何时?对这样一个涉及全局和全新的问题,靠局部实验和顶层设计,已经无法解决,只能靠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来完成。

  

   二、城市居民住房公营与房地产去库存

  

   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我国的城市居民住房应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6] 柳昌清.试论房地产公营和计划管理———关于控制房价问题的深入思考[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3):40-41.][6]以后有多篇论文发表或在学术会议宣读,也受到局部的重视和转载,但并未进入决策。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产生的严重后果越来越显露:住房的生产过剩带动了许多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装修材料、家具、建筑业等)的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又链条式引起相关产业(如电力、煤炭、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车辆制造、供水、供气、化工、油气开发、矿山开采等)的产能过剩,给结构调整造成极大困难;住房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了贫富分化,使腐败问题爆发式大量产生;城市住房的拥有与居住脱节及高房价台阶,给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设置了障碍,搞乱了金融,绑架了政府,等等。新时期的这一失误,可以与五十年代“批了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失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是多生了几亿难以养育的人口。现在是多生产出百万亿元难以销售的商品(包括商品房),并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过剩产能。造成如此重大失误的原因,就是一个合理化的建议被否决,或者没有引起重视而采纳。这不能不令人痛心不已。

  

   下面,我把自己在第十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会议上的发言《统筹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应从城市住房公营开始》(比较简明)再重述一遍:

  

   按照一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都是工业化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转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可以实现机械化、产业化耕作经营,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违背这一普遍规律。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化管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有,这些制度及体制,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家迁移到城市造成了种种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为农民工入户城镇及在农村发展农业专业户创造条件。

  

   (一)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理由

  

   1、我国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居民住房应该实行公营。把本属国有的土地批租给个人,让个别人官商勾结,从中大赚其钱,而让土地的真正主人再掏数倍的钱去买房。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公平正义,加快了贫富分化,使腐败愈演愈烈。

  

   2、住房作为基本需要,变动不大,是可以实行计划管理的。

  

   3、城市可用于建住房的土地有限,所以住房的供给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住房完全商品化,就会变成囤积居奇、只涨不降的投机对象,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无房户,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空置;一方面是缺少建房用地,而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商大量地炒作和圈占土地。

  

   4、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已有先例。新加坡由政府建设“组屋”,再按“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买给居民。该国居民中有80%以上的家庭都住在“组屋”,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住房的公营和计划管理。[[7] 贾俐贞.新加坡住房制度的五大特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11):56-57.][7]

  

   (二)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办法

  

   在对城市住房统一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面积不同价格的政策,实现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也就是说,住房的面积越大、区位越接近城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高;面积越小、区位越远离城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低。以高补低,再加上按揭贷款,使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也能买得起房。

  

   可以继续发挥行政企事业单位在保障职工住房方面的作用,允许它们给职工建住房,按统一价格出售。剩余的居民住房由市政府提供。能买得起住房的买房,实在买不起住房的提供廉租房。居民住房一户一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允许买两套。住房可以交旧换新、交旧换旧。旧房经过折旧,按规定价格出售或出租。

  

   实行城市住房公营不是要取消政府的地租收入。在核定住房价格时,要加进合理的、居民能够承担得起的地租。对给职工建住房的单位,也要征收合理的地租。对于城市郊区农村建设用于出租或出售的住房的土地,也要征收合理的地租(因为这些土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城市用地,应当由城市政府征收和使用)。在增加了地租的征收范围后,可以相应减少对普通居民住房加征的地租。

  

   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改革。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向全国。对现已购买的私人住房,要承认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允许出售和出租。但要纳入计划考虑之中,有住房的不再计划安排(需要换房和拆建的除外);有多套住房的,子女的住房也不再计划安排。现有的房地产公司,愿意的可以转为公营的(或私营的)住房建设公司;不愿意的可以解散,已经建成的住房可以销售完,已经进行的项目可以转为公营。

  

   城市住房公营建立竞争机制,一个城市成立若干公营的(或私营的)住房建设公司和物业公司,相互之间开展竞争。住房建设公司通过竞标,获得政府的土地和住房建设项目,按竞标价格与主管部门结算;主管部门按计划价格向市民出售。政府对居民的住房申请情况和计划安排情况要在网上公布,详细到户,接受群众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要把市民住房情况列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向人代会、人大常委会做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

  

   城市住房建设从征地、建房,到出售给居民,需要较长时间,因而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而这些资金的回收又基本上没有风险,再加上是政府经营,所以最适合使用养老保障基金。在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定比例的利润,使其保持增值。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由于住房价格会随之上涨,投入住房建设的养老保障基金在金额上也可以随之上涨而保值。这样就规避了因通货膨胀或经营失误而不能保值增值的风险,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老有所养”。

  

   (三)农民工入户城镇与农村发展农业专业户统筹兼顾

  

城市居民住房由政府提供,为农民工入户城镇创造了条件。要逐步改变依靠临时性的农民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做法,要求用人企业和单位与农民工签订较长期的合同。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经过几年适应了工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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