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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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 (进入专栏)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唱导”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跋论》中说: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

   这里所谓“因缘”“譬喻”,都是佛经中专门名词,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意义,不能等闲看过。“因缘”和“譬喻”都是经名。《大藏经•本缘部》有《佛说妙色王因缘经》,《佛说顶生王因缘经》,《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经集部》有《佛说干佛因缘经》,《卢至长者因缘经》,《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金色童子因缘经》等若干种。别的经中亦有许多因缘经。《本缘部》又有各种不同的《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和《法句譬喻经》等;《大集部》有《大集譬喻王经》。这些“因缘”和“譬喻”,内容都是一些寓言故事,如《妙色王因缘经》说妙色王因为渴求大法,不惜将爱子娇妻,都让他们舍身给药义生啖,甚至连自己的肉身都舍给药义吃。《杂譬喻经》第四说有贤者死后升天,妻子宰屠牲畜,哀哭献祭,他便幻作牧童,割草来喂一头死牛。许多人笑他,他便说,死牛身躯还在,喂他没有用,你们父亲死了,骨都枯了,祭供有什么用?这类故事,都是《高僧传》卷十三所谓“杂序因缘"的“因缘”,“旁引譬喻”的“譬喻”,请问郑先生所引《广弘明集》卷十五的那些满纸“奉愿” “仰愿”的文章中,有没有这些故事?而“变文”的中那些故事内容,只怕正是从这些“因缘”和“譬喻”中变化出来的。再就唱导时的实际情形看,《高僧传》说:

   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

   这些情形,恐怕也不是简文帝和王僧孺的文章所能感动。所以郑先生以为《广弘明集》的文章即是《高僧传》所谓“唱导”所用的本子,那是错了。因此而“爽然若失”的确是很不幸的。因此而否定“变文”的起源由于“唱导”似乎也是很“不幸”的。

   (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我真得请郑先生和读者原谅我的直率,因为我只能说,郑先生对我那篇书评,至少关于词的部分的批评,他尚未看懂。我并没有说词不受胡夷之曲的“影响”,但我决不承认郑先生所谓“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保存下的歌辞气 。“影响”和“来历”是有分别的。我以前说:“郑先生好像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我现在可以说:“郑先生的确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郑先生在答辩信中说:“爱国护道之士, 一定要一足踢开这个‘外国爸爸’是做不到的!胡夷之曲,只要其乐谱介绍到中国来,便已能发生出极大的影响来。至其歌辞是否也曾同时被译成中国文字,那是第二问题”。若使《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只说到“影响”,我就无话可说。但郑先生说“词是被保存的胡夷之曲的歌辞”,“词的来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胡夷之曲有无歌辞?歌辞有无译文?这是先决问题,也是逻辑上的大前提。这先决问题,这大前提,连郑先生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底下怎么能有结论?而郑先生竟把这问题认为“第二问题”!说得再清楚些,如果依郑先生说:

   词(唐、五代、宋)=胡夷之曲的歌词(周、隋)又说:

   胡夷之曲的歌词=0或8(因不知胡夷之曲有无歌词。若无,即=0,若有,即=8)

   依此逻辑,结论就会变成:

    词=0或8

   试问这还成什么话!我说“诗做得烂了腻了,或者嫌它太拘束了,自然有新东西起而代之”,而不承认词即胡夷之曲的歌辞。我是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的证据而说的:甲、长短句的用法和雏形,齐梁乐府如《江南弄》,《六忆诗》,已具有明显的风格和雏形,其时且在周隋以前。乙、《诗经》中有不少长短句的诗篇。丙、唐人诗中自一言二言以至十言十一言的句法都有,我且指出集名篇名。丁、《花间集》中的《渔父》,《杨柳枝》,和《浪淘沙》诸调,唐人也收入诗集,并不以为这是诗以外的东西。郑先生对我上述各项证据,无可非难,避而不论,只是说:“那样陈旧的论调是要不得的”。学术上的事实问题,我以为只有“真”与“不真”,没有“陈旧”或“新鲜”的。开元天宝时代二加二等于四,《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时代也还如此,再过几千年,我想也不会不如此。至于「爱国护道气好像与这问题并无多大关系。

   (三)李群玉出处问题 写历史和写小说或故事不同:写小说或故事,可以但凭趣味及作品,不妨掇拾闲谈,随便编述;写历史必须忠于史实,要忠于史实,必须选择史料。选择史料虽然是比较专门的问题,但有几条大原则是很普通的,稍受历史训练者都能知道:第一,同类的史料应当采用当代的,不该采用后代的;第二,同一时代的史料。应当、采用档案,官报等直接材料,不应当采用街头巷尾,村姑茶役的闲谈传说,特别是关于政府官吏的出处进退(风俗民情间或可采用传说,但须受精当的审查与评判)。郑先生说李群玉是被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是根据于:

   甲 《全唐诗话》宋廖莹中为贾似道撰,伪托尤袤

   乙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撰

   丙 《唐才子传》元西域辛文房撰

   这些书究有多少价值,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呢?纪晓岚答道:

   《全唐诗话》十卷,内府藏本。原本题宋尤袤撰。袤有《梁溪遗稿》,已著录。考袤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以光宗时(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九四)卒,而自序年月,乃题咸淳(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一九四),时代殊不相及。校验其文,皆与计有功《唐诗记事》相同。……其为后人刺取影撰,更无疑义。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四库总目》卷一九七)

   《四库总目》卷一百九十五,也说到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据纪老先生的考证:计有功是南渡时人,是一个“耽味禅悦之士”而能留心风雅,采摭繁富,很有辑录之功。但他所“采摭”的,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据纪氏说:“唯其中多委巷之谈。如谓李白微时,曾为县吏。并载其牵牛之谑,溺女之篇,俳谐猥琐,依托显然。”至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更是后了三代的西域人,采摭前人旧说而作,其历史价值,更可不谈。郑先生所根据的书虽有三部之多,但是:第一,它们多是后代人摭拾前朝传闻的著作;第二,作者所采摭的,多系里巷猥谈,是十分要不得的;第三,这些书都是互相剽窃传抄,是些一而二,二而一的玩意儿。我指出李群玉是令狐绹所荐,是根据唐大学士仆射令狐相公绹《荐处士李群玉状》的原文。所以《四部丛刊》的《李群玉集》,我虽然只是“随手翻到”,但翻到的却是唐朝当代的正式挡案,决非“委巷之谈”,亦无“伪中之伪”。并且《四部丛刊•李群玉集》是景印宋本的,那部诗集刊成时,《唐才子传》的作者还没有投胎呢!我因为查考此条的究竟,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之处,更加肯定。舍当代档案不用,而采伪书猥谈,愚蠢如我,见了这种写历史的方法,诚不免为郑先生讥为“大惊小怪”也。

   (四》白居易诗的内容问题 这个问题的是非,比黑白还分明,而郑先生竟也提出答辨,真太有兴味了。我没有误会郑先生的话;从他的答辩中,更可以证明我并未误会。郑先生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我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社会的艺术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当然不同。对于白居易的认识,郑先生的话对,还是我的对,请读者评判,其实郑先生自己既然也知道“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和‘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相类的,岂止一句两句”(郑函页五)。为什么他还舍不得放弃“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见解?我说“他是十足的一个社会诗人”郑先生说我的话“文不对题”,证以“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然则白居易诗,毕竟为人生乎,为社会乎?“文不对题”者,郑先生欤,抑某也?

   (五)“大手笔”问题 “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即便依郑先生自己的解释,‘大手笔’指章奏诏令之属,则“他的散文,以大章奏诏令为多”,似乎也不大妥当。并且“章奏诏令”则“章奏诏令”耳,何必“手笔”而又“大”之?这当然是比较小的问题,在我的书评中,不过是最末最小一点的四分之一的举例而已。但郑先生既然愿意提出来,不妨也说到一下。有一句话我愿意提醒郑先生:这部书是写给现代的活人看的,并不是写给六朝或隋唐的死人看的。

   郑先生最后说:“其余的空话,实在没有功夫去一一的分辨气、”我愿请教:郑先生的不分辨,是因为“没有功夫”,还是因为“空话”?如其因为“没有功夫”我们便可以原谅他。如其因为是“空话”,那我愿更进一步的请教: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潜和李白究竟算是诗坛的大体与正宗,还是小支与别派;山泽诗人李群玉是否应当归入艳情诗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李商隐的诗是不是可以《咏蝶》诗为代表;记载诗人是不是应当注重他们的功名利禄而丢开他的作品内容。凡是我所提出的这类问题,郑先生如认为“空话”,那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智”以外,再有何说!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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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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