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军: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28 15: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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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军  
“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的世界发展为“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的世界,[65]那么国家间信任的发展与延续也就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土壤。本质上,中美信任的根基并不依赖“普遍道德”或制度设计,而在于关系性互动。这里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利益关系,而是特指基于长期互动而产生的互惠状态。互惠关系一方面建筑在稳定的制度结构上的,另一方面隐藏在彼此的心理期望之中。其核心逻辑便是斗争的弱化和妥协:中美双方即使面临利益冲突也会尽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避免关系断裂和恶化,这是因为关系维持可以为长远的利益给予、回报、再给予之间的循环留下空间,也为塑造对方的行为与偏好留下了机会,这也是“斗而不破”的智慧所在。

   (一)信任维系的契约进化

   信任混合着情感性回报与工具性回报,遵循互惠原则。正如维克多•戈德伯格(VictorP. Goldberg)所言,“关系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被标准微观经济学忽略了的许多问题上。为了追求其关系目标,关系双方愿意承担大量明显的静态无效率。”[66]也就是说,信任要在行为体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才能找到。[67]中美信任的通常背景是嵌入的双边关系——被朋友、敌人、陌生人和熟人所围绕。所以,关系逻辑是信任的核心,中美信任的维持依赖互动关系进程,正式制度是外化的关系,心里默契是内化的关系。由此,形成中美信任维持的三种不同作用机制。理性契约的信任逻辑是:交易—惩罚机制—信任维持;心理契约的信任逻辑则强调:默契—合法机制—信任维持;关系契约的信任逻辑关注:互动—互惠机制—信任维持。

   另一方面,信任契约形式大致经过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最早出现的契约称之为“理性契约”,它关心的是法律条款如何具体规定,该如何保证执行,执行以后出现问题各方应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在这里,合约人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并不重要,契约是非人格化的一视同仁,合同双方没有非市场的依赖关系。第二个阶段是“关系契约”,它将合约人放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在法律判决上不仅要考虑契约本身的内容,也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合约一旦签订之后,双方进行反复、长期互动,两者产生依赖关系。第三个阶段是“心理契约”。双方形成高度心理共鸣,彼此了解对方期望,并给予默契遵守。当然,这三个阶段只是反映出双边信任中“关系”存量的变化,在现实互动进程中三种契约和三种信任类型是混合交织的。信任契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亚历山大•温特所主张的无政府三种逻辑是完全相通的(见图3)。[68]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敌人,国家的政策是随时准备战争,信任存量很低,最多依靠双边或多边条约和国际法来约束彼此行为,减少不确定性。这类似于市场经济刚发育的阶段,人们之间不熟悉,信任存量很低,因而以即时交易为主,每次互动都是从“零”开始,社会关系不发挥任何作用。当进化到洛克文化后,国家相互承认主权,竞争进入相对有序阶段,该阶段的信任维持不仅更加依赖正式制度契约,而且也因为互动频率与广度到达一定水平,“互惠关系”逐渐在国家之间培育起来,因此这一阶段是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的混合并存阶段。二战后,西方国家间出现一种新的康德文化,这种文化的逻辑是“多元安全共同体”以及“集体安全”。当成员之间互相为朋友,感性契约就对信任维持发挥了更大作用。在后两种阶段中,国家通过在权力、利益斗争程度上的非正式的弱化、妥协行为来换取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合作。从关系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国家追求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关系格局。

  

图3 信任契约的三阶段

   (二)三种契约的作用机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信任波动不定,历次发生的中美外交危机有其深刻的原因,是各种矛盾与问题的综合反映和集中爆发。归纳起来,主要有重大利益冲突和“负面意象”的存在两大根源。此外,中美外交危机的可调和性也体现在:战略上相互需要、经济相互依赖、实力相互制约、国际环境牵制。[69]对于中美双边信任的维持与修复,必须同时涉及两个维度,即不信任的控制(distrust regulation)与可信度的的证明(trustworthiness demonstration)。不信任的控制强调的是从消极方面进行“止损”,防止信任关系进一步恶化,克服负面预期。可信度的证明是从积极方面恢复预期、传达真诚友善和公平认知,培育新的信任。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克服负面预期和不信任感是最基本的信任修复,但如果没有可信度的的证明,结果只能“止损”(“释疑”)却不能“增信”。[70]这正负两个方向上,信任维持都离不开规则性约束。

   首先,心理契约的行动与话语补偿可以维系中美信任的情感基础。在信任破坏发生之后,失信方通过一些言语回应可以减轻违约行为对信任的损害。对信任修复而言,口头回应的策略主要集中在道歉与否认这两种不同类型。[71]例如,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危机,双方为了维持信任不至于破裂在心理契约上进行了多轮博弈。4月1日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认为责任全在美方,要求美国道歉,并承诺今后停止在中国沿海边界进行侦察飞行。美国方面则认为撞机发生在国际空域,而且属于意外事故,因此拒绝道歉。然而迫于形势,在中方据理力争下美方最终道歉。而美方道歉用语的使用主要是“遗憾(forgive me)”、“惋惜(regret)”,并且只是对于飞机在进入中国领空和降落时没有得到许可表示“非常抱歉(very sorry)”。[72]相对来看,中方的解读(中文翻译与国内宣传)明显加强了美方道歉的程度,这表现在“诚挚的遗憾”、“深表歉意”和“极为遗憾”的用词中。[73]纵然,这种关系修复的表达差异与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新教因素和中国由于历史受害者心态有关。[74]但其实还有更重要一点,中国在外交上依赖美国提供的国际环境,不想与美国“撕破脸”,关系断了,以后如何交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中断互动联系。关系意味着机会,放弃关系就放弃了关系中蕴含的资源与机会。因而,从长远和整体来看,保持关系进程是中国处理涉美危机管理的底线。

   其次,制度契约基于对利益的束缚,有助于展示可信的行为。提供抵押(hostage posting)作为修复信任的一种实际行为反应,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正式承诺。由一方自愿提供抵押品,以防止未来违反信任原则事件再次出现。抵押品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保证,作为一种可信行为的证明机制,可以表明自己的悔意。中美关系要克服脆弱性,就必须超越对话机制,建立约束性的国际机制。[75]近年来中美在双边层面建立了一系列信任措施机制,例如中美战略对话、《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建立起中美热线等对于避免误判、增加信任有重要意义。[76]双方在就战略互信的各项原则达成正式协议时,应考虑的原则包括:(1)避而不讨论无法改变的历史问题(如中国抗议炸馆事件或美国怀疑中国窃取核技术)。战略互信应着眼于今后,而不是过去。(2)注意逐步变化。如果历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每次略微多透露一点信息或者中国历次抨击美国空海一体战概念的调子一次比一次低,双方就应该承认这些也是建立互信的步骤,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制定其他战略互信措施。(3)承认两国的做法有差别。中方常常通过新闻界和其他大众媒体回应外国关注的问题,而美方则更加愿意直截了当地谈论问题,而且往往通过私下谈话做出回应。两种做法可以传达互信,双方应该互相帮助,去理解特定情况下对方的意图。上述原则只是举例说明。制定战略互信计划的首要任务应是就上述原则进行讨论和补充。[77]

   第三,关系契约基于互惠和多层次交往。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提升两国高层经常性互动,避免仪式化与空洞化的交流,就重大问题进行坦诚布公的讨论显得尤为必要。2013年6月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州庄园的长时段、实质性的会晤就取得了重大共识。此外,重复互动的关系网络具有整体连带性,通过将对手纳入关系性网络,可以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社会信任不足是引发国际冲突的主因,而要解决冲突并建立和平必须提升国家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存量。[78]史蒂芬•柯维(Stephen M. R.Covey)与丽贝卡•梅丽尔(Rebecca R. Merrill)提出了“信任账户(Trust Account)”的概念,他们指出在每一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信任账户,有的行为是对账户“存款”,有的行为则是对账户“取款”,取款与存款之间往往不对等,取款容易而存款很难,有时候由于取款太多导致再怎么努力存款也难以弥补账户的流失,而有时候最好的存款方式便是停止取款。[79]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国际社会资本(包括文化、惯例、风俗习惯等)的高低影响着国家间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在社会资本高的区域,国家相互之间更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因为地区的关系网络为背离(deviants)提供了良好的惩罚机会。[80]在执行成本上,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比,地区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更低。许多连续的积极成果逐步建构了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六 结束语

   中美信任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新时期中美信任的维持与修复,离不开契约规则的多重约束。不同领域的中美信任维持策略也都必须同时涉及对不信任的控制与可信度的证明这两个维度。一方面,从消极方面进行“止损”,防止信任关系进一步恶化,克服负面预期;另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恢复预期、传达真诚友善和公平认知,培育新的信任。为此,进行中美互信维持与修复,前提是将“释疑”与“增信”分开来看,具体领域具体分析。首先,心理契约的信任修复强调通过歉意表达、承担责任、提供抵押、自我呈现等策略,向对方发出积极信号、维系言行相符的期望。其次,正式制度契约的利益束缚强调通过战略再保障,增加环境判断的正确性、透明程度与适时性。以利益捆绑的方式,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最后,关系契约强调主观心理与客观环境的互动,主张将中美双方纳入不断编织的关系网络,认为依靠社会资本投资与关系“网制”效应,可以扩宽信任的社会基础,促进双方坦诚沟通。综合而言,国家间信任的维系机制在于互动进程,关系的长期孕化与嵌套促进互惠实践的强化,而互惠关系则将中美信任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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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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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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