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军:关系性契约与中美信任维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28 15: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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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军  
即便不能产生即时的预期效果,信任水平也不至于恶化到不可逆转的地步。[45]关系契约是自我执行的,只要双边关系正常互动,契约就会产生效力。[46]例如,冷战刚结束不久,中美之间就发生了三次危机: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危机和2000年撞机危机。这些危机都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对美信任感极速下降。但是由于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发展关键期,为了不让危机引发中美关系的大波动,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积极通过各层级的会谈以及派遣特使,使危机较快结束。为了维持中美大局,中国积极争取维持中美积极关系,避免在具体利益斗争上走的太远,以致于影响长远利益。用十六字方针表述就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关系的多元属性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将信任契约的内涵缩窄在计算的范围,而现实中的理性行为体往往是依靠长期稳定的关系以体现相互利益和承诺,并不基于明确的收益计算。为此,信任契约是“一束关系”,反映了行为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维系关系是为了应对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47]同样,国际关系领域的信任契约也是一束关系。约翰•伊肯伯利(G. JohnIkenberry)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一书写到:“宪政性的国际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交换条件上的:霸权国家得到中等国家参与战后秩序的承诺,作为回报,霸权国家对自己的权力的运用加以克制。”[48]可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任维持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关系性契约。

   (二)理性制度:关系契约的外化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在理性人构成的社会里背叛经常发生。[49]其实,中美互动最缺乏的并不是合作动机,双方缺少的往往是对对方合作承诺的信心,害怕自己成为那个唯一合作的“傻瓜”。对欺骗的防御心理,以及面临前景损失时的保守倾向,使得中美之间即使拥有共同利益与合作动机也不一定会自然达成合作。[50]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假设被困双方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两个陌生人,即使两人信息透明,可以彼此交流与讨论,即使他们对彼此意图比较了解,依然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会“信守诺言”,也依然不确定对方言行是否真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是每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实际上,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契约有两点含义:首先,双方要同意契约所规定的利益交换内容;其次,双方也都许诺会遵守这一约定本身。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第二点,它是隐含着的,但却十分重要。没有这种隐含的相互信任,任何具体的契约都无法达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真正理性的个体就不会按照契约行事。

   用囚徒博弈模型来看(见表1),如果中国单方面守信,而美国却没有遵守契约,那么中国将独自承担所有受骗的风险与损失。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是美国相信了中国的承诺,而中国最后爽约,这样中国得了好处而伤了美国。对双方而言,理性的选择总会是欺骗,因为欺骗至少不会失去什么,而且还有机会获得全赢(在另一方遵约的情况下)。[51]从纯粹理性角度看囚徒困境,似乎信任不可能存在。但是,加入理性规则之后利益结构会出现变化。通过改变博弈的成本收益矩阵,理性契约始终充当一个惩罚者角色,无论是正式制度的利益惩罚还是非正式制度的道德惩罚,其实质都是在原来的支付矩阵上增加惩罚矩阵,以致于背叛的收益大大低于选择合作的收益,这样理性的国家自然趋向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离不开管控冲突与制度信任。[52]

表1 双边信任博弈

  

   刘易斯•邓恩(Lewis Dunne)认为,中美战略信任的核心是两国就各自采取的措施达成协议,通过这些措施彼此可以做出让对方放心的保证,解决彼此在战略规划、能力、理论和态势方面的具体关切。协议可以采取正式的条约形式,也可由双方最高领导人相互对等地做出政治承诺。如此这般,相互克制就像1991年美苏的总统核倡议,按照该倡议乔治•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分别承诺撤走、整合和销毁一些类型的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但为了增强所作承诺的信誉并对战略克制的全部进程建立信心,还可探讨其他有限的补充措施,包括访问场地、技术通报、单方和联合测试活动、提供试验信息及人员交流和联络。[53]然而,尽管正式契约有助于减少风险,增强双边关系的可控性;但是正式契约是不完备的。一方面,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签约前双方无法共同了解或观察对方的某些特征。即使双方达成了共同的规则,但由于语言具有模糊性,双方知识的非对称都可能会导致双方对契约语言背后的内涵理解不一致,从而使得事前契约的制定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国际契约的效力有限。在人际关系中,信任根植于契约所处的社会支持系统,契约达成不一定依赖私人关系好坏,只要有第三方力量(比如法庭、警察、民约)予以裁定和处罚即可;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上没有最高权威,中美信任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双边关系好坏的直接影响。由于没有第三方仲裁者,这就容易因单边违约引发正式契约失效。事实上,正式契约执行过程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欺诈、毁约等机会主义行为已经成为困扰信任的重要难题。

   针对正式契约所面临的困境,法学家伊恩•麦克尼尔(Ian R. Macneil)提出用“关系视角”审视正式契约。任何正式合约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性,绝非是纯粹的经济性合约。关系契约强调主体在签约过程中的社会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签约前治理结构的选择,签约时的条款谈判,更在于由于履约情形的变动而产生的事后的适应性关系治理。关系性契约与习惯、内部规则、社会性交换、对未来的期待等交织在一起,构成环环相扣的连锁。[54]由此,将“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纳入正式契约的考虑范畴,是制约不信任动机的重要因素。例如,当中美就某一个别性问题(比如网络安全、航海自由)进行磋商谈判时,由于这些议题在双边关系中属于先例,双方会认为首次谈判的“赌注”会涉及未来长远利益,因此一个简单的一次性谈判会被视为具有深刻未来意义的事件,因此就有了关系连带。

   (三)心理默契:关系契约的内化

   在正式书面契约中无法载明的约束,往往以彼此的心理默契来展现。心理契约并非由一组明确的条款所组成,而是在于双方内心都相信对方对彼此承诺的诠释是大致相同的,即使没有高度认同。心理契约是一种关于承诺的代价和互惠义务,只要契约当事人相信对方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以及对方可以履行这种期望时,心理契约便成立。[55]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两国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种心理默契:(1)美国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必须尊重这个前提;[56](2)美国有义务保护盟友安全,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航海自由、市场自由、人权自由等价值观,中国即使不同意也应该不去触及这些美国珍视的价值底线;(3)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弱者,急切需要用主权制度作为自我防御的武器,因此在主权问题上美国不可挑战其底线,尽管可以向台湾售武,但是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是恪守的底线。这些原则虽然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双方求同存异,各自表述,其实彼此是理解对方的想法的,彼此隐含一种心理契约;(4)中美两国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即使面对重大危机与分歧也应留有余地,“彻底摊牌”(关系破裂)与粗暴干涉的行为不符合两国利益。上述这几条心理契约不是“单边默契”,而是彼此都认可的共识,只是隐含在彼此的互动实践中,没有明文规定而已。

   “不言而喻”的契约存在三大功能:首先,心理契约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不安全感。很多承诺并不能清楚表达在正式的国际条约或制度中,心理契约对正式契约给予弥补。其次,心理契约可以塑造国家的态度和行为。国家之间达成义务与责任的默契,可以清楚自己怎样被对方期待,哪些行为触及对方的心理底线。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心理契约是很主观的判断,一旦期望与认知产生落差,容易导致心理契约的破裂。心理契约破坏时,期望方(信任方)的态度和行为容易表现得极端。例如,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苏联对美国心理底线的试探,破坏了美国期望苏联“尊重美国周边及南美的势力范围”的心理默契。[57]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使得肯尼迪政府非常气愤和震惊,苏联赤裸裸的挑衅基本上破坏了它们彼此的心理契约。但是出于维系美苏关系大局的考虑,美国表现出克制,只是封锁古巴附近海域,并阻止苏联舰队抵达其目的地。这一解决办法延迟了直接冲突的爆发,使双方都能够有时间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58]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信任维持做了精彩分析。他指出,冲突双方之间必须有一方先主动公开表示彼此有缓和紧张态势的必要性,然后单方面明确地宣布一些具体的缓和措施,并承担有限的风险,直到对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可信的(believable)”并引发对方的反馈(feedback),从而开启渐进互惠(reciprocation)的进程,逐步消减双方的紧张态势。心理契约的价值在于国家可以在不过分将自己暴露于风险的前提下,向对手释放出和平或防御性的信号。[59]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都有追求合作共存的强烈愿望。1963年美苏热线建立,双方的心理契约开始外化为正式制度。

   当然,由于心理期待是默认执行的,其内隐性、单边性的特点常常会造成“一厢情愿”或“错误知觉”。[60]从关系角度看,其实心理契约是关系互动后的规范内化,是在重复互动基础上构建的相互理解与情感共鸣。非正式的心理期待对对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的共识,都是彼此在长时间磨合中找到的关系平衡点,一旦打破这种默契将引发心理失衡或挫折感。冷战期间,中美之间最大的一次心理契约破裂是“朝鲜战争”的心理较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有限的军事介入,但是到该年7月上旬随着战局向着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军主帅麦克阿瑟便声称:“美军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军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61]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引发了中国疑虑,但是美国却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政权基础很不稳固。况且中国军队从来没有遭遇过“具有高昂士气、手握现代武器,还有强烈意愿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毫无能力介入。[62]面对美国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63]然而,美国没有重视。事实证明美国最终没有接受中国传递的信息。10月20日,中美信任完全破裂,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中美双方的内心预期与期望完全错位,导致心理契约失衡,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低估了中国介入的决心,“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国的能力与决心会制约其参战可能,打破了不干涉中国的潜在默契。此外,亨利•基辛格对“中美苏大三角”时期的中美默契评论到:“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两国作为伙伴希望协调行动,却又不愿意把它作为正式义务。”[64]当时中美双边正式契约并不存在,但是基于关系互动的心理默契却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初步的信任。

   五 关系契约与信任维持的因果逻辑

从社会进化视角看,国家间信任的维持必然伴随着社会性因子的聚合。随着国家之间交往不断深化、彼此了解加深,当“国际体系“进化为”国际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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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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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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