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佳:互联网使用对网民政治认知和政治犬儒主义的长期影响

——一个基于规范性分析的实证模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16-01-27 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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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佳  
那么一个跟我国当代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这些有关政府官员履职不当的信息从何而来?普通民众如何获取并有效处理这些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线下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有何不同?成因何在?笔者将在下一节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共和民主强调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融合主要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沟通交流实现。媒体应提供一个可以让各个社会群体就公共议题展开讨论与审议的平台,在追求“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的过程中实现利益诉求之间的妥协与平衡。多元民主则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社会群体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发出声音,以表达本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此框架下,程序正当(procedural justice)成为重中之重。同共和民主相似,儒家思想也包含了社会融合的要求,但实现途径与之大相径庭。“礼”要求各个社会成员各司其职,整个社会的融合与稳定并不是通过类似共和民主中自下而上的讨论审议等方式实现,而更倾向于自上而下地从维持等级社会系统顺利运行的角度出发定义和规范个体行为,以此避免摩擦与分裂。在这个意义上,“礼”正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途径。另一个更重要的不同在于“融合”不等于“平等”[13]。共和民主赋予异见群体平等表达主张的权利,但“礼”优先考虑意见表达符合社会角色的要求而不是多样性,当言论逾矩时,会否定表达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与精英民主和共和民主的理念相比,多元民主与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礼”兼容性最小,因为它与“礼”重视社会和谐稳定轻个性表达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再次,精英民主与“礼”都肯定了权力监督在维系政治系统正常运转中的重要性。这一规范性标准为互联网在当代中国发挥权力监督作用提供了正当性。由此可以推论,政府应放宽对网络信息流通的限制,尤其要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放松对反映官员行为不当、职能部门履职不力的所谓“负面”信息的监管。再次,共和民主与“礼”都肯定社会融合这一价值取向,尽管提倡的实现途径不同。随着我国的现代化,今天的社会现实与儒家思想诞生的社会土壤已经大为不同,再加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大规模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有理由质疑一味通过压制封锁以求社会稳定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当评价互联网对我国的政治影响时,至少应考虑以下两条规范性标准:一是跟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政府的权力监督;二是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笔者将在下一节结合美国政治传播的主要理论和我国的媒介生态特征探讨长期来看互联网在“权力监督”和“社会融合”这两个维度上对我国的政治进程可能会有哪些利弊。

  

   三、互联网对我国网民政治认知和政治犬儒主义的长期影响

   (一)传播学界主流观点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底,约5.64亿(42.1%)的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接入了互联网,其中80%的网民通过搜索引擎获取信息,超过一半的网民使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一些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将有利于储存和传播海量多样化的信息,从而提高公民的知识水平,其公平开放的言论平台特性还将促进政治讨论和政治审议的普及[14][15]。然而,“权力监督”这一规范化标准要求我国网民能够及时获取有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履职不当的信息,并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对我国网民为什么长期能或者不能获取这一特殊的政治认识的理论探讨还不多。

   至于“社会融合”这一规范化标准,Dewey(1927)强调公民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主动尝试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态度,从而把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机体的能量进一步转换为可供人利用的资源和价值”。但这一“融合”过程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积极互动和良性沟通。Mou,Atkin和Fu提醒我们,政治犬儒主义一旦形成,将极大地阻碍我国网民通过包括政治讨论在内多种方式参与政治事务——观点意见无法得到及时交换,认知、价值和评价体系难以相互协调,从而动摇形成统一的“意义符号体系”(common symbolic system)的基础[16],而后者恰恰是Dewey意义上的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然而,现有的文献没有明确指出从长期来看互联网会如何影响网民政治犬儒主义的形成及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在总结新闻生产、新闻消费和信息处理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填补上述研究空缺,解释长期使用互联网会如何影响我国网民对政府履职不力的政治认知和政治犬儒主义的形成。

   (二)网上网下政治信息的差异

   互联网的特征之一是信息生产的去中心化。互联网用户不仅可以在正式新闻门户网站搜索到职业记者生产的政治新闻,同时可以在博客、微博、BBS等社会化媒体上无意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政治信息。相比西方国家,我国专业化生产的新闻和“草根新闻”之间的分野更为明显。例如,Zhou和Moy(2007)就某个社会敏感事件前后传统媒体报道和网络舆情之间的相关度做过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媒体框架(media frame)并不能显著影响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解读,两者互相“脱节”,网络上广泛流传着与媒体报道不符甚至相悖的不同“版本”。媒体报道似乎只限于为网络讨论提供原材料,而不能对其走向施加更大的影响。网上与网下信息环境的这一巨大差异与国内专业化新闻生产的具体过程紧密相关。

   根据Hallin和Mancini用以归类各个国家之间媒体系统的标准,我国的传统媒体职业化(professionalism)低,自主程度不足,与此同时受市场化影响和政府干预的程度高。[17]因此,新闻独立性受到资本和威权的双重侵蚀。[18]事实上,传统媒体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当成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喉舌。[19]另外,一般经验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媒体摆脱威权控制,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肯定了威权的合法性,从而加剧了对媒体的意识形态监管。[20]

   Tuchman指出新闻机构内部的官僚化组织架构对内容生产的巨大影响。[21]在新闻组织之外,Blumer、Jay和Gurevitch从社会角色理论(role theory)出发,提出新闻组织的自主性还受制于其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22]由此可见,我国的职业记者面对着双重压力:来自组织内部自上而下的“指令”和来自外部新闻主管部门的管控甚至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这一双重压力导致了Bennett提出的“索引假设”(index hypothesis)的升级版——新闻记者报道时通常需要“检索”官方观点并将其作为标准,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身的观察和立场。[23][24]因此,我国的传统媒体上罕见揭露政府渎职行为、批评官方立场和政策、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报道,除非这些批评能得到更上一级的批准。

   以上的讨论阐述了为什么传统媒体上罕见批判性的、抗争性的(adversarial journalism)尖锐声音,那么,为什么这些声音会在互联网上频频出现?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互联网主管部门采取了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种种措施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管控。尽管如此,我国网络审查制度仍做不到尽善尽美。网民已发展出一整套应对措施——比如政治讽刺、谐音、双关、图片格式长微博等——以越过审查过滤系统。25]此外,由于某条信息的发布和“被和谐”之间存在时间差,一旦该信息在极短时间内被大规模转发,则会造成审查系统的“疲于奔命”。总而言之,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生产、传播、再传播的成本,从而令主管部门即时抹除不良信息的努力难以完全实现。

   传统媒体专业化和集中化的生产模式容易受到威权的控制;而互联网时代扁平多元的生产模式很大程度上抵御了威权的控制。但是,仅网民能够在网络空间接触到政治信息一项不足以解释政治认知的形成和态度的改变。因此对互联网长期政治影响的考察还需要考虑政治信息处理过程中认知心理方面的因素。

   (三)从互联网使用到政治认知(political knowledge)和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

   研究媒介使用和政治认知的学者倾向于否定过于简单的“使用—效果模型”,认为接触政治新闻本身不足以带来政治认知的提高与丰富。Eveland 等研究者(2003)提出并发展了“认知中介模型”(Cognition Mediation Model),强调注意力和动力等认知心理层面的因素是观看新闻为什么能够提高政治认知的关键机制。与之相似,Prior介绍了DelliCarpini和Keeter提出的“机会、动力和能力(Opportunity, Motivation & Ability)”三要素模型(OMA),用来解释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政治认知的。[26]这两个不同的模型互为补充,由此可以推断出互联网使用会如何影响我国公民政治认知的三大类要素——政治信息的分布、政治信息认知能力和政治信息认知动力。

   我国媒介生态特殊性使得互联网上的政治信息同传统媒体相比,种类更为丰富,分布更为均衡。因此同传统媒体使用者相比,网民更有可能接触到批判性的政治信息,从而更有可能产生全面的政治认知,对政府行为形成理性判断。此外,网络审查制度凸显了“互联网使用技巧”的重要性。美国西北大学的传播学者EszterHargittai教授发展了这一概念,主要指网络使用者在浩如烟海的网上信息中搜寻、过滤、提取和判断有用信息的能力。[27][28]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相关研究逐渐从关注“谁能接入互联网”转向“谁能更高效的使用互联网”[29]。因此从长远来看,使用互联网越频繁、网络使用技巧越高的网民更有可能接触到多种多样的政治信息,从而提高政治认知水平。

   OMG模型的第二个要素是对政治信息的认知能力。经常使用互联网更有可能带来对政治信息的频繁接触,对该种信息的熟悉过程也是人脑中相关认知框架构建的过程[30],其一大好处便是可以加快对同类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去伪存真,去粗存精。长远来看,资深网民将更为熟悉政治信息尤其是批判性信息的组织方式,在头脑中形成相关认知框架,从而提高对网络审查政策、网络舆情的动向、政府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立场和政策等内容的认知水平;不断增长的政治知识又能加速同类信息的提取、处理和储存过程,从而形成“政治信息吸取—形成认知框架—加速信息吸取”的正反馈链。

   最后,从认知动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网络审查政策很有可能在无意中促成—种特殊认知动力的产生——逆反心理(psychological reactance)[31][32],使得网民关注和吸取批判性政治信息的愿望更为迫切。尽管Eveland的“认知中介模型”强调了认知动力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限于该模型主要针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环境,Eveland等研究者主要着眼于两种动力来源——个体对周边环境监控的需要和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监督政府或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需要。在我国的网络环境中,严格的审查制度很可能催生心理拒抗,成为Eveland等研究者没有提及的第三种认知动力来源。当个体认为应当享有的某—种具体的“自由”(例如“随时查看信息的自由”)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时(例如“实行网络审查政策的政府部门”),逆反心理便会以对威胁源的负面认知和愤怒情绪的形式出现,导致消除威胁源、重建“自由”的行为(例如“搜索被删网帖”“转发敏感性长微博”)[33]。从这一点来看,由网络审查制度导致的心理拒抗会催使网民主动搜索和关注广义的政治信息,尤其是批判性的敏感性信息,同时加快对该类信息的吸收、处理和再转发。

前文讨论了从长远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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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春秋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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