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想象的民族(国家)与谁的想象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问题话语的双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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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或曰塔兰奇人(迁往伊犁河谷的种地人)、多浪人、罗布人等。即便维吾尔历史学者毛拉木萨在其历史名著《伊米德史》一书当中,亦有“蒙兀儿斯坦人”,或阿克苏人、喀什噶尔人等七城人的记载。

   20世纪初期,受西欧民族国家统一运动之影响,突厥民族主义觉醒了,积极投身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之中。稍后,在欧洲突厥学的启蒙下,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在“重新发现突厥历史”的过程中沉醉于建立“大突厥国”的迷梦之中。彼时的新疆,一部分维吾尔精英受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之推动,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自我”与“他者”的民族边界意识。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如穆萨巴耶夫兄弟、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库特鲁克?肖柯、买合苏提?穆依提、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买买提力?陶皮克等,他们建立的新式学校,采取的新式教学方法,唤起了本族群精英对历史上“维吾尔”名称的记忆,对于推动现代维吾尔民族之建构起了重要作用。民国学者蒋君章在其《新疆经营论》一书中谈到了此间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据其观察,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对维吾尔民族意识的培育可谓不遗余力;即使在喀什噶尔政府昙花一现的时代,他们就在汉人的庙宇办了些学校,教职员多是阿拉伯人和安集延人,“民族的思想,可说已经成熟了”。事实上,近现代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流布,已经为很多研究者所注意和研究,并被广泛认为是当下中国“疆独”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还应注意到,此期新疆地方民族的“自我表述”,就具体过程而言,俄国(苏联)的实力影响和示范作用可谓非常重要的助推剂。从19世纪末叶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俄国(苏联)一直在新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除了没有名义上的主权之外,它的实质影响力在事实上超过了彼时一直处于各种内忧外患旋涡的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各自的宪法、国家机构、首都等一切现代国家的形式要件;苏俄(苏联)1924年、1936年颁布的两部宪法亦明确宣布各加盟共和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且拥有最终退出苏联的自由。不言而喻,苏式的加盟共和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国家,亦拥有较大的独立性。最初,帝俄(苏俄)学者在对从新疆获得的古代回鹘(Uygur)文的佛教、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及世俗文书的释读过程中发现,这种文字所反映的,正是现代居住在同一地域的南疆“突厥人”的语言。基于这样的认识,1921年,在拉德洛夫、巴托尔德等学者的建议下,苏俄政府宣布将境内“喀什噶尔人”、“塔兰奇人”、“吐鲁番人”等自称统一定名为Uyghur,并在塔什干召开了Uyghur代表大会。至此,Uyghur族称在新疆和中亚流传开来。

   1933年以后,苏联支持下的新疆汉人将领盛世才取得了对这个多民族广阔边疆省份的控制权。1934年,在包尔汉等人的建议下,盛世才掌控的新疆省政府在新疆“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新疆民众联合会”,专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会上还确定了对新疆各民族的称谓,以“维吾尔”3个汉字正名Uyghur族称(包括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等族)。至此,盛氏离弃了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理论及稍后孙中山提出的“国族”理论,转而挪用斯大林式的“民族平等”口号与以“分而治之”为目标的分类化手段,“识别”出维吾尔、哈萨克等14种“民族”群体,并且为每一个新的“民族”创造出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

   其时,盛世才宣称:“民族平等政策使14个民族了解到,新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正如苏联一样,盛世才实行民族分类政策之初衷,在于破坏从突厥语系穆斯林当中产生更大范围“民族”认同的可能性,并且假造出“民族”间的竞争,以追求统合性的政治目标。事实证明,从苏联学到的统治术,确乎可以抵消反汉民族主义势力的部分能量。多数新疆人看来都接受了这种“民族身份”,仅有少数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此抱持异议。至此,历史上一度消失于突厥人当中的维吾尔人“复活”了。就其“复活”的过程来看,苏俄在中亚开展民族识别,组建民族加盟共和国,以“民族自决”为口号,直接推动了维吾尔民族意识之觉醒;而盛世才以苏联为模板,确立了“维吾尔”族称,如果仅仅基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及国民统合之视角,对于中国国家而言,强化边疆民族自我意识,显然并不利于民族国家和国民意识之构建。

   维吾尔族作为新疆地区近代以来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尽管它拥有悠久的族源历史,但是并没有在其大致形成之后拥有任何意义上的覆盖整个或大部分民族人口的独立国家建制或国家体验。作为一个历史上没有建国体验的族群,普通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诉求主要来自他们在近代以来同俄(苏)的交往,并且以后者为榜样。这种民族-国家想象在长期受苏联影响并且主要从苏联获得政治文化和政治知识的维族精英人士心中亦是如此。关于苏联对维吾尔精英民族意识之影响,早在1930年代就有人观察到了这一点。1934年吴霭宸陪同罗文干宣慰新疆,在伊宁考察时就发现,“伊宁县设有高级小学二处,现正创办第二中学,维民学校学生,无虑五六百,习俄文而不习汉语,普通维商类皆能通俄语,而于汉语则否。市面所用度量衡以及账簿、算盘,概从俄式”。吴氏不由得感叹:“喧宾夺主,至足惧已。”这种潮流的后果之一,即是俄(苏)在中国新疆地区培养了数代利益和情感倾向俄(苏)中亚地区(而不是中国)的地方性政治、文化、经济精英。这一文化和人脉上的影响与政治、经济之影响相比较,别有一种意味。

   3.西藏地方民族精英的“自我表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当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际,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分子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组织藏军,驱逐驻藏川军和在藏汉人,并宣布“独立”。西藏之独立倾向,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颁布的《水牛年文告》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一文告中,达赖喇嘛将西藏与元朝以来中央政府的关系定性为纯粹的宗教供施关系,否认了自元朝以降西藏与中央之关系首先应是政治隶属关系,然后才是宗教供施关系的历史事实;同时,他还在文告中使用了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词句,比如将西藏称为“国家”,对内宣扬“独立”,要求获得“自主权”。不言而喻,在一些西藏上层精英看来,伴随着清廷的覆亡,维系西藏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唯一纽带亦即断裂。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3月间致电民国政府,略谓西藏之土地、人民、政事,当照第五世达赖时代办理。何谓“第五世达赖时代”?当时有论者对此作了精辟分析:“所谓第五世达赖时代者,即有清尚未入关以前……英人亦未窥伺西藏,故西藏主权完全无缺。嗣列有清藩属,其情况遂与今日大异焉。”

   稍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政治代理人德尔智的一手策划下,西藏与外蒙古双方于1913年1月11日在库伦缔结了互相承认对方为“独立国家”的《蒙藏协约》,并试图建立“蒙藏联盟”。纵使两位当事人不具有权力和能力,《蒙藏协约》因以未能发生政治效力,而这一协约亦不适合称为国际性法令,但无论如何,未尝不可把这一协约看作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精英对其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的“自我表述”。1914年至1915年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在达赖喇嘛的授意下,西藏地方代表提出完全独立之要求。尽管由于来自民国中央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西藏地方最终抛弃了“独立建国”之诉求,但英国人提出的“宗主权”概念因以走上前台,并被用来界定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事实上,“宗主权”本身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从国际法上还是习惯法上都无法探知其确切的内涵。是故,自从“宗主权”概念被引入用以界定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以来,就决定了西藏上层精英必将利用这一概念,抛弃中央政府所持的“地方自治”而行“自治国”之实。

   1920年前后,西藏地方政府曾与苏俄政府有过秘密交往。彼时,苏俄为了瓦解协约国集团的武装进攻,曾四处联络,寻求支持。西藏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成为苏俄政府拉拢的对象。依靠本国境内信仰佛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与西藏人之关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20年冬专门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向西藏上层喇嘛灌输苏俄式的民族自决原则,并声称此乃世界全体人类都要遵循的客观规律,“若此,俄藏紧密联合后,无论西藏受到任何外部之侵犯,需要我们俄国人援助时,一定按尊意行事”。作为回应,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自己的秘书洛桑拉德金抵达莫斯科,向苏俄政府转达了西藏地方政府之诚意。随后,双方互有秘密信件来往。通过稍后双方来往的信件内容可以发现,双方均认为两者的交往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达赖喇嘛称西藏地方为“本国”,与之相对应,为了取悦西藏上层喇嘛精英,苏俄政府亦乐于将西藏地方政府表述为“西藏国”,同时还表示愿意“派遣考察学者入藏,防止西藏佛教丧失于一二人之手,以巧妙手段使西藏独立”。尽管苏俄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百般热忱,并许以“民族自决”之承诺,然而站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立场考量,“民族自决”、“西藏独立”的远景固然美妙,但与苏俄政府过度亲密的交往必会招致英国人的不满,这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承担冒犯英国人的风险,诚可谓得不偿失。是故,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苏俄人的热情仅仅礼节性地表示感谢,惟称“希望维持俄藏友好原状”。

   1930年代,西藏地方精英与民国中央政府之关系稍有改善,但其民族意识依然强烈。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典礼之际,试图统合西藏地方。中央政府代表黄慕松一再向西藏地方精英解释,声称中央政府不仅仅是汉人的中央政府,而是五族共有的中央政府,西藏可以派优秀的人才到中央政府任职;同时为了体现国家的主权,中央政府须派驻藏大员,执行国家行政和指导西藏自治,但不会干涉西藏自治权限内的一切事务。彼时,噶厦政府虽然对黄慕松礼遇有加,并派却让、楚歌两位代表前往德格迎接黄慕松,但在提交给黄氏的文书中却有“西藏大国”字样。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官员在表述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之时,惟声称“中央为藏之施主”,或称双方仅有宗教上之“檀越关系”。随后,西藏地方政府更以“五族共和”之民国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西藏为自主之国”,表示双方不能合作。

   恰如一位国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噶厦方面之态度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华民国所持的政策存在着矛盾: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西藏就在多种场合申辩它是独立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又表示愿意处于依附地位,接受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条件是不触动西藏内部原有的制度和中华民国放弃对康巴、安多大片重要的藏族聚居区的支配权。这些看似悖论的诸种面相之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西藏地方精英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务实性态度。应当予以留意的是,彼时西藏噶厦方面明确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这就为在实践中将西藏的事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框架内进行协商奠定了基础。

   4.“大泰族主义”之流布与“云南民族”、“广西民族”之意识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亲日的暹罗(泰国)皮蓬政府在日本唆使下,奉行“大泰族主义”,一力鼓吹“南诏泰族王国说”,宣称中国西南的粤、桂、黔、滇为泰掸族的祖居地,鼓吹收复历史上失去的土地,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还派人到中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进行活动。“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提出和传播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现代泰国正在形成过程中,但与西方各国相比,它仍然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东方国家。

基于此种状况,当时的泰国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培植和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拉玛六世(1910~1926)不止一次地强调,要用历史激发民族主义的感情。他本人曾创作了三部反映素可泰历史的剧本。后来的銮披汶政府更是接受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大泰国”构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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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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