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嫉妒与“感知的不平等”

——对“红眼病”和“仇富心态”官方话语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1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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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而财富获得的方式,以及致富的更为重要的体制和权力因素也避重就轻。

   仇富心态

   或解释“仇”,即为“嫉妒”。嫉妒,俗称“红眼病”,是人性的缺陷之一,普遍存在。但是嫉妒未必都会转化为仇恨。仇恨一生,往往引以为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富人成了成功人士,让人羡慕以至于嫉妒,实属正常。如将这嫉妒一概视为“仇富”,那么,中国人不光仇富,还仇美、仇官、仇顺利,仇一切无灾无难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民族?

   富人落难,被害,被绑架勒索,亦不能一概视为“仇富”思想所致。犯罪分子是社会公害,危害社会,危害人类并不分类别,亦无感情色彩。富人目标大,犯罪分子把他们作为对象,是投入小,收益大。再说,加害富人的,也未必都是穷人。

   ……

   财富无罪。财富的品格,显示在开端(即以什么手段取得)和终端(即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两方面显露出的不仁不义,使许多富人日子难过。而且,一个人不应轻视财富,一旦如此,就暗示变富必然遭殃,要么是我们的社会忍受不了财富。

   人民日报,2005(12)

   仇富的危险首先是通过媒体报道的一系列谋杀案显现出来的。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钢铁大王”被杀;在该年2月浙江的一位身价上亿的富豪被发现在自己房前遇害,身上连刺14刀。这些怀疑都转向认为是“仇富”心态导致的犯罪案件(13)。秦沣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导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沿海发展比内地快,城市发展比农村快,一部分家庭收入增加比较快,收入差别在扩大,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要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必须鼓励创业投资。要鼓励创业投资,就要使创业投资有合理的回报。而且高投资回报是私人投资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来讲,收入不平等导致的这个困境仍然不可避免,同时,这也导致了令人不安的仇富心态。秦沣认为除了不让收入差距过分的悬殊之外,还绝不能渲染“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是有害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14)。

   孙娟娟的一篇文章给出了农民社会中仇富心态的详细定义,认为要定义“仇富”要“仇”和“富”两方面。“‘仇’是与恨紧密相连的一种心理反应,……‘富’应从多方面来理解,它不仅包含金钱的充足、生活条件的优越、也包含权力的巨大、知识的丰厚、社会政治生活的安定、自然资源的充足、人才的有效聚敛等”(孙娟娟,2008:43)。她进而认为“富”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理想层次,有比较才有层次,有比较才有“富”。而“仇”的程度介于嫉妒和仇恨之间,比嫉妒的程度要深,比仇恨的程度要浅。论文中总结了两种仇富心态的表现形式。第一种是“红眼病”,就是对富裕、准富裕阶层抱不快活的心理,表现为言语上的嫉妒、诋毁及恶意中伤等。在无法阻止别人致富的情况下,通过口头的讽刺、挖苦来宣泄内心的排富情绪。第二种就是不合作行为,这是在仇富心态驱使下采取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富有的邻里帮衬劳动,拒绝为他人的致富生产提供相应的要素等(孙娟娟,2008:43-45)。

   从“红眼病”到“仇富心态”,嫉妒的目标似乎从各个领域的成功者缩小并集中至“富人”。当“红眼病”退去、平均主义被抛弃的时候,对富人的“仇”又开始了。在1980年代人们还能容忍大部分的不平等,随着超级富豪数量的增加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时期公共话语的主旨变成想找到“财富”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劝富人行善,劝穷人理解。刘长发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中国社科院对中国富人致富原因的调查,发现普通民众所希望和认可的致富原因首先是依靠“文化资本”,即通过文化知识、技术水平等智力因素赢得财富;其次是“经济资本”,即通过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原始积累而富裕;人们不能认可和痛恨的是运用“权力资本”,即通过不正当的灰色交易而跻身富人阶层的致富方式(刘长发,2008:159)。他同时指出,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对财富的眼红都是一种必然心态,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譬如把这种富人财富的拥有理解成对方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的付出、祖辈打拼下的遗荫等等。但是一旦自己替对方寻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令自己信服,或者认为对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过低廉,那种不公正感就会变成仇视,仇富心理也就产生了(刘长发,2008:157)。在这一时期的报纸评论中还认为谴责富人的不当行为对一概而论的“仇富心态”来说也是不错的替代。

   中外寓言对富人都是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寓言中对富人的态度反映了人们的仇富心态。在传统社会,许多富人是靠特权和对人民的残酷掠夺而致富的。……但总体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致富离不开个人的能力和奋斗。……但是,普遍来看,中国的富人还不像美国富人那样受尊重。尽管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们致富对社会的有利影响,然而,仇富心态还相当普遍。

   这其中的缘由,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仇富心态有几千年之久,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已进入市场经济,但思想意识尤其是民众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跟上,用传统的眼光看富人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贫富差距的扩大又为这种观念的生存与传播提供了条件。二是普遍存在的“原罪”观念。不能否认,一些富人在致富尤其是暴富过程中,的确有许多非法行为,但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借改革的春风,靠自己的奋斗正当发展起来的,许多富人也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胆略和勤奋致富的。但少数人的不正当致富败坏了整个富人群体的形象。三是中国的一些富人,其财富与道德没有同步增长,即使是正当致富的人也做出了一些与其身份不符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仇富也是富人自己引起的。

   人民日报,2004(15)

   参照这篇论述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平等激起了仇恨;如果你是个富人,但是平等地对待其他人,那么仇富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仇富仇的不是富,而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很多评论同样认为人们并不是痛恨所有的富人,他们痛恨的是大量的国有资产通过幕后交易或巧取豪夺变成私人资产的行为(16)。使财富可恨的关键就是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别,一个对比就是逃税漏税(非法财富)与“仁富”(那些努力回报社会的富人)(17)。另外一些报道指出,富人的浪费也加深了仇富心态,富人有能力花成千上万元吃一顿饭或花十几万买一瓶酒,那么是否应该限制奢侈消费,这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8)。有人认为富人必须为“仇富”负责,因为“他们的富庶程度还不能和比尔•盖茨或是沙特王子相比,不过,他们的奢华确是世人少见的”。事实可能如一位富豪所说的那样:“在中国,你的富裕要让别人看见,否则没人会相信你真的有钱”(19)。过度的消费已经引起争议,这也被认为是仇富的首要原因,富人们的故意炫富和经常需要别人承认他有较高地位,这些都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一时期,不平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像下文里评论的那样,重要的是仅仅让富人不那么可恨。

   ……但在现阶段,一定的财富差距仍然客观存在。不同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等方面不尽相同,文化背景、家庭环境、身体素质等也存在差别,这些不同与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导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先富者与后富者都应保持豁达平和的心态:先富者不应高高在上甚至为富不仁,而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和带动后富者;后富者不应怨天尤人甚至“仇富”,而应尊重他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的财富,自强不息,尽快脱贫致富。

   人民日报,2005(20)

   除了呼吁富人提高道德标准和自律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来消除仇富的叙事:比如“富人给关于终极丰裕社会的想象提供了象征资源”,以及虽然对富人来说财富是快乐和地位的源泉,不过钱仍然和苦难以及犯罪有关(Zhao,2001:118-119)。换句话说,尽管富人显然会受到别人钦羡,不过当富人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自我弱势的时候,可以适当弱化他们招致嫉妒和仇视的根源。无论如何,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的是“共富”已经很少提及,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的“无力感”在增强,而富人或某些财富的不应得变得更加难以辩驳,为富人论证财富是他们“应得的”理由也越来越不充分。从批评“平均主义”到驳斥传统“杀富济贫”思想的转变也无法改变人们对某些富裕的难以容忍。从“先富”到“共富”从根本上蕴含的是一种财富平等观,当“先富”与“后富”的距离越来越大,这种财富的不平等显然更难以接受。可以显见的是,从“眼红”到“仇富”的话语变化,一方面对应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另一方面“不可得”和“不应得”感受的加剧——无论是富人的财富还是普通人的劣势——也增加了这种别人的“好运”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并在一些层面上引发了社会行动的可能。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从“红眼病”到“仇富”,嫉妒的程度在加深,但是在最近出现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讨论中,仇恨转化为戏谑、反讽甚至不以为意。这可能仅仅是公共话语从纸媒到网络的转变进而以网络狂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义,也可能是仇富从“公然的反抗”转为“弱者的武器”(21)。

   结语

   如前所述,激发嫉妒及其负面行为的并不仅仅是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不平等,更多的是被感知到的、主观理解的不平等才使贫富差距对嫉妒者来说变得不可承受。在不同社会时期对平等的期待,富人的强势(superiority)以及自己的弱势(inferiority),尤其是无力感的强弱进而导致的“可得”的希望大小才是引发嫉妒的“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内容。改革之后出现的财富不均无疑招致了关于羡慕、嫉妒、眼红和仇富的讨论。不管这些现象是否真实存在(取决于真实如何定义)以及在多大范围内真实存在,相关的讨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嫉妒与不平等、尤其是财富不平等的关联,以及如何与“感知的不平等”各要素相互作用并由此在官方话语层面进行道德、政策以及话语劝诫。

   同样,嫉妒与嫉妒方的弱势和被嫉妒方不应得的好运密切相关。从关于“眼红”和“仇富”的公开讨论中可以看出,论述的重点都集中在被嫉妒一方(成功者或富人)的是否“应得”。在针对眼红的讨论中,常见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是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而取得个人的成就,那么这完全是应得的,别人不应该眼红。反而那些嫉妒者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的平均主义的想法,接受经济发展的好处,容忍不平等,不平等在改革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仇富的讨论中,财富和富人被区分开来,财富是应得的,某些富人的行为配不上他们的财富;“财富是无辜的”,通过努力劳动、合法经营而得到的财富是实至名归,而有钱人被仇恨是不是“罪有应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从制度层面下降到个人的行为方面。而在“不可得”(unreachability),也就是自身的无力感方面,在关于“眼红”的讨论中,“共富”是减弱无力感的重要方式;而到了“仇富”,不平等的事实已经被常态地接受了,“财富平等”已经不再作为共识进行倡导,虽然财富的理所应当的不平等还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同时,在“眼红”和“仇富”的公共话语中,嫉妒一方的弱势只是很隐晦地提到,从某种程度上,在政策均等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弱势地位很容易被归结于个人的能力不够。正如前文提到的本泽夫所说,嫉妒一方的弱势如果被认为是不应得的,无论是否强调财富平等还是不平等,这种弱势都是最容易增加、最难以控制并且最容易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波动。也就是说,“眼红”和“仇富”的官方话语,无论有意或无意,利用了嫉妒与“感知的不平等”的复杂关系,趋利避害,在话语层面影响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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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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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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