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8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0: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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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三种格外突出和难以逆转的趋势,而自由主义的理论能够同时契合这三种趋势,形成理念与实践的有效互动关系,为身处变化中的人们提供认知框架与意义资源。因此,辩证地来理解,自由主义思想既推动了社会想象的现代转变,又是这种转变的结果。而新的社会想象又构成中国自由主义的本土根基,也是它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原因。

   首先,平等主义的理想,贯穿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所有重大的历史发展——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积淀在我们的深层文化背景之中,最终成为社会想象中不容置疑、理所当然的核心价值。平等主义是一种价值信念,主张人没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和道德地位,都应当被赋予同等的发展机会(包括教育、健康、就业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人不应当因为其民族、籍贯、性别和家庭地位的不同而遭受区别对待(歧视)。平等主义与中国儒家传统既有兼容互通的一面,又有紧张冲突的一面。但无论如何,以现代的普遍主义形式出现的平等主义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它在政治上表达为拒绝传统的神权或王权政治,要求以“人民主权”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原则,但对民主政体的形式有多种不同的选项。平等主义并不直接导向自由主义,但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具有内在的亲缘关系。

   其次,“自我”的观念由社群本位逐步转向个体本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历经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伴随着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传统社会中的个人 “嵌入”(embedding)在有机共同体之中,以社群关系作为自我理解的核心。而世界各地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脱嵌”(disembedding),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现代制度化的结构中,这个过程塑造了现代的个体本位的自我理解(individual-based self-understanding)。⑤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这一“脱嵌 / 再嵌入”的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瓦解了原有的市民社会形态。城市人口按照单位体制被重新嵌入集体,而广大的农村人口并无大规模流动,原有的宗族成员在原地被转入人民公社体制。⑥在这种隐形的“个体化”过程中,新的集体主义认同代替或遮掩了传统的宗族社群认同,并没有生成个体本位的自我理解。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商业化,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与社会层级流动。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形成了个体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⑦个人主义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近三十年出现的新社会语词:纳税人、公司法人、持股人、业主、车主、隐私权、物权等等,都昭示着个人主义视角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的社会认知,改变人们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理解。个人主义既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概念,也是人应当如何行动的规范性概念。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媒商业化的发展,公共领域呈现出高度的文化多样化,不仅强化了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与资源。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具有基本教育程度的人所面对的资讯环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无论好坏,中国人在生活理想、人生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与分歧越来越显著,使得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事实,也构成了中国人社会认知中的共享知识。多元主义事实不同于价值多元主义。具有多元主义事实的认知,意味着对多样性“见怪不怪”,不再将异己的观念视为不可思议或不可理喻的。但具有这种知识并不等于肯认或赞同价值多元化的倾向。但无论赞同与否,当代中国人的社会想象已经吸纳了多元主义事实这一共同的社会知识。这意味着,人们不再会惊奇随时可能会遇到持有不同生活方式、人生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他者”——佛教徒、儒家信徒、基督教徒、毛派分子、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华夏文明优越论者、中国国民劣根性论者、亲西方论者、反西方论者、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独身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最为重要的是,多元主义的事实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前那个以“同志”彼此相称的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不复存在,正如“同志”这个称谓几乎完全消失或丧失了其原本的指称功能。中国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异质性共同体。当然,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中,但塑造我们的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至少包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这四种传统都对人们的价值和信仰发生着塑造作用。但对于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而言,这些传统的影响并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分殊有别的,于是形成了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出现了差异与分歧。多元化的局面对于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应对多元主义社会的问题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能否有效地解释与应对这三种重要的社会趋势成为一种评价和检验标准,用以判断各种有关中国现代性规划的思想论述的相对优势。在既有的几种主流现代性论述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规划在原则上能够满足平等主义的诉求,但除非经过自由主义的改造,它无法应对难以逆转的个人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当代儒家的复兴是一个仍然在展开的过程。几十年来“心性儒学”发展颇有成就,但长于“内圣”而疏于“外王”,不足以提供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原则。而晚近兴起的“政治儒学”有几种不同的取向。复古派取向的政治儒学仍然坚持将现代性特征视为外在于中国传统的异己因素,以为是可以被“重新消除”(undo)的,它几乎无视或忽视中国社会想象的深刻变化及其巨大制约力量。⑧“儒家社会主义”的构想与传统社会主义一样难以面对个人化和多元化的挑战。“儒家自由主义”的方案或许是一个具有潜力的选项,但仍然需要处理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在核心原则方面的紧张。如果儒家对现代性的妥协或“调和”过多,有可能丧失其独特的伦理精髓。相反地,如果固执于儒家文化的整体性保全,或许就难以抗衡、改造或吸收现代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要求。儒家的现代复兴面对的根本难题是,中国的现代转变是一场“跨文明”的变迁,导致了基本“视域框架”(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时间观、文明观与人性观等)的变化,使得当代中国人已经处在一种混杂的而非单纯的视域与标准之中,诉诸原有的视域框架并不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就社会政治的基本原则而言,自由主义比其他思想更有可能同时满足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要求与限制,因而更有可能提出一种可欲与可行的中国现代性的规范论述。自由主义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思想传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表述。格雷(John Gray)曾总结了自由主义传统共享的四种基本要素: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meliorism)。⑨而自由主义的决定性优势在于,能够在多元分歧的格局中建立公正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面对多元主义现实的挑战,自由主义不是试图去消除多样性,而是与多样性共存,最大限度地承认人们在生活理想和人生信仰方面的“合理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维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论证了“平等的关切与尊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与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的自由”以及拉莫尔(Charles Larmore)所阐述的“平等的尊重”相当接近,其特殊性不只在于比传统社会主义更重视个人自由,而比文化保守主义更注重平等,而且在于它能够最为有效地回应多元性的挑战,能够最大限度地平等对待各种人生理想和宗教信仰。这常常被(误)称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这个让人困惑的术语很容易让人质疑自由主义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宣称了某种价值(“平等的自由”),一方面却宣称价值无涉的中立性。但这种质疑实际上完全误解了所谓中立性原则的确切涵义。中立性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绝不是价值无涉的,它本身是一种价值论断(value assertion)——肯认了“平等的尊重”的价值,因而是作为明确的规范性观念与其他政治道德相区别或竞争。所谓“中立性”是指这种政治道德不依赖于特定的善的观念,对各种生活伦理最大限度地保持平等的关切与尊重。因此,它在普遍正当的意义上是最低(最薄)的原则——面对各种合理争议的人生理想保持“一视同仁”;但作为强制性的政治原则,它诉诸的道德要求又是最高(最强)的原则——那些与“平等的尊重”相冲突的人生理想或信念都必须在政治领域中服从其道德原则的优先性。⑩

   在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构成的现代社会想象中,虽然每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未必会将“平等的尊重”奉为自身最高的道德原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却只有将“平等的尊重”作为最基本的普遍道德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政治共同体的根本规范。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政治构想,都将会与社会想象中的核心价值发生冲突,缺乏可欲性或可行性。这就是为什么左翼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规划具有其难以匹敌的优越性。这一判断不是依据脱离中国语境的或外在于中国的所谓“普世标准”,而是出自对当代“中国特色”的基本认识以及中国人自主的价值诉求。

   三、传统的精神残余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转变中,自由主义能够有效地回应社会实践重要条件的变化。作为一种现代性规划,它能够为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提供可欲与可行的规范性原则,相比其他与之竞争的思想论述具有明显的优势或潜在优势。因此,自由主义的理念与原则正在实现其本土化进程,从中国文化的外部走向内部,边缘走向核心,成为中国人社会想象的重要构成性部分。从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殖民”的过程。但在批判语境主义的视野中,人类文化的变迁从来就包含着内外边界的重构。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仍然是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也有可能出现某种变形或逆转。因为它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带来了迅速而巨大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自由主义据说是中国经济改革所依据的理论指南,因此改革的负面效应也造成了某种对自由主义的抵触与反弹。但这种困境并不是自由主义理论本身造成的,而是它在中国特定政治状况中的扭曲形态所致。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在缺乏健全的法治与民主监督机制的条件下,必将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虽然权贵资本主义也会诉诸自由主义理论来为自己辩护,但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利用策略——将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论述从自由主义整体思想中割裂出来为我所用。11

德沃金曾经有力地论证指出,“自由的平等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方案的“构成性原则”——因其本身而具有价值(valued for their own sake)。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是其“派生性原则”——作为实现其构成性原则的手段——只具有策略性的价值(valued as strategies)。自由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会支持市场经济的方案,但这不是出于“效益原则”(由于市场能创造高效益),而是出于“平等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在许多情况下比计划经济能更为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生活选择。而当“市场”威胁到平等的时候,自由主义主张对市场做出规约和限制,甚至可以支持“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某种混合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原则反对简单的发展主义心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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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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