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00:40

进入专题: 文化诗学   文学理论  

童庆炳 (进入专栏)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既有历史的维度,肯定正义战争,又有人文的维度,谴责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两个价值维度形成了一种悖论。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的作品还太少。关怀现实,这是文化诗学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文化诗学开辟了文化的视野,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提炼出一种文化精神来。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要进行一种价值的阅读。西方学者提出,阅读文学作品有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一种叫做“价值阅读”。[1] “品质阅读”主要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衡量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而“价值阅读”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意义。如果自觉地对作品进行一种价值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用儒家的文化解读朱自清的《背影》,那么他的发现跟我们不同,按照一般人的解读,《背影》写的是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读,说这篇作品主要写的“父慈子孝”、“孝”,英文是翻译不出来的,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如果硬要翻译,大概可以翻译成“对父母的虔诚”,很啰嗦,英文里没有这个词,只有儒家文化有这个词,用儒家文化解读这篇作品,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把作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解读,这一点也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群鸡正乱叫”一句,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诗,这算什么诗。其原因就在没有把这句诗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去把握,所以你觉得不是诗。其实,这句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羌村三首》写在“安史之乱”即将结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乱,看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斗争,现在回到了自己的故园,杜甫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在斗,是鸡在叫,“群鸡正乱叫”,这个画面很典型地表达了杜甫对和平生活的神往,已经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温馨。如果把它放到原诗里边去,又把原诗放到“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解读,我们就会解读出许许多多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文化诗学提倡解读作品的时候要有文化语境,要文化语境化,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文化诗学还要着重考虑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按照德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学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的有六种,即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2] 实际上我认为还可以把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包括进去。文化诗学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作品的新的意义。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这一点鲁迅早就说过,他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3] 所以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这种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也就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我觉得总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学艺术研究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这种参照系,例如文学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进行一种互动的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说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不少历史学家就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面,有很多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这种批评有时候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就不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看了这些批评以后往往感到触目惊心,这些小说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就敢这么乱编乱写?实际上,我不相信这些作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就敢去写历史小说,就敢去编导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文学创作属于一种审美文化,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所写的作品能不能称为文学作品,关键就看作家笔下所写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是不是富有诗意。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认为“写作的主旋之一便是感受到诗意跟感受不到诗意之间的对照。”[4]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于历史,就完全客观地不动感情地照搬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感情过滤过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譬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以及后来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那么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剧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经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去忠实地叙述历史,编剧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一些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三国演义》里“空城计”这个场面,查一下史书《三国志》,是完全没有的,而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关的时候,也就是演“空城计”这个场景的时候,司马懿还在湖北的荆州担任都督,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诸葛亮对阵,所以这个“空城计”的场面在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虚构的。这不过是一种情感评价,是美化诸葛亮,赞颂他有超常的智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过“情者,文之经”[5] 《文心雕龙•情采》,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诗意特性。对于文学艺术这种文化,如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这是不合理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而是他们往往是要借历史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某种看法而已。历史作为一种文化要尽可能忠于事实。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在利用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改造了历史。从历史和文学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去探求文化意味。“文化视野”是文化诗学的第二点要求。

   文化诗学的第三点要求,就是重视对作品的细读,通过作品的语言分析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诗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抽象地来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本的语言。语言非常重要,它所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语言是一种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生活。语言与生活是同一的。当生活里出现一个新的词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运用。譬如读小说,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都不会忘记。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把一个坏人和奸臣的嘴脸暴露无遗。又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6] 对于这句话,我们要加以细读,不能够像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那样,仅仅说它表现了旧礼教要吃人,不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要在这里写“这历史没有年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是应该有年代的,为什么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呢?鲁迅想到的是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不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的事,因此说没有年代;漫长,在漫长的年代里面。另外,鲁迅为什么要写“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为什么“仁义道德”几个字是歪歪斜斜地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又是什么意思,“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敷衍的、随便的、不认真的,所以才是歪歪斜斜写出来,也就说封建统治者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敷衍老百姓的,不是真的,是假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为什么是从字缝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表面上他还是讲的“仁义道德”,但透过这个“字缝”,里面真正讲的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一次宣判。像这些句子,都要经过我们的一种细读。只有经过细读,文化意义才能充分被揭示出来。文化诗学重视通过语言来揭示意义,这是文化诗学所坚持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构想,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过去,把文学理论和批评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就是认为只有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的语言才是有文学意义,才具有文学性,文学作品的内容,如审美意义、历史意义、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处于文学的外部。所谓“外部研究”就是对文本之外的作家传记、作家创作心理、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是对文学的外部的研究。可以说,这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看法是很片面的,不科学的。文化诗学的构想就超越所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文学理论方法的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完整的、深刻的文学理论方法。

   进一步说,文化诗学的文学观念,不是把文学看成是单一的东西。文学它有许多维度,其中语言之维、情感之维和文化之维,是文学许多维度中最重要的三维。文学是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艺术,它总是要透露出各种文化蕴含。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比较完整,符合文学的实际。文化诗学是建立在对文学这一理解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新构想。

   总起来说,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与复归。

   注释:

   ① 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第133页。

  

   【参考文献】

   [1] [英]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M]//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35.

   [2]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3]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6.

   [4] 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M].戴启篁,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161.

   [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

  

  

进入 童庆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诗学   文学理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071.html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6年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