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0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1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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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杰  
诚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此兼及防海而言也利一。河运日滞、海运多险,因循不变,则天庾正供,或有偶然窒碍之虞。有铁路则举重若轻,霎时千里、风雨无阻,昼夜可行,奸伪无所施,沈失无可虑。岁丰则积储无缺,岁歉则赈济易办。此兼及河路而言也利二。至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一言以蔽之,"此举(修铁路--笔者注)为万国通行,自强根本。"

李鸿章授意下修建的唐胥铁路

  

   李鸿章想通过铁路建设将"求富"与"自强"合二为一:"铁路之妙用在调兵运饷,铁路之命脉在商贾贸迁。"

  

   至于电报的价值,李鸿章亦有清晰认知:"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之物。"

  

四、认知盲区及施行挫折

  

   尽管晚清改革派对于时代风潮有着敏感的把握,并以电报、铁路为切入点,初步形成了融合"求富"、"自强"于一体的国家转型的战略构想。但是,这一构想仍有一个严重的内在缺陷,即群体性地无视了参谋总部制度的意义。

  

   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而言,则铁路、电报建设,足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并有益于内政治理,但从军事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作为技术手段的铁路与电报本身不足以构成战斗力,只有当二者与参谋总部制度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新战争观念结合后,才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没有参谋总部制度及新的战争概念,空有西式武器与电报、铁路,还是完不成军事转型。

  

   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在于:

  

   1.支持工业化总体战的核心要素

  

   首先,支持工业化总体战的核心要素有三:(1)建基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爱国精神;(2)建基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战争系统;(3)依托强力政府而实现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这三点要素全部超出纯军事范畴之外,而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洋务运动未能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限制了清王朝的战争能力,也限制了其军事转型的广度与深度。

  

   2.清王朝官僚集团的惰性和保守

  

   清王朝官僚集团的惰性,及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保守,给变革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于仅仅纯技术层面的变革就遇到了严重阻力。

  

   同治末年,李鸿章预言传统驿传系统与土车早晚会被电报、铁路取代时,同僚的反应竟是"无不咋舌"。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又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与铁路相关的内容,却未被采纳。同年,李鸿章又向恭亲王提出修筑清江-北京铁路的建议,后者虽"亦以为然",却又指出"无人敢主持"。此后,李鸿章又向两宫太后言及此事,后者"亦不敢定此大计"。

  

   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虽有过出使经历,却坚决反对修筑铁路。他在光绪七年正月十六的奏折中,居然一口气罗列了25个理由反对修筑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外,翰林学士张家骧、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均持坚决反对意见。1884年之后,因津通铁路问题引发的反对声浪更大,如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太仆寺少卿延茂、漕运总督崧骏、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户科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左庶子朱琛、监察御史何福堃,均极力反对兴修铁路。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云南道监察御史韫德主张仅靠民间资本兴修铁路,实则不具备可行性。国子监祭酒盛昱、户部尚书翁同龢则主张铁路仅可修筑在远离东部沿海的边荒地区,全无切实认知,更与海防需求背道而驰。为了筑路一事,竟出现了"廷臣交章论奏以为必不可行"的局面。其中,除崧骏与铁路本身有利益对立关系,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人恩怨外,其余反对意见皆因缺乏常识所致。

  

   受到这些强大阻力的限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清王朝虽然在电报建设上成果颇丰(修建了连接南北洋的战略性电报网,并形成了环渤海湾的海防电报网),但铁路建设则收效有限,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相形之下,作为岛国的日本在1890年已经拥有2349公里的铁路。而且,日本的成就还远不限于此。

  

   1878年,日本组建了参谋总部(日语写作"参直静�"),并设立陆军大学,聘请来自德国参谋总部的少校参谋麦克尔任总教习,全力打造日本的陆军军官团。迈克尔告诉军官们"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而日军参谋总部在内部改革的同时,连续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信息,为中日战争作充分准备。因此,甲午战争中双方虽然武器装备相近,但以战争准备与战争指导而言,实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两国军队一个已经迈入现代的行列,一个还徘徊在传统的世界里。

1910年左右,明信片上的参谋本部(来源:维基百科)

  

   3.日本开始推行国民义务兵役法

  

   此外,早在1872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兵役法。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军制。其陆军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算上后备兵员,合计22万余人(实际动员兵力240616人)。相比之下,清军能够进行现代化作战的军队仅为北洋陆军2.5万人。日军不仅占据质量优势,亦已占据事实上的数量优势。

  

   故而,抛开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层面的成就不论,单以军事层面尤其是陆军战力而论,中日之间已经产生极大差距。

  

五、替代策略的失败与战略机遇的丧失

  

   李鸿章虽始终不明白参谋总部制度的重要性,但却已意识到中日综合实力的差距,其替代策略是以外购战舰的方式迅速组建一支强大海军,以遏制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这样的话,在日本无法利用海洋机动时,中国与朝鲜缺乏铁路的事实,反而有利于阻止日军快速推进。至于日本在本土修筑的铁路网,虽然便于其快速动员,但无助于境外用兵。可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海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一遏制任务。尽管日军在黄海海战中未能消灭北洋舰队的主力,但却得到了跨海运输的控制权,从而以登陆作战的方式,绕开鸭绿江一线的清军主力,趁虚连夺大连、旅顺,逼北洋舰队南逃,再移师南进,登陆山东,陆海夹攻夺取了威海卫,彻底消灭了北洋舰队。反观清军,由于缺乏一个环渤海湾的战略性铁路网,只能以徒步行军、骡马机动的方式绕外线行军,兼之缺乏有效的指挥,导致每次作战都不能及时将主力集中到日军的主攻方向上,处处被动,终至全盘落败。

1911年,时任清朝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的程璧光在军舰主炮前甲板上与“海圻”舰众船员的合影,照片中间第2排右边第5位为陈壁光。“海圻”舰在中国海军史上是一艘充满传奇色彩的军舰:该舰是中国第一艘通过访问英国、美国、墨西哥、古巴等国完成环球航行的大型军舰;该舰是满清政府海军中唯一全舰官兵都剪掉辫子的军舰;在该舰环球航行期间辛亥革命爆发,该舰全体官兵在舰长程璧光带领下毅然投入革命队伍——出国时舰旗还是满清的黄色青龙旗,归国时已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结果,清王朝不仅未能通过洋务运动实现自强,反而在陆权复兴的时代被日本这样一个海权国家打败。其教训之惨痛,至今仍令国人扼腕叹息。但不少国人至今仍未认识到的是,在这个陆权复兴的短暂时代中,对中国这样一个陆地大国而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固然重要,但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整陆上资源与陆战力量,方可为更长远的海权竞争奠定不败之基。就此而言,晚清政府因其决策失误,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军事转型机遇。甲午战败,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战略失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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