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和:论劝诱改宗的宪法界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0: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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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和  
识别身份、限制数量、避开出入口等。

   此外,Brennan还质疑法院对Sankirtan问题的处理。被告没有要求基于Sankirtan的任何特殊对待,他们的质疑完全基于言论自由的普遍权利。因此法院没有必要讨论Sankirtan。而且,妨碍特定宗教信仰或原则活动的政府规制应当受到特别仔细的审查。

   Michael M. Greenburg分析思路是:A.审查标准;B.政府利益的重要性;C.更少侵扰措施(仔细调整);D.被限制的宗教自由。[24]

   Ronald Baxt Turovsky认为,先例对于豁免请求,自由活动条款比言论自由条款提供更为强劲的保护,如果请求同时涉及自由活动和言论自由,应当分别审查。[25]

   在ISKCON v. Lee案[26]中,纽约和新泽西港口当局采纳了一项禁止在航空港终点内散发文献、销售文献和乞求资金的规章。国际克里希纳意识协会起诉寻求宣告和禁令救济,声称规章剥夺其成员的第一修正案权利。最高法院认为禁止乞求资金是合理的,而禁止散发文献是无效的。

   首席大法官Rehnquist发表了关于乞求资金的法院意见。公共当局运营的航空港终点不是公共论坛,因此禁止乞求只需要满足合理性标准。港口当局限制其财产上表达性活动的程度取决于论坛的性质。对于传统的公共论坛或指定的公共论坛,规制只有被严密界定以实现迫切的政府利益才能通过审查,但是对于政府所有的其他任何财产,限制只要是合理的就能通过审查。[27]不管根据传统还是目的,终点都不能被描述为公共论坛。历史上航空港未曾为言论活动所用。鉴于现代航空终点出现较晚,它几乎不符合长期在公共信任方面所具有以及为表达活动目的而使用的特征。[28]航空港运营者没有向那样的活动开放终点,[29]这点被运营者频繁和持续的当地诉讼所证明。港口当局、其他航空港建设者和经营者以及联邦政府都认为终点专门用于促进高效的空中旅行,而不是乞求捐款。

   港口当局禁止乞求是合理的。禁止乞求金钱是对论坛受保护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严密和有效规制,或者说,是对表达性行为非言论成分的有效规制。乞求可能对旅行事务造成妨碍,行人决定是否捐款或改变路线避开乞求,就会延缓行程。通过把乞求限制在终点外的人行道区域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督乞求活动,以确保旅行者不被不当妨碍。绝大多数航空港使用者都会频繁经过这些人行道区域,这就使得ISKCON 完全有机会接近一般公众。尽管ISKCON引起的不便似乎很小,港口当局能够合理担心,让一个接一个组织寻求那样进入机会的递增效果将被证明有很大的妨碍作用。

   Souter法官就乞求资金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规制没有满足仔细调整以促进重要政府利益(防止胁迫和欺诈)的要求和充分替代渠道的可用性。

   Kennedy法官发表了关于散发文献的法院意见。港口当局经营的乘客安全区域外航空港走廊和购物区域是公共论坛,港口当局完全禁止散发和销售文献不符合严格审查标准。

   公共论坛学说不该是分类法学,即把政府所有的财产分为传统公共论坛、指定公共论坛和非公共论坛。传统公共论坛(如大街、公园和人行道等)是以公共交谈为其主要目的的财产,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假象。政府对于其财产只是明确表述一个与言论无关的目的,新的公共论坛没有机会形成。指定公共论坛的要求很严格,几乎没有财产被赋予这个地位。

   公共论坛学说的目的是实施第一修正案的普遍控制以保护言论免予政府干涉(如审查)。我们在宪法解释的其他领域已经允许公共论坛学说的弹性以满足正在变化的技术。[30]新的公共论坛财产与传统公共论坛是否具有物理相似性;政府是否已经准许财产对公众的普遍开放;表达性活动是否会严重妨碍政府财产的实际专门用途。对于第三点,法院在进行(表达活动和财产用途)兼容性分析时必须考虑合理时间、地点和方式限制的可用性。例如航空港人流堵塞问题可以通过限制活动地点来解决。据此分析,航空港是公共论坛。

   0'Connor法官认为禁止散发文献未能通过中等审查。港口当局可以颁布规章限制散发文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这些规制是内容中性的,被仔细裁剪以满足重要的政府利益,并且为交流留下充分的替代渠道。例如把活动地点限制在航空港终点相对不拥挤的部分。

   首席大法官Rehnquist就散发文献发表了反对意见。反对理由主要有:类似于乞求资金的堵塞;传单垃圾;更多组织进入的递增效果;区分乞求资金和散发传单,监控的负担过重。

   法院公布判决后,学术界普遍批评首席大法官Rehnquist对公共论坛学说的解释。[31]

   David A. Stoll认为应当放弃公共论坛学说,采取一种客观的平衡路径,兼容政府利益和个人权利,合理考虑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和政府决策的论证。[32]

   (四)评论以上案件

   Howard O. Hunter等认为,在美国,劝诱涉及宪法和侵权法。在公共领域,法院率先界定公私区域,并且界定劝诱权利和政府利益之间的第一修正案边界。而国会近期不会通过与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相关的劝诱立法。[33]

   法院审查思路是:(1)内容中性;(2)重要的政府利益;(3)仔细调整的手段;(4)充分的替代渠道。Tony Bickel采用这个思路分析禁止向汽车散发传单的合宪性。[34]

   耶和华见证人系列判例给予门到门劝诱以强劲的宪法保护,具有前后一致性。但是ISKC0N判例并非如此,Mark Strasser质疑到:如果合理性是相关的审查标准,那么全面禁止在航空港散发文献是可允许的;如果不能在航空港禁止散发文献,那么为什么在州展销会上允许对散发文献进行非常严厉的限制呢?[35]笔者认为这是法院的进步。

   在耶和华见证人系列判例和ISKC0N判例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一致:第一是形式,Stratton案判决中没有一位法官提及ISKCON判例;第二是内容,耶和华见证人劝诱判例没有区分乞求资金和散发文献,都给予强劲的宪法保护,而ISKCON判例基于臆测的人流和欺诈,维持了对乞求资金的限制。为什么是这样?Mark Strasser认为法院只是不愿支持对少数宗教的保护。[36]笔者认为这是歧视外来宗教的表现。

   三、欧盟

   (一) 《欧洲人权条约》和《欧盟人权宪章》

   1953年9月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规定宗教自由,第1款规定人人拥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展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通过教导等方式独自一人或与他人一起公开或私下展示宗教或信仰;第2款规定展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仅受到如下限制:法律所规定的,民主社会所必要的以及为了保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健康和道德以及他人权利和自由。2000年12月公布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于2009年12月获得完全法律效力,宪章第10条规定宗教自由,内容仅包括公约第9条第1款内容,没有第2款限制条件。1966年12月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宗教自由,与《欧洲人权公约》相比,强调展示宗教或信仰的非强制性。

   欧洲申诉者在穷尽国内救济后,在超国家层面有两个救济途径: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目前欧洲层面关于宗教自由的主要判例来自欧洲人权法院,但是欧洲法院保护基本人权的力度更为强劲。在劝诱领域,欧洲人权法院有两个典型判例Kokkinakis v. Greece和Larissis and Others v. Greece,而欧洲法院没有劝诱判例,但是已有涉及宗教自由的判例,例如2012年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案涉及一项禁止公开展示宗教的法案。[37]

   (二) 耶和华见证人案件

   在Kokkinakis v. Greece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希腊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

   人权法院首先阐明了《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宗教自由。第9条宗教自由是多元主义的基础,保护有神论、无神论、不可知论、怀疑论等。尽管宗教自由主要是个人良心的事情,它还特别暗示展示宗教的自由。语言和行为的见证与宗教信念的存在密切相关。展示宗教的权利包括通过“教导”劝诱邻居的权利。在一个或同样人群中共存数个宗教的民主社会,为了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和确保尊重每个人的信仰,对“展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进行限制可能是必要的。

   人权法院接下来根据第9条审查希腊法院的判决。希腊法院的判决妨碍了Kokkinakis行使“展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权利。如果这种妨碍不是“法律所规定的”、为了一个或更多的合法目的以及“民主社会所必要的”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它将违反《公约》第9条。

   避免过度严厉和跟上形势变化的需要意味着很多法律不可避免地使用相对模糊的术语。希腊判例有助于厘清模糊之处。受质疑措施满足第9条合法目的,即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评估妨碍必要性的存在和程度方面,缔约国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余地,但是受到欧洲的监督。人权法院确定国家层面采取的措施是否在理论上正当,且是否符合比例。为此必须权衡保护他人权利的要求(政府利益)和申诉者受到指控的行为(劝诱行为)。不当劝诱包括为了获得教会新成员而提供物质的或社会的利益,或者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施加不当的压力,甚至可能有必要使用暴力或洗脑。希腊法院没有表明根据迫切的社会需要来证明申诉者的罪行。因此,受到质疑的措施与所追求的合法目的不成比例,不是民主社会保护他人权利所必要的。

   Pettiti法官和Martens法官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希腊关于劝诱的刑事立法违反第9条。Pettiti法官认为,希腊法律“劝诱”定义模糊,判例也没有界定清楚,而人权法院不能监督希腊法院判决的严厉性和比例性。 Martens法官认为,劝诱不宜人罪,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具有绝对性;强制不会使真正的信仰者改变信仰,改变的只是派系(形式);强制行为可以通过普通法律来规制,如刑法人身攻击罪。

   (三)五旬节会案件

   在Larissis and Others v. Greece案中,申诉者(希腊空军军官,五旬节会信徒)声称其因劝诱受到的起诉、定罪和惩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希腊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人权委员会认为针对劝诱士兵的措施没有违反第9条,针对劝诱平民的措施违反第9条。人权法院考虑申诉者的第9条权利是否受到妨碍,如果是,那样的妨碍是否是“法律所规定的”,为了合法的目的以及第9条第2款意义上的“民主社会所必要的”。

   申诉者的第9条权利确实受到妨碍,这种妨碍是“法律所规定的”和为了合法的目的。至于是不是“民主社会所必要的”,需要确定措施是否在理论上正当并符合比例,因此必须权衡保护他人权利的要求与申诉者的行为。既然涉及劝诱士兵和平民的权衡因素不同,本院将分别评估这两个方面。

对于劝诱士兵,必须考虑军队生活的特殊性质及其对士兵处境的影响。军队生活的等级制特征影响军事人员关系的每个方面,下属难以拒绝上级的接近或退出上级发起的会话。因此,在平民世界中被视为无害的思想交流——人们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所传播的)思想,在军队生活中可能被视为一种骚扰或滥用权力施加不当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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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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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法论丛》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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