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唐文治和他20岁入读的南菁书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09: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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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而数学、兵制、阵法乃至时务等题目亦在课士之列。发表在《南菁札记》与《南菁文钞三集》中的数学论著比比皆是。书院主讲算学的教师华世芳原是书院弟子,后任院长,他是近代数学大家华蘅芳之弟。崔朝庆创办《数学杂志》,弟子杨冰也堪称我国近代数学研究的先驱。前文提到的顾栋臣,不但在大学堂担任国文教习,还充任过法政学堂的算学教习,在游美学务处是数学卷的判卷人,可见其在数学方面也颇具造诣,他曾发起算学研究会,有《算草》《算学讲义》等著作。丹徒学子何国恂还有算学课艺刊登在《南洋七日报》上,此后便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曾翻译过日本原村龙太郎的《测量教科书》,并主编了《宁省师范学堂算学 课艺初编》。

   戊戌变法时期,南菁课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南菁文钞三集》中,可见《禁黄金出口议》《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西国听讼用律师论》《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论普法之战》《论美禁华工事》《论日本变法》等名目。据此已可窥见时代风气对书院课业与人才培养的影响。

   改制以后的南菁书院,陆续启用了高等学堂、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省立第九中学等名称,直到今天的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而其作育人才的传统,历久弥新。南菁高中毕业的史学家王伊同说的好:“南菁之名书院也,裁十六年耳。其后两变:曰学堂,曰学校。论品类,则有公立、私立之殊。论学制,又有三年、六年、文科、农科、文理科之别。然而南菁之名,固 屹然不稍撼。”(王伊同《南菁书院志序》,载赵统《南菁书院志》卷端)我们翻看1930年代的校刊《南菁学生》,内容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很多篇目置于今 日学术期刊中亦无愧色,如《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及其救济方法》《文艺与复兴中国民族及世界革命》《分子运动说》《我国矿产纲要》《文赋研究》《论多数的权威》等,很能体现南菁学子风貌。1931年第6期还刊有一篇化学领域的译文《重要有机化合物之一瞥》,译者是1926年入理科班就读陈国符,这时只有十六 岁,后来则写出了享誉世界的《道藏源流考》。1935年,书院时期的南菁弟子唐文治为了向这些青年才俊表示鼓励,给《南菁学生》题了四个大字:“三吴才

   薮”。

   南菁书院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变迁,她的弟子们却垂垂老矣。题辞后六年,1941年元旦,唐文治组织时在上海的书院校友在绍耕庐举行了一次聚会。有十一人到会,年纪最长的唐文治72岁,最小的 庄庆祥也已62岁,其余朱香晚、雷瑨、丁福保、蔡松如、吴增元、单镇、金松岑、钱崇威、蒋维乔率皆七旬上下,合计共七百六十岁了。

   欲兼学堂书院两者之长唐文治光绪十一年(1885)入南菁书院,7年后成进士,历充清廷各部要职,后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一心培养国家栋梁。1920年底,已在当时南洋大学校长任上辛勤耕耘了14年的 唐文治,终辞校务,卜居无锡,联合同仁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从此操持该馆,作育人才,长达30年之久。他的后半生几乎与无锡国专相始终。唐氏在书院时践 履笃实,希圣希贤,与同窗章际治等人在黄以周门下“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尽管他并未像其他同门一般传承黄以周的礼学学脉,但却始终尝试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实践育才传道的书院传统。

   而早在南菁书院改为学堂之际,沈曾植已对曾任院长、后改总教习的丁立钧表达了南菁书院本以经义自存、设学堂不必改书院的私见(《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历史文献》第16辑)。20世纪的历史洪流是废书院而兴学校,显然,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并不以为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因黄遵宪之介,就聘长沙时务学堂,在回复陈三立、熊希龄的信中,道出了他的办学主张:“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两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引之。”可知自那时起,即便是激进变法者也会承认,书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要与新式学堂并举,乃能收到育 才造士之效。这一主张不知是否在湘中形成一种风气,到了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发起湖南自修大学,在《创立宣言》中就声称“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因此,他在船山学社创设的这所自修大学便要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

   1920年代,胡适有多篇文字或演讲牵涉书院问题,其中一篇《书院制史略》讲到:“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以上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筹建研究院,“特请胡适之代为设计,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

   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如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 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蓝文徵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仿佛在现代大学中辟出一块类似书院的“乐园”。

   从书院到学堂,再到现代大学,名称既改,形式亦大变,而书院精神嗣有余响,并未轻易消散。人们甚至期望,书院真像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对现代教育体制深切反思的今天,重提书院文化应该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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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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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5年11月19日 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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