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帝御集和御笔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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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这是宋高宗和孝宗赐杨存中及其子杨倓的御札,共达三十九份。

   宋高宗指挥军务的手诏往往是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故《朱文公文集》卷95《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载:“赐诸将诏旨,往往命公(张浚)拟进,未尝易一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说,宋高宗命刘锜“择利班师”的“御笔”,“其实宰相(秦桧)所拟也”。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高宗宸翰十四,是由参知政事沈与求所拟,即《龟溪集》卷5《赐岳飞诏》。

   有时,他赐大将的手诏为一式几份。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四十七,写明“卿等”。据《宋史》卷473《秦桧传》,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初次和议后,“又降御札赐三大将”,可知此手诏并非付岳飞一人,也另付韩世忠和张俊,应为一式三份。《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五十一,此手诏亦非发付岳飞一人,又见《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也发付韩世忠,文字稍略,可能是碑文作者赵雄所删。又《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六十二绍兴十年付岳飞手诏,据《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此手诏又另付杨沂中,至少为一式两份,可能还另付刘錡等人。

   建炎四年(1130年),奸细秦桧回到宋廷,就向宋高宗建议对金媾和,当然正中皇帝下怀。但宋高宗因过去屡次亲自向金朝致书求和,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也感到难以为情,便向大将刘光世下达御笔手诏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撰成书一通,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作书五本,自以卿意,十馀日间,累遣五辈,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肯以师还,不复侵略,庶几粗获休息。”

   “挞辣郎君”即是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刘光世遵命作书,“择士以行”,[56]但一时仍未得金方的回覆。

   宋高宗在绍兴初年,特别是绍兴七年(1137年)初,得到宋徽宗死耗,也稍有点复仇雪耻之心。及至当年淮西兵变前后,就很快改变为一心一意降金乞和,并且害怕武将权重,力谋削其兵柄。绍兴十一年(1141年),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兵权,紧接着又对金屈辱媾和,杀害岳飞。《宝真斋法书赞》卷2《高宗皇帝亲随手札御书》载其罢三大将兵权之初的手诏:

   “韩世忠下亲随人,有三十余人未曾发遣前去,并王权见在此。可令王权管押,速起发前去楚州,此三十余人不系合留人。”

   韩世忠不过多占了三十余名卫兵,居然有劳皇帝亲书御批,下令将他们发回楚州,也足见宋高宗对这位当年苗刘之变救命功臣的猜忌。另一御笔,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高宗御书》:

   “成闵所管人,有见在苏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来人,见在亲随马拨入背嵬军。付俊。”

   此札应比前札稍晚,付与时任枢密使的张俊。成闵和王权都是韩世忠部将。张俊奉命将原韩家军自前沿楚州后撤江南镇江府,以满足金朝所提南宋不得在江北屯重兵的要求,并将原韩家军肢解,以其亲军精锐背嵬军移屯临安。两件罢兵权后遗留的小事,宋高宗居然不惮烦劳,亲自过问,反映他处理罢兵权的极端精心和苦心,真正做到了巨细无遗,并用以配合对金媾和。

   当绍兴和议后,秦桧挟金朝之势,成了宋高宗不得罢免的宰相,他不得不吞食这个苦果,还不得不在表面上与秦桧保持亲睦和配合的关系,他御笔题写秦桧画像赞说:

   “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57]

   对“决策和戎”的褒嘉肯定是真心,而“其永相予”分明是无可奈何的假意。直到秦桧病死,宋高宗才在私下对殿帅杨存中说了一句心里话:“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58]

   (十一)宋孝宗御笔:宋孝宗御笔保存在《周益国文忠公集》、《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等书中。

   宋孝宗即位之初,“恢复之志甚锐”,[59]但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惑于浮议,既不多谋,又不善断,志大而才疏。他听信老师史浩和张浚,导致德顺和符离两次关键性战役之败,又转而起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他随后又发现汤思退专注于求和,甚至发怒,遂亲下御批说:

   “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60]

   尽管如此,却仍不想罢免汤思退。汤思退却仍玩弄阴谋,他勾结宋孝宗的宠倖龙大渊、曾觌等人,居然能在对金谈判中进一步出卖本国利益。待到太学生发动爱国运动,宋孝宗贬逐汤思退,却为时已晚,南宋不得不承受汤思退对金谈判的遗产,在隆兴和议中丧失了更多的利益,宋孝宗也为之后悔不迭。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确实在认真整军经武,企图一雪旧恨新耻。《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3《大石契丹兴兵御笔》:

   “睹盱眙报大石契丹欲兴兵事。若无,则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视。他日我若径举兵,则违誓约;若因衅,则将何以为辞?卿须深谋远图,俟数日奏来。卿以此密示郭棣,同议之。候回奏,同缴进来。四月二十一日。”

   《宣示付吴挺御笔》说:

   “近得边报,大石契丹假道夏国,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遣间探,明斥堠,以诇其实。若所传虚诞,切不可妄动;果或有之,机会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备之人,与之会议,毋使常材,庶使一见信服,事可有济。然此皆传闻,卿更审察事宜,贵于详密,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尽管西辽兴兵与金朝作战,为传闻之误,但宋孝宗对此事十分关注,溢于言表。他御书《武经龟鉴》序,赐建康府都统制王彦: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未尝去兵。故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自司马之法坏,后之言兵者必曰孙武。观其消息盈虚,合于天道,横斜曲直,应变无穷,可谓善之善矣。朕于此每有感焉。尝欲考古今之成败,较谋略之短长,以合于武,攽示诸将,庶政方繁,有所未暇。保平军节度使王彦以其所编次《武经龟鉴》来上,采掇前代已然之迹,著其得失,必取武书以验之,诚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斯亦勤矣。噫!文武一道也,三代以六卿命帅,汉以御史大夫护军,凡为将者,安可不学耶?霍去病谓顾方略如何者,此一时有激而云,非万全之计,不当以为法也。彦宜益懋勉,俾无愧于此书,岂不美哉!嘉叹之余,因题于篇首。隆兴甲申岁秋九月甲子,选德殿书赐王彦。”[61]

   《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4《宣示郭杲御笔》说:

   “朕惟将帅之道,要当爱拊士卒,与同甘苦,故可得其死力。今所闻不然,贪污掊克,劳役不恤,如大籴少支,勒令沽酒,以至请给稍厚者,使掠僦赁、守门、回易,用备赔偿。甚或轻人命,以事游观。若此之类,不一而足,致其饥饿愁叹,为国敛怨,岂朕所以推毂分阃之意哉!卿往在襄、沔,人多称道之,迩来言者谓卿心迹殊异,朕未欲即以为责。然全宥之恩,理不可再,卿宜悉革前弊,终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训饬之辞,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宋孝宗另有賜閻仲御札说:

   “朕惟将帅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叹,而上无胜筭之助。殊不知兼收众善,不掩其劳,使智者献其谋,勇者尽其力,迨夫成效,则皆主帅之功也。昔赵奢解阏与之围,始令军中有谏者死,及许歴进北山之策,而奢许诺,卒败秦师。奢为封君,与廉颇同位,果何害焉?卿当以奢为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尝面谕此意,故兹亲札,宜体至怀。”[62]

   乾道七年(1171年),他“宣引带御器械王明至便殿,御札出诸袖中,亲以授之,令朝夕阅视。未几,差王明统戎池州,继为步帅、马帅”,其御笔《戒谕军帅五事》规定:

   “主帅唯务廉正,日前弊事,当一切措置革去。

   军中财赋,不得循习旧弊,交结妄用,巧作名目,虚破官钱。

   诸军器械、衣甲等,除上教一副外,更当桩办两副,专充出战使用。即不得将已造下军器轮转,作见造数目,重迭支破官钱。

   遇升差将佐等,当依公选择,不得私受情嘱,或以喜怒行事。

   入队战士不得差拨杂役。”[63]

   宋孝宗在位期间,对军事一直十分关注,专志于强兵,然而军政日益腐败的总趋势,即使是皇帝有很大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扭转。光是朱熹,就多次揭露军中各种腐恶,“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64]“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65]“主将刻剥士卒,以为苞苴,升转阶级,皆有成价”。[66]

   (十二)宋光宗御笔:宋光宗在位时间短,后又得类似于精神分裂的严重的神经症。[67]《说郛》• 103引陈思《海棠譜》所载宋光宗《会僚属赏海棠偶有题咏》与《观海棠有成》两诗:

   “浓淡名花产蜀乡,半含风露浥新妆。妖娆不减旧时态,谁与丹青为发扬。”

   “东风用意施颜色,艳丽偏宜著雨时。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

   《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御制》:“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醲,晚霞犹在緑阴中。’命(吴)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由此看来,他还是颇有文采。

   宋光宗得病后,又与其父宋孝宗发生龃龉,宋孝宗死,他“御批付丞相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68]终于导致让位于其子宋宁宗。

   (十三)宋宁宗御笔:宋宁宗是个标准的低能弱智者,但书法还是相当功力,今存史料中载有其若干御笔题额,“字亦雅劲”。[69]庆元五年(1199年),“宁宗御书‘枕戈’二大字,以赐郭倪,刻于石”。[70]郭倪是武将,时为武略大夫、荣州刺史、侍卫马军都虞候,后又升殿前副都指挥使。[71]看来宋宁宗对郭倪颇有期望,而实际上此人却是个草包。

   宋宁宗身边不可能没有权臣,前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韩侂胄充分利用了宋宁宗的御笔,以巩固和扩大权势,“假御笔,逐谏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72]他还以“御笔除(朱)熹宫祠,不经宰执,不由给、舍,径使快行直送熹家”,[73]将朱熹逐出朝廷。

   (十四)宋理宗御笔:宋理宗的御笔,散见于《杜清献公集》、《景定建康志》等书。他登位之初,虽然受制于权臣史弥远,但尚有振作之志。端平元年(1234年)二月,灭金之初,宋理宗下御笔说:

   “国家南渡以后,八陵逈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帅臣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可令卿、监、郎官以上诣尚书省,恭视集议。”[74]

   他随即与臣僚们商议,部署收复三京之役,企图与蒙古以黄河为界,却遭失败。他的《题赵葵墨梅》詩写道:

   “溪藤疏影势千寻,笔补春工着意深。止渴调羹归妙手,谁知一片岁寒心。”[75]

也反映了他希望得到称职的辅佐。今存有两份宋理宗在位晚年,即宝祐和景定时的“戒贪吏手诏”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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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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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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