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帝御集和御笔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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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时。逮予纂服,弗睹音仪。因览遗略,又观绘事。缅怀风徽,感叹无已。遣使临奠,用旌前勚。灵而有知,当体兹意。’初,青子谘奏事延和殿,神宗问:‘青征南,尝有遗书存否?’于是谘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神宗乃自为是文祭之。方是时,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这篇祭文反映了宋神宗思得良将的急切心情。王安石变法后,宋朝财政状况大为改善,这主要得益于青苗钱、役钱和坊场钱三大笔司农寺(后为户部右曹)的新法收入。元丰时,设元丰库,宋神宗前后题诗,“一字一库以号之”,其诗如下:

   “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41]

   两诗也同样反映了宋神宗强烈的愿望和苦心。

   今存宋神宗处理政务的大量御笔,搜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是作为“御批”和“上批”,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李焘显然只是摘录了小部分较重要的御批,从此类文字的内容看,确是事无巨细,证明了宋神宗的勤政和劳神,却也应了《尚书•益稷》所说:“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与宋仁宗相比,可以说他是不会做垂拱和省心的官家。又如《欧阳文忠公全集》卷93也保留两份“神宗御札”。如前所述,“神宗御集总九千八百余篇”,大多数应是关于政务的御批。

   宋神宗欲圆强兵梦,但他所遭遇的基本障碍,正是宋朝保守文官政治下的各种军事积弊,也包括他本人不懂军事,却要将从中御。他听从蔡挺之议,实行将兵法,加强训练。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宋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宋神宗派人“案试”,结果却是“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这不能不使皇帝感到愤慨和伤心,宋神宗御批说:

   “朝廷比以四方[骄悍]为可虞,选置将臣,分总禁旅,俾时训[肄],以待非常。至于部勒规模,悉经朕虑,前后教告,已极周详。使宗等稍异木石,亦宜略知人意,今尸禄慢命,既顽且慵。苟遂矜宽,实难励众,可并勒停,札示诸将。”[42]

   又如他颇为信任宦官李宪,“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宪往熙河勾当公事,今军行,豫议其坐次,可依奉使例进呈。’安石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则王韶节制于景思立。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上言:‘韶自要宪。’安石曰:‘军中岂乐有此辈,但不得已耳。’”[43]他引用了《周易》中“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一语,予以劝戒。王安石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从今存记载看,他虽然提出一些强兵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抓准了矫治积弊的强兵要略。但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他无疑是清醒的。宋神宗信用宦官李宪、王中正等人主持军事,又如何强兵?

   熙宁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王安石表示不同意,出面力辩,说:“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孙乃百姓制百姓,不得止,当如此,岂有天下主亦为孙家所为也?”但皇帝还是没有收回御批。[44]但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看来,在宋神宗和王安石争辩的大多数场合,宋神宗还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

   宋神宗自将王安石罢相后,喜欢独断,将大臣当摆设。沈括“帅鄜延,阅月纔十有六,承密诏至二百七十三道”,当然只占其御批的一小部份。后“元祐编裕陵(宋神宗墓名)御集,悉已上送官”。⑥他颇有振作之志,却又无其才,虽然给沈括的手诏如此之多,却正是犯了将从中御的古代兵家所忌,最终则是灵州和永乐之战的惨败。宋神宗本人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不久便与世长辞。这个尚有雄心的皇帝,最终竟是“心劳日拙”的悲剧式的下场,也有其必然性。

   (七)宋哲宗御笔: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录看来,宋哲宗的施政“上批”和“御批”之类,要比其父少得多,其中也因有《长编》缺帙的因素。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他在位,前后横跨九年时间是高太后掌政,元祐末、绍圣和元符的亲政时间横跨八年。他心胸褊狹,亲政后就对元祐臣僚实施过度的报复。宋哲宗患前列腺炎、肺结核等病,纵欲过度,却向臣僚隐瞒病情。[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戊辰载:

   “御批:‘入内押班冯世宁、蓝从熙今月十三日夜内中救护遗火有劳,及统部亲从官等出入禁中,别无疏虞,可特各与使额上转一官。冯世宁除宣政使,蓝从熙除宣庆使。’(《御集》七月十七日事)”

   此为奖赏两名救火宦官,蓝从熙后在宋徽宗朝仍得到重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乙卯载:

   “御批:‘贤妃刘氏亲弟景年可特补右班殿直。’”

   刘贤妃是宋哲宗宠爱者,她通同宦官郝随、刘友端等,给孟后制造冤狱。宋哲宗为此亲下“御批”,命董敦逸“录问”,董敦逸还是上奏,为孟后辩白。[46]但宋哲宗却执意废立孟后。刘氏则於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从婉仪超升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立为皇后。[47]

   (八)宋徽宗御笔:宫廷生活造就了宋徽宗天生的花花皇帝,他固然是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而处置军国大事,却时而表现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昏聩。《宋大诏令集》就刊载很多宋徽宗的御笔,或称御笔手诏。《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三年“夏五月,制违御笔法。诏中外官司辄敢申明冲改御笔处分者,以大不恭论。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崇)宁间,有内降手诏作御笔手诏,违御笔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莫敢言也。”宋徽宗还为此专设编类御笔所。[48]

   当时最麻烦的事,是御笔太多,而真伪莫辨。《宋史》卷352《吴敏传》载:“(蔡)京荐之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繇是权倖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蔡京“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49]杨球或说是“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50]即小武官。事实上代御笔者并非杨球一人,尚有“伶人张补”。⑦以文学侍奉宋徽宗的曹组,曾“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⑧此外,大宦官梁师成“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51]陆蕴对御笔曾有所讥评,说:“御笔一日数下,而前后相违,非所以重命令。”[52]

   台谏官黄葆光陈奏时弊,“士论翕然,而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请降御笔”说:

   “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⑨

   所谓“丰、亨、豫、大”,源自《周易》,大意是财多德大,可以放心享受,无所阻碍。蔡京创此说,又由宋徽宗以御笔之威颁发。这是典型的歪曲儒经先王之道,却使皇帝奢靡的生活享受变得天经地义,名正言顺,而不得非议。此语成了宋徽宗御笔的名句。

   宋徽宗耽溺道教,直到金军南侵,他还亲自向玉皇大帝敬献青词,《梁溪全集》卷83《道君太上皇帝御制青词一首》所载如下: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贼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言]。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值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诣]神霄玉府玉清,引进仙曹,伏[俟]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⑩

   这份青词反映了他的悔过之意,却悔之晚矣,虚幻的玉皇大帝事实上也不可能保佑宋徽宗。

   (九)宋钦宗御笔:宋钦宗是个标准的苦命皇帝,当了横跨三年,其实一年有余的皇帝,却沦为三十年的俘虏。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他倒是个循规蹈矩、恭俭守成之主,似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他不仅与其父有很深的嫌隙,也力图更新朝政,但宋徽宗既然留下了军政腐败,军队不堪金军一击的烂摊子,加之他本人处置军国大计的失措,终于走上了“北狩”的不归路。宋钦宗御笔保存在《靖康要录笺证》、《三朝北盟会编》、《宝真斋法书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

   宋钦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拨乱反正的措施之一,是大量起用被宋徽宗贬斥和流放的人士。他为一个曾上书力谏的安尧臣,下御批说:

   “安尧臣昨所上书,议论慷慨,爱君忧国,出於诚心。可特转奉议郎,除见缺台谏官。”

   但“聘书甫下,而尧臣死矣”。[53]《梁溪全集》卷45载宋钦宗针对李纲请辞知枢密院事所下的《亲笔手诏》:

   “卿累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格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愿,以为辅佐,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付李纲。”

   从书面上看,他对当时脱颖而出的李纲似乎是“任贤勿贰”,其实却充满了猜忌。“自(陈东领导伏阙上书爱国运动)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54]他听信了耿南仲等的谗言,终於罢逐了必须倚重的李纲。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他当上俘虏后,又“啮血书襟诏”说:

   “宋德不兴,祸生莫测,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众先溃,使道君皇帝而[降],全族驱质,复闻宗社亦非我族,涕泪横流。卫士潜归,播告四方,忠臣义士,奋心一举,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毋忘!毋忘!]”(11)

   对自己忠奸不分、亡国害己的行事,做了俘虏后的宋钦宗确实是悔悟了,但同样是悔之晚矣。

   (十)宋高宗御笔:与长兄宋钦宗不同,九弟宋高宗近乎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正如其亲信的宦官冯益说:“我皇似上皇。”(12)但像乃父那样竭天下以自奉,已绝无可能,而其阴毒和狡狤则又大大超过乃父。他极善伪装,虽做尽坏事,而在许多场合下,坏事并不做绝,又留有余地。

宋高宗御笔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宝真斋法书赞》、《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朱文公文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鄜王刘公家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光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手诏”,共达“数百章”,[55]而岳霖和岳珂父子辛苦搜求到的“御笔手诏”,仅存八十六件,大部已佚失。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2《宋高宗御札后》记载:“宋思陵、阜陵所赐杨和王及王子枢密公御札,凡三十有九,王之孙文皞稡次刻石,于今二百五年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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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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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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