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帝御集和御笔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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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二、宋帝御笔拾零

   经历自北宋亡国到如今的政治和军事变故,尽管宋帝御集不存,而传世的宋帝御笔真迹仍有相当数量,至于史料中所载的宋帝御笔原文就更难有完整的统计。今就宋帝御笔中较引人注目者分述於下。

   (一)宋太祖御笔:宋太祖御笔留下记录甚少。《齐东野语》卷1《梓人抡材》载:“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邵氏闻见录》③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可知宋太祖毕竟有武人的粗悍气质,甚至使用口语写御笔,与前引“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转对”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后的宋朝皇帝们就不会有此御笔。

   (二)宋太宗御笔:宋人对本朝太宗皇帝御笔中最称道者,当然是著名《戒石铭》。《容斋续笔》卷1《戒石铭》说: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踰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后蜀孟昶是个“专务奢靡”之主,[34]却能写出此篇文字,这也反映了许多帝王枉己正人的两面性。宋太宗其实是抄袭孟昶文字,又加以精简,虽流传甚广,而对整饰吏治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天晓得了。几千年来,古儒一直强调“教化”,其实效对很少量士大夫是有作用的,对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竟如何?道德规范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却也由他们中的大多数率先违反。

   宋人曾为此反其意,写过两首打油诗。其一是《瓮牖闲评》卷8所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二是《吹剑续录》所载:“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本朝皇帝的圣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却出现了将本朝的圣训篡改为打油诗的笑柄,这不仅是对圣训“教化”的一个绝妙的讽刺,更是对宋朝官场贪腐现实的忠实描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载宋太宗以“手诏戒谕”其子诸王说: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馀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

   这份手诏固然有自我吹嘘的成份,但对“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诸皇子,确实也是叮咛告诫备至,反映了他培育皇储的一番苦心。然而按照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龙子凤孙辈也是决然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充当败家子。

   (三)宋真宗御笔:人们谈论宋真宗,自然会联想到他对辽用兵的保守和胆怯,为掩饰澶渊之盟的羞辱,又装神弄鬼,推崇道教,虚夸盛世等失政;但从另一方面看,宋真宗又确实力图将本人打扮成以文德和文治化天下,教导臣民的圣君。就宋真宗本人而论,他认为装神弄鬼和教导臣民不仅应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且看《玉海》卷28《天禧真宗御集、注釋御集、天章阁御集》所载御集的若干细目:

   歌:《闵农》、《阅兵》、《修身》、《恤黎民》、《念农》、《喜雨述怀》、《观麦》、《喜丰年》、《恩政》、《太清楼阅书》、《奉先》、《喜春雨》、《观龙》、《瑞雪》、《学书》。

   吟:《轸田夫》、《贵廪食》、《劝学》。

   箴:《自戒》、《守官》、《为政》、《六艺》、《元良》、《内侍》。

   论:《勤政》、《为君难为臣不易》、《崇儒术》、《思政》、《守道》、《宽财利》、《恤刑》、《明谏》、《设官思贤》、《建官》、《守官》、《欹器》。

   述:《奉天庇民》、《奉神》、《元良》、《钦承宝训》。

   从以上篇目看,可知宋真宗为竭力打扮自己,也煞费苦心。宋真宗御书题写的文、武臣七条,在宋朝是很有名的。《宋大诏令集》卷191《文臣七条》(并序,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说:

   “列辟任人,治民为要;群臣授命,奉法居先。朕勤择循良,抚绥黎献,虑万方之未泰,每终夕而疚怀。示以诏条,仰惟旧典,守而勿失,政则有成。无旷庶官,期善修于职业;慎乃出令,爰亲述于训词。勉副予心,各扬尔事。今赐诸道牧守及知州、知军、通判、知监、知县七条如左。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弟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④

   《宋大诏令集》卷191《武臣七条》说:

   “夫礼存九法,传载七德,皆将帅之任,军旅之政。朕以虽臻治定,敢怠武经。常训习于戎昭,用安和于师律。缅惟彝典,实著昌言。因取则于前文,俾特颁于明制。言不尽意,聊举于大纲;令出惟行,聿期于可久。凡司兵柄,共体予衷。今赐诸[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等七条如左。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⑤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正好是宋真宗捏造天书降临的翌年,他颁降文、武臣七条时说:“群臣奏事,朕以职业戒之。因念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齐有五条,晋亦有六条,武臣有诸葛亮七戒。朕今参求要道,以儆励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赐近臣,今可以并赐一轴。”[35]这当然也是他立治道,饰盛世,而费了一番心思。陈峰、邓小南先生等也注意到文、武臣七条,并作了评价。[36]总的说来,文臣的七条,其相当部份直到21世纪,竟也有某种继承的价值,例如“公直洁己”、“勿[竞]虚誉”之类。《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早已对古代的为将之道作出了相当全面的阐述。相比之下,武臣七条根本就不提《孙子兵法》倡导的武将必须具备“智”与“勇”,正是体现了宋太宗和宋真宗的驭将之道。若无谋略与勇敢,又何以为将?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眼里,却把武将的谋略与勇敢视为无足轻重,依此种规范拴束武将,又必然严重扼制军事干才的脱颖而出。这正是体现了宋朝军事保守的家法。史称“真宗慎兵事,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37]典型地体现了宋朝将从中御的积弊。

   宋真宗另一对后代影响颇大的御笔,就是《劝学吟》。明朝高拱《本语》卷6说: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他对此段文字的批判是正确的。尽管宋真宗确是写过《劝学吟》,大致是南宋晚期的《东谷随笔•劝学文》中,引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句,但并没有说是宋真宗的御笔。元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一折,虚构范仲淹说:“兄弟也,你是看书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前贤遗语,道的不差也。”也没有说是宋真宗写的。由此看来,是否确是宋真宗的御笔,姑以存疑。

   (四)宋仁宗御笔:在宋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者是宋仁宗和宋理宗。宋仁宗的著述却显然不如乃祖乃父丰富,而御笔就难找到有何代表性者。当庆历三年(1043年),因西夏战事的失败,加之辽之乘机敲诈,宋仁宗一时似乎有点奋发图强的意思,特别给范仲淹、富弼等新提拔的参知政事下手诏说“今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用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列闻奏,副朕拔擢之意者。”[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所载手诏文字有所差异:

   “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事国,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

   当时的宰相是章得象和晏殊,枢密使是杜衍,枢密副使是韩琦。史称“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39]撇开宰相,单独命参知政事条陈“当世急务”,当然是很少见的,此手诏确是反映了宋仁宗在一时冲动下,对范仲淹和富弼的器重和期望,求治心切。宋人讥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40]这个懦弱的,处理军国大事并无多少主意的皇帝,用俗话说,是耳朵根软,听了一些谗言,就将范仲淹等废罢了,短暂的所谓庆历新政便告夭折。北宋就继续维持着因循苟且的政局。

   (五)宋英宗御笔:宋英宗在位时间短,且多病,故御集仅一卷,传世很少。周密《过眼烟云录》卷1载:“英宗旧名宗实,监押、侍禁私书及齿药方云:‘生干地黄、细辛、白芷、蛀皂角各一两,去黒皮,并子入藏瓶内,用黄泥固。济用炭火五、六斤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坚固,并治衂血动摇等疾。’”可能是他本人有牙病,常流牙血。

   (六)宋神宗御笔:宋神宗力图振兴宋朝,富国强兵,《能改斋漫录》卷14《神宗御制祭狄青文》记载:

“神宗自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贤,佑我仁祖。沈鸷有谋,重厚且武。昔居校联,功名自喜。既登筹帷,益奋忠义。惟是南荒,有盗猖獗。陵轹二广,震惊宫阙。群公瞻顾,莫肯先语。惟卿请行,万里跬步。首戮骑将,大振吾旅。金节一麾,孰敢龃龉。遇贼于原,亲按旗鼓。彼长排枪,我利刀斧。马驰于旁,捣厥背膂。驱攘歼絷,如手探取。奏功来朝,遂长右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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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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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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