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

——《管子》中的民生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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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斌  
所谓:士、农、工、商。管仲称其为“国之石民”(《小匡篇》),意思是为国家富强之柱石。四民各有常业,分工以成事,合作以富国,缺一而不可。是故此四民职业教育之成败,关乎社会之安定、经济之荣枯。而让民皆有事可为,有业可成,不游荡闲散、无所事事,尤为重要。“身无职事,家无常姓”者,圣王之禁也(《法禁篇》)。

   四民之职业教育,必先定民之居,以便分别在不同之地方施行之。分民而居处之,造成最好的学习环境,熏陶习染,使少而习之,令其心安,不游移而有二心,不见异而思迁。一则可以使之专心从事一业,建立专业制度,再则减少职业变换所造成之困扰。专业制度之建立在“为大善”、“立大功”(《乘马篇》),有良好生产绩效。其言曰:“非一令而民服之,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各类人等以其专业之知能,为国而任事,不敢妄然从事其所不能,君知臣民之能,臣民亦知一己之能力,如此乃能成功立事。

   管子的四民教育也可称之为家庭教育,即由其父兄教育子弟,这也可看作为分科教育,以其士者学为士,农、工、商学为农、工、商,各不相淆。

   管仲不希望西姓转业,则以定民之居,不使杂处之法以限制之;再则分科而教育,使各业之民,无从事他业之技能与知识。于此情况下,百姓想转换职业极不容易。只有农家子弟中出类拔萃者可以为士,其余工之子恒为王,商之子恒为商。这是分士、农、工、商四科以教民的办法。

   这种教民方法的施教者为其父兄,也是管子教育的一大特色。“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小匡篇》)做父亲的互相讲义,做儿子的互相讲孝,服务于君主的讲敬,长者讲爱,幼者讲悌,早晚都这样,并且用来教导子弟。……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格也能够教好;其子弟的学识,不辛苦也能够学会。因此,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农、工、商之子亦如此。父兄以其所从事的行业教其子弟,让他们从小就亲身实践,心无旁骛,这样就可以收到“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成效。

   这种教育方法的另一特色为:理论与实际结合。农之子平日随其父兄,审四时、备器械、别苗莠,旦暮从事于田野。头戴蓑笠,身披蓑衣,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工之子则随其父兄相良材、辨功苦,评等级、求精美,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观摩比较,旦暮从事于此。商之子观凶饥、审国变,知市价、行走四方,计多少、论责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而贵卖,与父兄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理论既可与实际结合而为一,经验亦与日而俱增。“做”自“学”中生,“学”自“做”中起,学习与工作相辅而相成。

   综上所述,可知管子所说的四民教育其实就是职业教育,分科教学,而由父兄任其教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专业教育。

   3.弟子教育

   《管子》书中有弟子职一篇,文皆四字一句,且有押韵,这是一篇关于弟子教育的重要文献。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弟子职篇》)

   这段学则,是弟子教育的总纲,主要讲了二件事:一是尊师重道,努力向学:“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此尊师重道也。“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此努力向学也。

   二是生活严谨,言行有礼:“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此言行有礼也。“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此生活严谨也。

   纲领既立,至于其施教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师重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管子》认为对老师应像对父母一样,不但尊敬,而且要像父母一样供养服侍。

   侍师起居方面:弟子必先老师起身,准备盥洗用具,老师漱洗毕,收拾完妥,扫除坐席,待师入坐授业。此即“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泛拚正席,先生乃坐”(《弟子职篇》)。课业授毕,老师将息,学生侍寝,准备寝具,并请问老师睡卧习惯,以便安排。所谓“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俶衽则请,有常有否”是也。

   侍师饮食方面:老师将食,学生预先准备餐具、食物,并跪坐一旁,服侍进食。预备食物、佐料时,不可错乱位置,一切备妥,奉手侍立,待师入席。管子曰:“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枉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惇。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肉中别,肉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奉手而立。”(《弟子职篇》)老师食毕,须清洗善后,此“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拚前敛祭”是也。

   (二)求学读书

   求学读书,首当举止恭敬,言行适度,颜色和睦,所谓“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是也(《弟子职篇》)。受业之时,依师指示,由长而幼,起立诵读。言行举止,务求合乎中正之道。又曰:“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以前学有所成者,都是从这一点做起的。

   受业后,若有疑问,当敬谨请教,“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弟子职篇》)。下课时,“师出皆起”,以恭送老师。下课后,与同学切磋学问,研究课业,“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唯勤学有恒者,乃能成功,是以“周则复始”,一而再,再而三,不间断学习,这是学生必须遵循的规矩。同学相处,宜互相礼让,“后至就席,狭座则起”。同学共餐,宜序长幼,“以齿相要”。

   (三)生活教育

   一是起居方面:早起梳洗即认真从事,自身之事已了,则为师服务,此所谓“夙兴夜寐,衣带必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恪”是也。

   二是饮食方面:老师先食,老师有命,弟子乃能进食。弟子进食时,依长幼为序,“以齿相要”。坐有坐相,食有食相,“坐必尽席,饭必奉挚,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食毕,擦口,以防留有残肴,“既食乃饱,循吗覆手”。退席时,“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枢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馈,如于宾客”。这是说离开之时,当注意整理衣衫,注意不影响左右邻座用餐,并随手将个人餐具撤走。一切动作务必小心,如作客一般有礼节才为妥当。

   三是洒扫方面:洒扫之事非大事,然《管子》中言之颇详。先教以洒水之法,堂与室各有不同。执箕之法既有讲究,执帚扫除之方亦有明示。自里而外,依次扫除。洒扫时仪表容态要整齐,姿势要大方,动作要小心,勿使灰尘飞扬。种种细节,均有规定,之所以这样详明地要求每一个捆节,其旨在养成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与层次先后的工作方法,可谓用心良苦。

   四是服务方面:服务工作有二,一为进餐时之盛添饭食的服务工作,一为天黑时之举烛掌灯工作。进餐时,服务的学生,左手执盛饭肴之豆,右手执盛添之器,巡视一周,食尽者盛添之。同时食尽者,依长幼之序添加。如此周而复始,是为进餐时的服务工作。读书至黄昏时则需举烛,举烛时,坐在角落王作,以免遮住光线。所有凡是接续火种的方法,清理烛蕊的方法,均有教导,务使整洁而不乱。

   (四)待客有礼

   “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命反。”(《弟子职篇》)这是说弟子在学,若遇宾客来访,应迅速起立。客人如有要求,立刻答应办理。若所命之事无法完成,亦需返回复命,有所交待。

   综观管子之弟子教育,以生活教育为本,教导子弟为学必先修养品德,所谓“温恭自虚”(《弟子职篇》)、“温恭孝悌,毋骄恃力”、“行必正直”、“必就有德”等等,都是教之以德行修养为先。而生活仪节之讲求,更为养成一生言行所必要者。因此教子弟早起健身、整饬仪容、饮食有节、洒扫有则、应对有礼。所有凡是日常生活之细微末节。之所以均有讲究,无非是想教育弟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学习劳动技能,成为有气质、有学识之国民。至于教学内容,则未论及,未免为一憾事。明朝大儒王守仁论童蒙之教育时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传习録•训蒙》)此其所言正与管子所论者相合,可见古今贤哲所见皆同。

   管子倡导教育,在教训成俗,使老百姓之间和睦相处并听从君主的话。后来的法家也想让老百姓之间和睦相处并听从君主的话,但不提倡教育,只求以法令整齐之而已,这是管子与后来的法家之大不同处。管子言法治,亦言教育,且言道德教育、生活教育,鼓励百姓有孝悌之行,而后来的法家则不讲这些话。商鞅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商君书•去强篇》)韩非认为道德仁义无用,不合于时,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篇》)又说:“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时既不言道德,民既不怀仁义,则教之以道德仁义也何用?在当时争于气力之时代,仁义之说已沦为“愚诬之学”矣(《韩非子•显学篇》),所当教民者唯法冶观念而已。韩非认为民以诗书,商贾为教,其国必削,故当以农战为教,则民心一,民力强,国家才能富强。

   法治以法为本,老百姓只有知法才能做到守法。韩非认为:“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愿。……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韩非子•难三篇》)要想让百姓无论尊卑,皆能知法,则舍法治教育外别无他途。而法冶既为富国强兵之唯一条件,则法洽教育亦为教民唯一且必要之事。

   管子反民性以教民,使民之好恶不违于上,民之贵贱不逆于令。通过教育的办法,改变民之好恶贵贱,以便和君主的意愿相符合,这是和人的本性相违反的,要做到这一点,必赖教育以成之。法家则不然,法家承认“人皆有其好恶贵贱之心,为君上者,于民主常情当利用之,而非改变之”。韩非以为人皆好赏恶罚,而又趋利避害:“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且民智之不可用,既如“婴儿之心”(《韩非子•显学篇》)则为政者不必以教育方式去化民,而应顺民之情,以法整饬之,所谓“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篇》)这是法家与管子又一不同处,也是法家逊于管子处。

   综括管子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时因地而制其宜。用能因应时势就国家需要、地理形势为适时之对策。

   二、本末兼赅。农业为本、工商为末,重农亦不放弃工商。

   三、精神与物质并重。人民共同生活必须以礼义廉耻为基石,政策措施则以衣食足为先务。

   四、国家与人民并重。先求富民,民富而国自富。

   五、求均求足亦能应变。均与足为经济上两大原则,灾荒战乱则不能免,平时有准备,变时能应付。

   六、面对现实,求新、求变亦求进步。对山言山,对海言海,故利用地理条件以发展渔盐及矿业。

   七、以政治教育与经济相配合。利用政权而不采取高压强制手段,利用教育以劝人民务本重农勤于生产,并使各业能交易作互相济助。

   八、开源节流,增加生产,节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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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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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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