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中国人的经济学

——《管子》中的民生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3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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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斌  
国家有积蓄,人民有余粮。如果低于这个收入,就属于“甚贫”,从而为政府救济最贫苦的民众划定了标准,提供了依据。

   三、为民予民

   1.重农务本

   管子认为,农为国本,理应重视,因此他在齐国专设官吏负责农业事项。农业为经济之母,百姓衣食之所赖,国家命脉之所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如果农业生产不足,即无以应付战争之所耗费,因此农业生产又为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管子的主要观点是:

   ——国家的治乱兴衰看贫富,贫富看粮食生产的丰歉。粮食是民之所归、财之所归与地之所归,粮食丰足则天下之人来归、天下之财聚积。为政者必须应当为民兴利除害。所兴者,利农之事;所除者,害农之事。能兴利除害,则粟多,粟多则人归之,人归之者,强国之本也。

   ——农耕之事,亦有涉及专业知识与经验者,这些农业专家可辅佐国君教民力耕,收事半功倍之效。有了专业人士指导,就可以使农业生产避免因各种病、虫灾害造成损失。对于这样的专业人才,政府应当重用并给予奖励,这样就能落实振兴农业以惠民的良政。

   ——凡能有助于振兴农事的各类人才,除赏之以黄金一斤,粮食八石之外,政府当尊之重之,谨听其言而藏之官府,并且使此类人才不参与征战之事。

   ——从事经商活动的人付出的力气和艰辛远不如从事农耕的人,但获利和生活都比从事农耕的人富足,这样下去还有谁不愿经商而从事农耕呢?但是如果人人都从事经商,谁来从事农耕呢?农业还从何谈起振兴和发展呢?所以,要振兴农业,就不能不贱商。

   ——政府协助百姓务农,就必须在农时的各不同阶段,事先已备妥各类农耕用品,借贷予贫苦之百姓。而征用民力,必须注意不影响耕耘收获等按农时而必须做的农事。

   管子认为,对于天时阴阳之变化,只能顺应,而不能改变。要振兴农业关键是要在土地上做文章,因此土地政策为政治之要务。土地分配不恰当、利用不合理,则施政不得其正轨。施政不得正轨,则农事生产不得发展。土地之规划,务求长短大小皆得其正者,明确土地的丈量和划分。“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地不正则官不理、事不治、货不多,是为政必重农,重农必务正其经界。”孟子亦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韵,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土地之肥瘠、地势之高下,均有不同,而此不同直接影响农作物之生产,是以勘察土壤之性质,为不可少之工作。《管子》书有《地员》一篇,专论土壤之颜色、地质、高度、地下水与矿产,这是现存最早最科学的土壤学,阐明植物生长与地形、土壤、水文的相互关系与植物之垂直分布状态。虽然所论述的仅是齐国的土地,但由此可看出古代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相壤而定籍,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虚,振贫补不足,民必归心,如置方形之物于地,必稳当而可靠也。然一国之土地,未必尽如理想,均适宜五谷桑麻之生长,是以藏谷以备不时之需为不可轻忽之大事。”古人思虑之周详,观察之细微,令人佩服。地质影响生产,因此,善为政者,必须依不同土质估算其适宜种植的作物与其合理的生产量,并据以课征赋税,这样才能得民之力与得民之心。

   重农,则必重粮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篇》)。五谷粮食是民众的命根子,金钱货币是民众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人,掌握通货,控制粮食,就可以坐得民力了。

   为掌握五谷食米,让老百姓听政府的话而尽全力搞好农业生产,政府必须有适当的存粮以备灾歉。禹汤铸币以救民之困,而管仲则建议桓公用存粮之法。每年存粮十分之三,三年即可有相当一年收成的存粮。每年藏三分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可有防灾歉之功。这一存粮政策,丰年固然要实行,但饥年也可以用,但是存量之多寡,视需要而有不同。丰年低价存入之粮,可在饥年中以高价卖出,而饥年售粮所获之高价,再用以收购丰年之粮食,这即是管仲调节粮食多寡与控制粮价高低的办法。

   储存粮食除供荒歉救灾之用外,还可以这一办法控制百姓的行动而为国家所用,此所谓“彼谷其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上尽其知,勇士轻其死”(《山至数篇》)是也。如果将粮食的十分之七控制在国家手中,让十分之三在下面流通,谋士就会尽其谋略,智慧的人就会竭尽智慧,勇士自然不惜生命。这样的国家就足可以称霸于天下了。

   存粮的数量,一则视国家之需要而定,再则视岁之丰歉而定,累积时间一长,国自富足。国家富足,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各国都想自己富足,因此除存储自身之粮食之外,也可能搜购外国粮食。为防堵本国粮食过多外流,可鼓励老百姓家中储粮。当然,如果民间自行存粮,也将影响市场,使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这样下去又不利于国家和百姓。为此,管仲又有调查民间存粮数目,以便由政府掌握控制的办法。这就是国君下令将派军屯田务农,凡家有存粮者可以免除军役,这样,什么人家中有存粮,存粮之数有若干,国君都会知道。其次,国君有平价收购的优先权,令其不得妄以高价售出。再次,国君以手?中握有的货币,规定一合理的粮价,这样,民间的存粮就都归政府掌握了。

   管子的主要方法是为国家准备“公币”,存放于县、州、里,作收购调剂之用。其中之一法为:预付收购粮食之价款于产量多的拥有高产田的人家,届时以十分之二的时价收购,命其呈缴粮食。如此,国有存粮,而产量少的只有山地的农家也得获此存粮之救济。简而言之,视粮食如货币,与真正的货币交相为用,使国?有存粮,君有余利,而民亦得食,富商、大夫则不能牟大利。政府的粮食政策一为控制数量,二为控制价格,政府靠运用行政权力来实现这一目的。粮食关系国脉民命,所以还要重视注意国际间粮价之波动,务求其谷米不外流。其所用之方法为:“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山至数篇》)这是说要坚持粮食之价格高于他国,以使粮食不致外流。而粮价更应随国际价格而浮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地数篇》),这样便能确保粮食不为外国所夺以致动摇国本。管子反复阐述的是“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的重农务本思想。

   2.国营事业

   《管子》一书虽倡言务农为本,但是齐地僻处海滨,可耕之地不多,所以,除了致力于农耕生产之外,也应不废弃工商。管子曾在和齐桓公当面讨论齐国耕地面积问题时说:工商之利,虽然有令国家富强之功,但也有可能造福私家而已;工商之利,虽然可带动农业之生产,但也有可能造成浪费风气。因此如何得工商之利而去其弊,为施政者之要务。管仲的主张是禁末作以避免奢侈浪费,兴办国营事业以富强国家。

   管子认为,末作奇巧,一日之工可得五日之食,获利甚厚。农耕则忙碌终岁,仅得温饱。于是老百姓都趋利避害,是必皆弃农而务工商末作。民皆弃农,则民饥国弱,无以图存于天下。因此为重农耕,必当禁末作奇巧,以免民皆弃农他务;为均贫富,亦必禁末作奇巧,以使百姓之收入得其均。只有大多数老百姓都从事农业,且贫富得均,才能使国富而兵强,地广而人众,进而天下富足兴盛。

   末作奇巧过于发达,必然会助长奢侈浮华之风。工以雕文刻镂相骄,女以绵绣纂组相骄,皆将导致国家贫穷。唯有割裂博带、大袂,去除文绣,削平刻镂、雕琢,去掉这些无用之物,才能使人民重返本业,不因竞逐于奢侈浮华而亡身破家。

   不同的土地生产不同的物产。莞蒲之壤取其鹿豕,竹箭檀柘之壤取其材木,泛泽之壤取其盐齿,水潦之攘取其鱼鳖。自然资源应当由政府掌握,这样可不税敛百姓而用度自足,如果掌握在百姓手里,则利益将归少数人,并非国家之福。山林之地生产木材,更为国家与人民共同之需,政府也应当控制。此为依木材尺寸大小之不同,而定不同租税。国君当谨守山林、川泽、草莱之资源,以期木材、牲畜之民生物品,能供应百姓之需要。天地自然之财富在土地,不同之矿产有不同之价值,一旦被发现,即露出矿苗,则当立即封禁,重罚私自入山挖掘者,以保护矿物资源。山海之所出,一则关系民生日用,一则关系财政收入,所以不得任由私人取得,必须由政府管制经营。其中最重要而又大宗的山海财富,如盐、铁,除由政府控制外,还由政府经营。

   3.财政措施

   《管子》的理财原则,一是“薄征敛,轻征赋”。包括:在农业生产上,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制;在商业贸易方面,实行“关市讥而不征”。二是在国家经营事业方面,实行盐铁专卖收入,国家控制谷物流通的收入,国家垄断森林资源,以获其利。三是运用权术计谋,获取国家急需的财政收入。譬如在对外贸易中,提倡垄断市场,取赢他国,投其所好,以取其财等谋略。

   “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救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五辅篇》)薄征敛、轻征赋为宽政之首要工作。管子教桓公要想实现霸王大业,必当务其本事,其一即齐国百姓“甚忧饥、而税敛重”(《霸形篇》)。因此桓公“使税者百一钟……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即位十九年,复“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大匡篇》)。关、市之征最初为查稽而不征税,市场亦书契而不课税,后又改为开征五十分之一。田赋尤其减少,其开征情形为依粟米产量与田地肥瘠情况定不同之征收标准。一般而言,两年收税一次,征收比率依产量之丰歉而定,荒年不征。同时,把土地的肥瘠作为计算征赋的重要考虑,所谓“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相地而征的办法,亦见于《管子》《小匡》与《乘马》数篇。

   轻其税赋之外,再不另加名目,课征百姓,此所谓“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轻重乙篇》)这是说正常的租税是国君应得者,若开征苛捐杂税,则为强求于民,民必怨上。

   管子认为,要想让天下的百姓自愿地跟我们走,就必须在取消额外的强迫征收的税捐之外,还应当废止正常之租税,这就是取消全部征税的理想。这就是古代说的能内守国财外因天下,可以无需征税于民而国用自足。周朝的时候周武王已用其法,即国家控制谷价之高低、操纵米粮之聚散,以其所得购买缯帛,可以五年不征布料于民,更可以其所得储存黄金,如此则终身不向民间征税。这就是以谷价之所得,代替征税之法,而不向老百姓再征收捐税了。这种办法亦见《乘马篇》。国君操纵谷价,即使不向老百姓征税,国利仍归于君也。中等年景每石谷价加十钱,凶年每石谷价加二十钱,人人食米,则其所得已足用。但是所有这些藉谷价升降以牟利之法,表面看来虽无苛捐杂税等直接税之负担,但事实上老百姓仍属间接缴纳粮食税,实质上是一种税捐转嫁的办法。

   综观管子的赋税思想,取于民有时,轻关市之征之外,以减轻田赋,删去杂税为原则,而挹注弥补之法则为转嫁于操纵谷价、盐铁国营与官有山林等政策,即改直接向老百姓收税的方法为通过提高物品价格的办法以大大收税的斗的。

   4.货币政策

货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的一大成就,是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表现。我国在史前时代已经出现使用货币的情况,以弥补物物交换的不足。最初也最流行的货币为贝壳,所以我国有关经济活动的文字都有一个贝字旁。这在周朝以前是普遍现象,但到周代时,先王将一些远道送来的难以发现的稀罕物品,如黄金、玉石、珠宝等物品,经加工制作成某种固定形状以作为流通的货币使用,并分为上、中、下三等。“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国蓄篇》)。货币为民用以流通财货之物,政府则用其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与治理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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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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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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