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宗: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

——从朱自清与黄节的一次讨论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14: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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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宗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学习的话,应该要培养一种历史的兴趣;这样才可以使他有研读的心理支持,不至于索然无味。所谓历史的兴趣其实就是研究了解的兴趣和欣赏作品的兴趣底综合。”(14) 正是因为“研读旧诗便只剩下了欣赏的兴趣”和“现在人并不需要工于古文辞”,所以才需要“历史的兴趣”和追求一种阅读的新意。而在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这样的阅读的新意的问题。

   还是以黄节为例,黄节在当时笺注了大量的汉魏诗,他阅读那些诗是为什么呢?说起来是非常老套的没有任何新意的,比如他花了大量的力气去笺注阮籍的《咏怀》诗:“余亦尝以辨别种族,发扬民义,垂三十年。甚于创建今国,岂日无与?然坐视畴辈及后起者,借口为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天下方毁经,又强告而难入。故余于三百篇重振救之,以文章之美,曲道学者,蕲其进窥大义。不如是,不足以有诗也。”(15) 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还讲:“嗣宗实一纯粹之儒家也。内怀悲天悯人之心,而遭时不可为之世,于是乃混迹老庄,以玄虚恬淡,深自韬晦,盖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嗣宗之初心也。此点自来无人见得。”(16) 对于黄节来说,费尽了气力去笺注阮籍的诗,目的就是在其中爬梳出背后的儒家思想。他也不是简单地将儒家的诗教生硬地套用在阮籍的诗上,而经过他仔细阅读后的心得。在黄节看来,这时候阅读阮籍的诗,不仅是表彰其背后的儒家思想,同时还是对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简单化批评的回应,是他自己对于晚清民族主义一以贯之的坚守。也就是说,在黄节这里阅读不仅是一位旧诗人的阅读,不仅是一位学者的笺注,也是一种政治的伦理的行为,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行为,这就是他笺注阮籍诗的意义,也是他阅读阮籍诗的意义。

   可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过去的文学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观念开始占据了主流,所以朱自清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读诗,同时也不可能将过去的各种笺注的罗列辨析与一首诗的阅读之间建立起积极的意义。他觉得“新意无多”,因为新意在他的语境里面只能是借助于西方近现代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理论,在一个文学与人生、与情感的框架里面展开联想和想象。一首诗的阅读能不能有创造性,就看阅读者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的想象与联想的能力了。

   不过,我们从朱自清和朱光潜在解释唐人钱起的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的不同可以看出,朱自清对于一种阅读的新意是有保留的,但绝不是拒绝,他只是想找到一个中间的路线。

   朱光潜认为钱起的这两句诗好在“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他又说:“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而钱起这句诗的好处也就是它的情趣,在朱光潜看来就是“静穆”(serenity)。“静穆”是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概念,正如朱光潜自己所说,可以在古希腊的造型艺术里面体味到这一种情趣,“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7)

   朱自清没多久就写了一篇《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说朱光潜的解释“有趣”。其实我们读下来可以感觉到朱自清对朱光潜的“断句”的解释其实并不满意,或者是碍于友情不好明说罢了。朱自清引录了钱起的全诗,仔细解释了钱起这首诗之所以得到赞赏的原因。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朱自清只是解释清楚了沈德潜等人对这句诗很赞赏的原因,并没有做过多的发挥,同时他是从诗的整体出发而不是简单的“寻章摘句”。朱自清所运用的方法是,立足于旧有的解释,然后在中国诗学批评传统内部寻找这句诗之所以受到激赏的原因,而不是一种“阅读的创造”,更没有去寻找西方美学资源作为外援。朱自清对这种阅读方式非常注重,从他1945年正式发表的《古诗十九首释》的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的立场,他对朱光潜那样的发挥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他非常注重从整首诗出发而不是由一句诗来发挥。

   他反对囫囵吞枣的读法,因为那样“所得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在《诗多义举例》里面他也说过:“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只就一章、一句甚至一字推想开去,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18) 但是他又不满足于对旧有解释的解释:“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功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19) 如果只是一种对古代文学批评语境的理解,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让他的阅读看起来好像不过是对古人已有解释的重复。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对于典故、字句等的解释变成了单纯的语文问题,也就是说“诗是精粹的语言”,而解释背后的意义消失了,或者说过去的带有“意义”的笺注,被当做一种经学传统的产物或者儒家诗教的产物,在五四新文化的意识形态里面,在一个新的认识论里面必然要被排斥。所以1940年代在大学国文系里面出现了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危机。

   三、义理、词章与考据

   1940年代,朱自清、浦江清以及程千帆等人越来越多地讨论大学国文系出现的考证与批评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一个前提就是,对于考证与批评之间本身是一种外在关系认可,不再认为考证亦是一种批评。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对将考证与批评相结合的观点非常认同。因为这是对整理国故之后文学研究考证化的一个反省。傅斯年在北大讲义上曾说:“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20)

   对于这个矛盾,朱自清力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讲起自己的理想仍然是:“拟草考证与批评一文,介绍美国近年历史的、批评的方法,说明治学不当以冷静琐碎之考证自限。”(21) 但是朱自清对于离开文本而有过于联想和发挥的阅读文本的方式也不满意,所以他对顾随解读辛弃疾并不很欣赏,认为顾随外围的东西讲的太多而词本身的东西讲的太少。在抗战时期浦江清给《国文月刊》写了若干篇对李白和温庭筠词的讲解文章,朱自清在给浦江清的信里说:“圣陶、叔湘、千帆及其他诸友,均盛称你大著《词》的讲解之精,以为在平伯《偶得》之上。”(22) 我们对照浦江清的分析文本可以看出浦江清对李白和温庭筠词的分析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考证,另一个部分是讲解,也就是对这两家词的文学批评。朱自清和程千帆等人当时对浦江清的解读更加欣赏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在考证与批评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调和的立场。

   程千帆在抗战时期金陵大学文学院的《斯文》杂志上撰文认为:“吾国学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略可尽之。然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为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23) 罗志田认为程千帆这段话是表示了考据当时在学术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24) 但是他仍然局限于这则史料的表面划分没有再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承认了词章和义理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是不是就站在了传统的一面?难道这样就是回到传统?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作为前提的东西被放弃了?

   程千帆的思路看起来是延续了清代学术史的汉宋之争的一贯思考。实际上,当程千帆按照义理、词章、考据去分析学术现状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三者首先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他对于考证、义理、词章的理解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产物。考证本身不一定就是胡适他们所限定的科学考证的涵义,认为考证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没有价值取向的纯粹客观的产物。考证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批评的方式,是内含了一种义理,内含了写作的取向。可惜,这一类考证背后的涵义被忘记了,或者说被胡适对乾嘉考证的简单定义所限制了。举一个例子,晚清时期张尔田用考证的方法完成的《玉溪生年谱会笺》,看似是一部史学之作,实际上并非如此,张尔田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其用意在于证明“玉溪诗境,远宗楚骚,近追六朝,然后能于李杜王韦之外,自成流派”。也正因我们理解了李商隐的行实,才突破了李商隐诗歌华丽辞藻的表象,领悟到它背后的意蕴,读起来才有兴味无穷的独特感受。近人只知道文学可能被史学所用,所以“诗史”之说大为昌盛,然而反过来也存在着史学为文学所用的另一个传统。其实,这两者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是近人囿于文学与史学的现代学科的分际而只强调了史的一面而已。

   关于考证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千帆曾经在《文史杂志》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过一篇《论“文言”的写作》,在文章里面他说:“关于文学本身,最主要的事无非是对于他人作品的欣赏和自己的写作。有些人也许以为还要加上考证和批评,但个人的意见:考证是欣赏的助力,对于文学本身只是一个客体;批评则是欣赏的延长或其另一表现,虽然是更其具体的。”(25) 所以,他提倡文言文的练习,这当然包括诗文。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程千帆依然不断回应自己早年的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26) 其实不仅是程千帆,朱自清就经常在课堂上让学生练习旧体诗的写作,浦江清更是大力提倡,他说:“盖凡心志才力之所寄者是活的东西,保存之道,固当有异于酒精中之动物标本耳”,又说:“一种古学复兴,亦即是新运动”。(27)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黄节与朱自清的第一个分歧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被轻轻忽略掉的问题又回到了历史当中。朱自清在面对黄节回应的时候,觉得黄节将乐府清商三调这样一个客观的学术问题转变成了一个很主观的问题,难道不能“秉笔续其词”就不能讨论清商三调的问题?难道讨论乐府三调就是为了能够“感兴撰作”?不过,朱自清在自己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的时候,又在课堂上让学生要去模拟,认为通过模拟才能够更好地读懂领会一首诗的意思。朱自清当然没有像黄节走得那么远,觉得一个学术问题背后要有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

   朱自清曾提到郑振铎对他的提醒:“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又谓论文当以现代为标准,如马致远夙推大曲手,远出关汉卿之上,然自今言之,马作多叹贫嗟卑,关作较客观,当多读关作也。”(28) 1947年朱自清写了一篇《古文学的欣赏》,这篇文字更多表现出对于新文化运动一系列价值的确认,但是实际上朱自清的一贯思路要比这篇文章复杂许多。我们要明白,他是在新文化运动后的“骸骨的迷恋”、“读经”、“本位文化论”、“文学遗产”等一系列讨论里面艰难地寻找阅读古文学的合法性,只有找到合法性之后才谈得上阅读,所以他说:“青年人虽然不愿信古,不愿学古,可是给予适当的帮助,他们却愿意也能够欣赏古文学,这也就是接受文学遗产了。”(29)

同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朱自清非常注重自己“国文教师的我”这一身份,他在实际的语文教育以及大学课堂上必须要面对新文化运动这个新传统的强大压力,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妥协。但是朱自清和程千帆、浦江清他们都是从一个旧传统的“流风余沫”里面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新旧学术之间的诸多矛盾依然萦绕在他们头脑中。浦江清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和朱自清、程千帆等人的思想的共同点,他说:“在我们这一辈人,把中西分别得很清楚,但是,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觉到古今新旧的区分,以及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30) 朱自清就和浦江清有过这样的议论:“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31) 在一个人文传统里面,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本国的学术风气、思想格局以及历史处境”的“人文生态”的制约,朱自清他们认为写作对于阅读有帮助。在他们这里,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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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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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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