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国强: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观念与理论基础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5-11-13 23: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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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国强  
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1999年3月1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指出,有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2004年3月8日,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2004年3月1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重申了有的(修改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

   宪法修改实践中贯彻的主流宪法观念刺激了宪法学研究对于宪法解释的关注,宪法学理论界与宪法决策者就宪法解释问题在宪法修改过程中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互动。[10]早期的理论更多的是将宪法解释作为回应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与宪法修改相对应进行思考。因此,主要关注的是宪法解释的一般方法,宪法解释的界限等问题。[11]但是与理论界对宪法解释热切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解释的法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并未作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鉴于这种现状,理论界开始反思在抽象层面研究宪法解释的一般方法和原理的现实意义,逐渐认识到仅仅关注宪法条文的宪法解释学无法有效地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无法促成现实中宪法制度的发展,因此理论界对于宪法解释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进行一种问题导向的宪法解释学研究,最近十年来出现的大量宪法案例或事案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思路;二是将宪法解释与普通法律论证相结合寻求宪法在一般法律中的贯彻落实。宪法理论界对合宪解释方法、宪法权利的辐射效力等问题的关注体现了这种思路。

   三十年来,宪法学理论在方法论上更加多元化。除了从法解释学角度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之外,学界也不乏基于外部视角对宪法现象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即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研究。而且,在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的思考过程中,并没有排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持论平稳的学者更趋向于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法学方法为根本方法,同时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宪法规范来寻求对中国宪法现实具有解释力的宪法学说。

   三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法律制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政治对法律而言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从政治的外部视角来思考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方法仍颇有市场。这些政治学的方法体现为透过宪法来探求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或政治理念。有些研究直接对政治话语中的宪法概念根据政治逻辑进行解读,甚至进行理论续造,或者基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对其进行学术化解读。但是整体而言,这种“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仍缺乏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角度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有的只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有的只是一种有关宪法的叙事或修辞。目前中国的主流政治观念并不排斥国外的制度经验,明确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宪法学研究中参考借鉴国外的宪法理论和制度实践成为近年来宪法学研究一个重要特征。毋庸讳言,无论从立宪主义思想上还是宪法制度的演进上,西方理论和制度对我国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就研究现状而言,如何对域外理论进行本土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应对这种本土化的挑战需要重视中国宪法(思想)史的研究和宪法社会学的研究。

   (二)基本范畴与理念的变迁

   宪法学方法的变迁决定了宪法学范畴体系的发展。我国宪法学的方法曾长期受到苏联宪法的影响,早期的宪法学体系“明显地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学科的机械性延伸,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国体、政体、阶级、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用语。”[12]具体到特定问题的分析时,一般惯于引用政治性的概念解释宪法条文;甚至反其道而行,直接将宪法条文作为论证政治决断正当性的依据。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我国的宪法学理论曾将国体、政体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随着法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法学逐渐成为一门具有独特方法的学科,而独立的范畴体系也是形成独立学科品格的重要标志。中国宪法学需要逐渐抛弃那些陈旧的范畴,建立中国宪法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成为学界的共识。[13]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许多政治学的概念逐渐被宪法学所边缘化,宪法学的范畴体系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学。国体、政体、阶级、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学的范畴逐渐成为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边缘。自2005年以来,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已经召开了数次专题的研讨会,但是对于基本范畴究竟包含哪些范畴仍然没有达成共识。[14]对此,韩大元教授指出,“中国宪法学”与“中国的宪法学”是不同的,在构建“中国宪法学”过程中,必然经历“中国的宪法学”阶段,可能沿用政治现象与宪法现象之间灰色地带中的术语,但随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宪法学能够成立和成熟的时候,应当逐渐抛弃这些陈旧的范畴。[15]

   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核心价值的观念成为理论研究的共识,有关基本权利的研究逐步升温,特别是法理学界对于权利一义务基本范畴的研究,更促使了宪法学界对于基本权利的关注。基本权利成为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甚至被认为是最为核心的基本范畴。目前,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两大部分,其中基本权利体系的比重在逐渐增加。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基本权利在宪法规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达成了学说上的基本共识,宪法学研究已经逐步转向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研究。[16]而且,近年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将基本权利的保障理念渗透至国家机构和各种公法制度中进行研究,进而试图构建以基本权利为轴心的宪法学。加上宪法学方法论转型的影响,对于基本权利法解释学的构建成为近十年来中青年宪法学者的努力目标。目前,有关基本权利法解释学的研究成果已经颇具规模。

   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国家公权力研究也产生了价值立场的变化。其中一个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对所谓“议行合一”原则的反思。所谓“议行合一”是指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制定法律的机关同时负责执行法律。[17]我国宪法学界曾经一度把“议行合一”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并将之与资本主义之“三权分立”相对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制或原则,以此作为姓“资”还是姓“社”的区分标准。1989年王玉明旗帜鲜明地提出,“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18]此后,吴家麟对“议行合一”学说进行了深刻反思。[19]时任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的刘政也撰文指出议行合一不是我国人大制度的特点。[20]大多数学者认为强调“议行合一”容易忽视政权之间的合理分工和制约,不利于保障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且由于其实际上主张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职,不利于加强人大监督权的发挥。[21]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议行合一”说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影响逐渐式微。这种理念变化是承认国家机关之间权力分工和制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为通过国家机构组织法和监督法等法律来实施宪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上述价值观念转变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承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大不宜对司法过程进行个案监督,司法机关是适用法律的机关,在宪法上具有独立地位。在这种司法优位的理念下,宪法学理论曾一度主张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力,甚至有拒绝适用违反宪法的法律的义务。但是这种主张并未被主流政治观念所接受,特别是由司法机关来决定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正当性,与中国宪法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合。为此,主流政治观念旗帜鲜明地主张“坚决不搞三权分立”,其中包含着反对由司法机关来审查法律合宪性的观点。自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在保持现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内部特设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的思路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认。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作出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这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特别是宪法解释学所面临的最大实践困境。因此,近年来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宪法如何在一般部门法领域发生规范效力,并结合具体的案件或者事例在一般法律问题中寻求宪法实施的迂回路径。

  

   三、评析与展望

   与之前的几部宪法相比较,八二宪法在四个方面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立法权;监督宪法实施,解释宪法的权力;审查和批准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根据总理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和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22]在上述四个职权行使方面,立法权行使最为充分,法律依据也比较明确。在五四宪法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立法的权力,到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才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权力。[23]以这部宪法为根本法律依据,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国家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各级立法机关也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逐步得到完善。根据八二宪法的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进度,迄今大约80%的法律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24]第三项和第四项主要是程序性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进行具体化实施。但第二项职权,即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权力,至今还没有法律层面上的规范依据。

   回顾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年的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作为不大,在解释宪法方面基本没有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人大立法的主要职能是根据社会发展对法律体系进行修补和完善,大规模立法的时代即将结束。此后如何避免法律体系的碎片化,维持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将成为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整体来看,现有的法律制度仍缺乏一种从宪法层面对法律体系的合宪性和正当性进行统合的优化机制,因此如何对法律体系进行宪法性控制是全国人大发挥宪法监督职能的一个紧迫课题。由于主流政治观念无法接受司法机关做出合宪性判断的制度模式,宪法学界的理论主张主要还是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推进宪法监督。

   宪法实施三十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法律系统相对于政治系统的独立性已经逐渐显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逐渐开始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政治制度加以并列表述,法治话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政治话语的逐渐发展,在为宪法的法律化实施提供政治理论支持的同时也将为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较为明确的政治坐标。为此,如何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并基于法学的立场研究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问题将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与此同时,实践问题导向的宪法理论研究将成为主流。当然,受制于中国的政治和法治现实,单纯的逻辑分析和宪法条文释义不足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宪法问题,引人其他学科的知识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来强化宪法论证也是必需的。但是也要警惕其他方法运用过度而导致喧宾夺主的局面。完全专注于宪法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可能会使宪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重新返回过去的宏大叙事而脱离其实践品格,或者过于关注宪法背后的意识形态从而被政治内卷化(involution)。

  

   注释:

   [1]参见《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2]Larry R. Baas, The Constitution as Symbol: The Interpersonal Sources of Meaning of a Secondary Symbo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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