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

——施蛰存、徐讦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5-10-24 23: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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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民  
都能通过理性的分析找出原因,对其认识、把握并引导着人们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虽然写主人公的潜意识的本我和他们的精神的变态,但最终海兰为了成全“我”和白蒂的爱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婚事》的主人公们虽然不是“大团圆”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彼此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巫兰的噩运》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他们对本我的一时的放纵而悔恨莫及,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杀机》中的两个朋友因争夺女友的爱被潜意识的嫉妒驱使而产生了谋杀对方的“杀机”。事后两个朋友都深深地反省自己,都以皈依宗教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作者借故事中人物之口对人性做了剖析:“我觉得我们人性的成分只是神性与兽性,有的神性多,有的兽性多。但是,是人,就不会完全是神性,也不会完全是兽性的,不过如果我们不知道尊贵神性崇扬神性,兽性随时会伸出来的。这就是说先天上我们可能有人是六分神性四分兽性,有人是三分神性七分兽性,但是后天上如果我们一直尊贵神性,崇扬神性,我们的神性就会发扬,兽性就会隐没。所谓宗教的修炼,想就是要发扬神性。”此外,《秘密》、《结婚的理由》、《旧神》等作品,也都是从剖析和探测人的变态心理的角度来挖掘人的潜意识深处的隐秘世界的,但最终无不是用理性的人格力量、人类爱和宗教意识来战胜或升华人的本能的欲望。

   四

   就艺术表现方式来说,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按照弗氏的理论安排小说的情节、描写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刻画人物的性格等,但由于二人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创作时的不同的价值和审美追求,形成了精神分析小说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模式。施蛰存偏重对这一理论进行形象化的阐释。以对高僧、名将、侠客等的颠覆性叙事来亵渎神圣,消解英雄,还原世俗。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色彩;徐讦却有着坚定的现代理性信念和启蒙意识,坚信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设定,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理解来加以控制和展望的。因此他不是消解英雄而是表达理想。他对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想象,把其外化为奇异的情节和浪漫的传奇。

   施蛰存偏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即按照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心理活动,是在什么样的心理推动下决定了人物的行动。偏重于对人物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的双重人格的深入剖析与展现,以世俗的眼光挖掘人的心灵深处最隐秘的灵魂。他在《将军底头?自序》中表明:“《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其实他所有的心理分析小说,都是表现社会文明规范和人类本能欲望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自我人格的本我和超我的冲突。《鸠摩罗什》的情节类似于法朗士的《泰绮斯》,都是表现人的宗教信仰和本能爱欲的冲突的。《泰绮斯》的主人公巴弗奴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总感觉到女演员泰绮斯的诱惑。他离群索居到沙漠中去苦修并每天早晚无情地鞭打自己,用基督的理性来征服自己的情感。然而最终却是本我的情感战胜了基督,他回到了泰绮斯的身边表达了爱意。《鸠摩罗什》也是写人在宗教信仰与本能欲望之间的灵魂的痛苦挣扎。历史上的鸠摩罗什是被尊崇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三大翻译家之一的后秦高僧。而施蛰存则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在他的笔下,鸠摩罗什是一个一面念佛说经一面却又经不住诱惑纵情淫乐的人格分裂者。先是娶了漂亮的表妹为妻。妻子死后他认为可以潜修正果了。然而难以排遣的性压抑又使他难以抗拒放浪的妓女孟娇娘的诱惑,娶了貌似亡妻的宫女,甚至接受了赐给的十余个妓女,过着“日间讲经典,夜间与宫女妓女睡觉”的极端荒唐的生活。“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与《泰绮斯》相比,前者着重表现巴弗奴斯的情与理、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后者则重在表现多重人格分裂的痛苦。但二者均表现人的本能的非理性的强大使得理性力量几乎没有机会占到上风。

   《将军底头》和《石秀》也是典型的用弗洛伊德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心理分析小说。前者描写种族或说忠、孝与性爱的冲突,后者则写的是友情信义与性爱的冲突。花惊定本是个战功卓著的将军,作者却解构了他英雄的一面而把他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作品写花惊定这个有着吐蕃血统的将军奉命去征讨屡屡进犯大唐边境的吐蕃军队。在进军途中,他就陷入了是“替大唐尽忠而努力杀退祖国的乡人呢”,还是“奉着祖父底灵魂,来归还到祖国底大野底怀抱里”的矛盾之中。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花将军处于是“尽忠”还是“尽孝”的选择上的两难处境。“忠”、“孝”都属于纲常礼教的社会意识层面,作者写他的“尽忠”还是“尽孝”的矛盾是在为表现他的无意识本我的强大而作铺垫。他对企图非礼民女的部下不惜砍头示众,而自己见到那美丽的汉族少女也“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他感到了那个被他正法的“骑兵的首级正在发着嘲讽似的狞笑”。但这却无法阻止他对那美丽少女的爱恋,就是用国家责任与民族大义也无法驱散他心中这种爱恋。他表示:“即使砍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绕着姑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却想象着那美丽的姑娘在他的怀中受着保护。在被吐蕃将领砍下了首级后,没了头的花将军实践了他的诺言,依然跑回到“他所系念的少女”身边,听到少女漠然的调侃才使他感到一阵空虚倒地身亡。这看似荒诞的描写,却形象地表现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性本能为其理论根基的要义。在作者笔下,忠、孝、荣誉、地位、爱国情绪、民族情感等等,与本我的爱欲相比都黯然失色。将军不是因失去了头而死,而是因失去了爱而死,即因支撑他生命的性欲本能追求的落空而死。《石秀》更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11)。作者对《水浒传》中石秀杀嫂一章按照弗氏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改写和阐释。把原书中重江湖义气和友情的石秀写成一个在友情、信义与性爱的冲突中,由于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了严重的性变态心理的色情狂和杀人狂。他对潘巧云想入非非,但当潘巧云引诱他时他又因顾及与杨雄的兄弟之情而逃离。而本能的欲望又折磨得他到勾栏里去找妓女作为潘巧云的替代品来发泄。当他知道了裴如海与潘巧云的奸情后,难以抑制的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驱使他诛杀了裴和尚,然后又唆使杨雄杀了潘巧云和迎儿。他的变态的性欲心理使他对潘巧云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为“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传统的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在弗氏理论的解释下完全成了一个变态的色情狂和杀人狂,使高僧、名将、侠客在心理分析的映照下纷纷现出其世俗的原形,解构了神圣,消解了英雄,颠覆了历史。

   徐讦在坚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外化为奇异的情节和浪漫的传奇。他认为:“文学不是记忆或回忆而是想象”(12)。他在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创作的时候,不是偏重用这一理论对人物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和阐释,而多是按照这种的理论模式来建构想象的世界,想象人物将会有怎样的行为和命运。用一系列看来似乎偶然而又神秘的情节,编织成诱人的故事,使人们在读完这个故事后发现这些偶然与神秘的情节并非无根据的幻想,而都是符合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设定和想象。《婚事》表面写的是一个体面的有教养的家庭的一件怪异离奇的谋杀案,实则是一个典型地用精神分析学中的变态心理的理论来结构和想象的故事。主人公杨秀常自小形成了对弟妹谦让慈爱的道德人格,即他的超我,他叫妻子多照顾自己卧病的弟弟。但他自私的本我却在潜意识中怀疑自己的妻子而嫉妒和仇恨自己的弟弟。这种本我的能量发泄作用受到了来自超我的反能量发泄作用的严厉压抑,所以他决不承认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怀疑和嫉妒,并且这种情绪以“反向作用”(13) 的形式表现为对弟弟的超乎寻常的关心,而实际上这是他的自我为了把他对弟弟的仇恨和敌意掩藏于无意识之中的一种面纱。后终因本我的驱使梦见妻子和弟弟的不轨行为而杀死了妻子。面对杀妻的事实,自我体验到了来自超我的良心的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产生了无法承受的道德性焦虑,当医生骗他说为他除掉了错乱的神经后,他的道德性焦虑消除,恢复了正常。这一变态、杀妻、发病及治愈的过程,完全符合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尤其是诱听病人的呓语分析发病原因和症结从而制订治疗方案的过程就是一部形象的“梦的解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是一个在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怪诞离奇的三角恋爱故事。小说以“我”作为精神病学专家的助手住进梯司郎家为他治疗其独女白蒂小姐的精神失常症为表面线索,以“我”与白蒂小姐及她的女仆海兰的感情纠葛为趣味线索,而真正主宰这一切的内在线索却是白蒂小姐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历程。白蒂的精神失常和行为怪诞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青春活力的发泄。她住在一个古堡式的家中,一切都要严格地遵守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的礼节,这使她的本我受到严重的压抑。她只能到下等酒窟中去解脱和宣泄,而这种宣泄方式与她的教养和她家族的高贵的姓氏是决不相容的,于是她的整个生活失去平衡而产生精神变异。虽然她潜意识里爱着“我”,但由于她的高贵矜持和傲慢,她羞于承认这个事实,她惭愧于征服一个使女的情人。作品中负有医治别人精神病症的使命的“我”的心理其实也是不正常的。“我”表面上爱的是海兰,而潜意识中爱的却是白蒂,由于白蒂的优越地位和高贵自傲而使这爱升华为婢仆爱主的心理。整部小说的内在逻辑结构非常符合由精神分析学而发展来的“意义治疗学”理论。按照“意义治疗学”的观点:现代人的变态行为主要由于人“求意志的意志”受挫所致,治疗的方法是寻找失去的生命的意义,主要通过爱的心灵的交流使人意识到自身对生命的责任。作品就是用海兰和“我”对白蒂的双重爱使白蒂最终认识到自身对生命的责任和对海兰的责任,从而使精神恢复了正常(14)。

   《巫兰的噩运》则写年已半百的“我”培植了一种特别珍爱的红豆巫兰,因为这种巫兰的花瓣里的两颗红点总是叫“我”联想亡妻颈下和阴处的两点红痣。“我”的儿子学森带女友帼音从香港来台观光。“我”发现帼音的长相和神采很像亡妻,特别是在游泳时发现她颈下也有一颗红痣。“我”开始做与帼音在一起的荒诞的梦。而帼音也突然决定留在台湾寻机去美国。学森独自回了香港。很快“我”和帼音莫名其妙地陷入爱河。就在决定正式结婚时,学森赶来在日月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帼音受到严重刺激而精神失常。这篇有乱伦情结的故事也处处合于精神分析理论。儿子爱上举止相貌都像他年轻时的母亲的帼音是一种恋母情结;而从小丧父的帼音总把学森看成孩子而对他的父亲则一见钟情可以解释为恋父情结;“我”的爱帼音则很大程度上是把她作为亡妻的替代品。儿子恋爱失败使他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而愚弄自己的竟是自己最爱的父亲和恋人,这使他感到人生的荒诞,感到自己对父亲和帼音再也没有责任和意义了,从而否定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自杀;对帼音来说,学森的死无异于超我给她在本我驱动下的自我一当头棒喝,使她处于道德焦虑的严重压抑下而精神失常。《炉火》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结构,不再多论。可以看出,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但施蛰存大多是对人物人格分裂的深入剖析和展现。他对人物心理的分析过程就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形象化阐释和套用。徐讦则是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模式来建构想象的世界。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来设定和想象一系列看来似乎偶然而又神秘的情节,编织成诱人的故事。一个偏重于对这一理论的当下性阐释;一个则偏重于依照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形成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模式。

   五

   施蛰存和徐讦成功地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写出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心理分析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新的艺术范式,在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两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及个性气质的不同,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和风貌。

比较而论:施蛰存是以精英的形式表现世俗的内容,而徐讦则是用通俗的形式表现精英的意识。施蛰存以弗氏心理分析学为理论依据,主动吸收和借鉴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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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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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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