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6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0: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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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发展经济限于自给自足,不要生产市场需要(“给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为经营的目的,“凡可以手工制造者,勿以机械代之”!(《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并用中国传统文明统整世界文明,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

   张君劢后来更加明确说:“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确认三重网罗(指上述三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科学,冀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东方国家。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如实地指出,中国眼前的许多社会现象,西方过去也有过;当下东西文化关系实质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在制度层面,陈独秀把《新青年》同人与现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为古今之争,客观地说,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三纲。家庭、家族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致力于批判阴魂不散的中国专制主义——三纲,揭露传统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么错误?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吧。

   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怪现象之一,是所谓“国教派”的兴起。他们不惜使用伪书,歪曲历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说成是现代宪政;把秦以后的宗法专制制度美化为分权治理的典范。于是,专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绘为与皇帝共治的强大力量;宗法专制的家族秩序,则成了基层自治的典范。因此,当社会治理方法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之际,他们鼓吹用“贤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复家族制度和士绅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秦以后中国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会不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又有哪一部传统法典不是严密地维护三纲?

   与此同时,他们混淆明清儒家宗法专制制度与作为先秦儒家的主张和设想,把后者的思想描绘得无比美妙。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对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释,人言人殊,都是论者心中的块垒;读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他们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顽固残余。

   深入一层思考,今日国教派及其盟友赖以忽悠大众的,不就是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上制造种种迷雾吗?

   抚今追昔,陈独秀等先驱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新青年》的新罪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时至今日,悬在新文化运动头上有三大罪状。有的是误解,有的是故意制造的混乱。

   第一大罪状,尚有许多人在起哄,称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

   这是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文献的误解。

   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删除。同时明确表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蔡元培全集》第2卷)对孔子、孔教的慎重态度溢于言表。

   陈独秀则反复说:孔子是当时的伟人;传统文化中许多精粹可以和应当继承;需要反对的仅是孔子之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

   两大领袖的观点是主流。个别参加者的偏激言论是思想文化浪潮中常见现象。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饱读古籍的鲁迅扬言不要读线装书,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他整理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的成绩,有目共睹。

   思维最忌笼统。新文化运动确实把锋芒指向传统的一部分,却不是全盘。反对者的失误,是混淆了儒化社会制度与非制度性的儒家观念文化。

   秦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固化为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从家到国的宗法体系;按照三纲体制,确立尊长层层专制;亲疏有别,等级分明;服从,恭顺。从《白虎通义》、《唐律》到《大清律例》一脉相承,记录了这个社会严密的规则体系,成为中国强盛和衰落的制度根基。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扼杀中国知识阶层创造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些思想家和繁盛的文学艺术成果。不能抹杀两者的区别,用文化儒学的亮点掩盖儒家制度的腐朽。

   一些人拾人牙慧,无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成果,把传统制度的痼疾归咎于法家,说是“儒表法里”。而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就说明,法家“一于法”,与传统律例明确规定亲疏、贵贱有别的儒家精髓格格不入。

   全面地说,新文化运动只反对贯穿三纲的传统制度文化,对其他非制度性的文化,总的说来有承先启后之功。它也反对“旧艺术(中国戏)”,“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非制度性的文化,原因只在于它们是传播三纲观念的载体。

   第二大罪状,是新文化运动导致文化断裂。

   辛亥革命后的四十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基和发展时期,也是文学艺术的繁荣期。旧的没有丢弃。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长期被忽视的诸子研究硕果累累,哪里有什么中断?白话文地位确立后,中小学的传统语文教学所占比例比较合适,文化传承也没有中断之虞。引进来的新的学科、文学、艺术,正在生根、成长。学界誉之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再现。民间风俗、文化正在自然演变,政府和民间都没有用暴力干预。文化断裂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新文化运动是推动这一繁荣局面的动力,千万不要颠倒黑白。

   第三大罪状,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和极权主义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搭界,却偏偏有人这样鼓吹。这是逻辑混乱的典型。他们完全不考察实际情况,在书房中给新文化运动制造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政敌,铲除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文化基础,树立“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新文化运动为的是摧毁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三纲,建设新的自由文化。文革的手段是领袖权威加暴民专制;新文化运动则是各方自由发表言论,读者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只靠说理服众,没有任何强制性。前者的后果是一亿人受折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遭浩劫;后者是出现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呢?

   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发生的爱国运动,是时间和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前者是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走上街头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也收到良好效果。不过,它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不幸事件,破坏了法治,而得到很多人喝彩;从而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连绵不断的暴力行为,带来恶劣的后果。就暴力和脱离理性而言,它和文革有交集点,但与新文化运动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暴力行为两者也有区别,文革无论手段和内容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延伸。那才是文革的真正起源。

   至于说新文化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更加离奇了。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持如是观,也值得注意。这个罪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一是声讨《新青年》,却割裂《新青年》群体,只挑出陈独秀一人来吹毛求疵;高一涵、胡适等人完全被屏蔽。

   二是不顾“公同意见”,以偏概全。与梁启超办的《庸言》申明由“梁启超主干”,所有文章“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不同,《新青年》内部也有不同主张。直至1919年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才发表《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被论者断定《新青年》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根据,是陈独秀累累发表反对政党和议会政治的言论。《本志宣言》已明白宣布:“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运用政治的应有方法”。论者说:“国民政府时代,年轻学生愤怒批判‘国民党专制’,殊不知,这个专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不过,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师承的是苏俄,与《新青年》全力提倡的言论、结社自由和公民的独立自由是完全相反的。

   三是歪曲文意,把正确说成是错误。例如,陈独秀的一句话:“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被带上“反法律主义的倾向”的大帽子。陈独秀的原话是:“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动,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有什么错误?学界的共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是有没有引起当下社会危险;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倒是可以自由批评、讨论的。

  

   《新青年》的真正失误在哪里?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抵挡住破坏法治的逆流。以“革命”、“爱国”或其他貌似正义的名义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公私财产,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些革命党人反复发作的幼稚病,常被极易激动的年轻人继承。

   五四当天,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们面临大考:如何区分学生的爱国壮举和违法行为,分别采取适当的态度?《新青年》旗下的《每周评论》既为爱国示威喝彩,也对越轨暴行曲为辩护。梁漱溟维护法治的呼声,被爱国压倒一切的大合唱淹没,成为20年代学生运动失序的先声。

   在校内,学校失去稳定的教学秩序。走向校外,在有政治雄心的各色人等策划、操纵下,文武高官被抄家屡见不鲜;内政外交大事失去冷静辩论的机会,天真的莘莘学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合己意的报刊,如著名的北京《晨报》,干脆一把火烧掉!天下从此多事!执政者缺乏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当然应该担负主要责任;头戴众多正义光环的一方也责无旁贷!尽管胡适等人当时一再谴责和提醒学生,他们的行动侵犯法治、践踏民主;但风气已成,迟敲的警钟,已无济于事。当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识破民粹思潮的危害,失去思想家应有的敏锐,亦难辞其咎。

   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讨论中有任何错误或偏激言论都不足惧,而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多数公民养成了倾听和讨论的习惯,才会趋于理性和成熟。

   1920年开始,《新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此后的言论和陈独秀如何转舵,都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题。它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而非思想文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转到胡适及其朋友手里。这个转变既由于同人杂志内部制度不健全,《新青年》与陈独秀仿佛合二为一了;也是冲不破民粹思潮藩篱的后果。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最大的教训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混淆。本文不涉及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后的是非得失。辛亥革命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卓越而偏激的思想家,却是蹩脚的政治家。他的朋友们跟着他上演了一些笑剧,好在这些朋友没有选择从政而避免了更大错误。

   1999年,在台北和北京分别举行的五四80周年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便涉及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抄抄自己的旧稿:

   “1919年6月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和尾声。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研究后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为英文,并连夜印刷多份。6月10日,陈独秀等到中山公园等地散发这份传单。11日,陈独秀与胡适、王星拱、高一涵、邓初、陈演初等一道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附近一家四川菜馆晚餐。餐后,胡适与高一涵先行离开;陈独秀和邓初到新世界散发这份宣言;王星拱则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散发。陈独秀上到屋顶花园向地下正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撒传单时,当场被警察逮捕。

   这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个《新青年》编辑部主要成员都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前面不厌其烦讲述那几天他们的活动细节,为的是证明那不是陈独秀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当时主要思想家的认识和水平。

   二、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在北京夺取政权的纲领。

   这个宣言首先提出对日外交和免除六位官员职务的要求,要求市民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怎样达到这些要求呢?一是解散旧的武力,‘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二是‘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三、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空想计划。一个警察将陈独秀拘捕到警察局,肥皂泡就吹破了。

   从康、梁开始,近代中国历史大转折中涌现的政治家,几乎都染上这样的幼稚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历练的机会。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经验和知识却不足于应对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的是种种阙失乃至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专制政治的后果,是告别黑暗的代价。”

   这是书呆子的政治幼稚病,与新文化运动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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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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