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80 次 更新时间:2015-10-14 2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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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这种成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级的课题”,这说明,“天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与1995年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中国崛起”有很大关系,这是“天下”想象的政治大背景。(二)在讨论“天下”之前,此书特别醒目地引述萨义德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和哈特和尼格瑞有关“帝国”的语录,这透露了中国有关“天下”的新见解,与国际理论界有关“帝国”的讨论,可能有某种连带关系。(三)此书在讨论“天下”的时候,特别强调“无外”,并且引述从先秦到明清的中国论述,认为在“天下”里,文化或者文明是主要的基础,“天下体系”中没有“异端意识”和“敌对关系”;“天下”抑制了军事化帝国的发展趋势,设想了一个世界制度;在“天下”中,“领土占有”不再重要而是帝国持久性重要;它是一个世界性单位而各个民族国家只是地方性单位,“礼”成为自愿朝贡国与中央王朝的基本原则等等[45]。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些所谓“天下”的新论述,往往来自一些对传统儒家尤其是公羊学说的现代版解读,这些解读把古代理念加以现代化诠释,并且与现代世界秩序和国家关系的论述挂钩。因此,我们下面需要逐一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崛起”作为“天下”理论风行的背景。最初,“天下主义”可能只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即“世界主义”的同义词被提出来的[46],但非常吊诡的却是,“天下主义”很快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批判性概念和“世界主义”的替代性方案。1996年,一位学者发表论文,讨论中国是否应当从民族主义走向到天下主义,正式提出这一有关“天下主义”的概念,但这时被浓墨重彩凸显的,却是“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公平与道德合法性发起挑战”。虽然应当说,这位作者未必认同民族主义,但有趣的是,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不满,却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成色不足的民族主义”[47],更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采取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让步”[48],本质上就像土耳其的“自宫式现代化”,因此,中国应当由让步和退守的民族主义,转向笼罩和进取的天下主义[49]。

   是什么原因使得“天下主义”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学界,从世界主义转化为“伪装成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且希望这种主义从想象变成制度化的政治秩序?简单地说,当然是所谓“中国崛起”引起的兴奋和刺激[50]。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说不”到2000年代的“中国不高兴”,再到2010年的“中国站起来”[51],在一种历史悲情加上现实亢奋的情绪刺激下,一些沉湎于“天下想象”的学者们觉得,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物质力量有极大发展,为了捍卫中国在全球的利益,不仅应当“持剑经商”,而且还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更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胜之道”[52]。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190年来“从弱变强,硬实力持续提升的大趋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族世界地位的上升直至世界秩序的重构,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每个自觉国人的心理、观念、视野和行为”[53]。因此,意图反抗美国霸权的学者和试图复兴被压抑的儒家学说的学者,便刚好找到契合点,不约而同地提出在这个全球治理呼声愈来愈高的时代,“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应当接续道统,重拾儒家『以天下为一家』式的世界观念。这一观念体系,更宜于在一个冲突四起而又利益粘连的世界中维持公义与和平”[54]。他们宣称,“中国不能不承担起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因为世界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新问题,他们追问:“这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治理世界?中国处于上升阶段,一旦超过美国,世界将会怎样?”[55]

   很有趣,“天命”这个古代论证皇权神圣性的老词儿,最近,竟然异乎寻常地屡屡出现在中国现代学者口中,不仅仅是正面提倡“天下”的新儒家学者。先是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天命所归是大国》的书,书的中心意思在副标题里很清楚,就叫“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56]。一位社会学家,最近也在《红旗文摘》上就中国共产党的“天命”发表了谈话,认为这个天命包括“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唤起一种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识,以及加快追赶的要求”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57]。还有一个学者说的很清楚,就是中国一旦取代了美国,将如何安排这个国际的秩序?他的回答是,在内,由儒家守护中国价值,对外,以中国人的世界秩序安排天下。他认为,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而“这个时刻将会持续一代人或者半个世纪”[58]。就在本文写作的2015年初,这位学者再次发表文章谈“中国的天命”,因为“只有中国人能阻止历史终结,也即文明普遍死亡的悲剧”,为什么?就是因为各个文明中,只有“中国人最有可能带给世界以真正文明的天下秩序”[59]。

   这种让人心情澎湃的说法,在另一个由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的学者那里说得更加悲情和激动。他说,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于中国,就是掠夺、压迫、阴谋,现在,他们已经出现危机,而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中国就要拯救西方,结果是“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建立世界政府”[60]。坦率地说,已经转向国家主义的这位学者说这种话,并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恰恰尖锐批判过他的国家主义倾向的一位学者竟然也觉得,现在就应该是“新天下主义”。他虽然很客气地说,“中国步入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担当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角色”。可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充当“世界性帝国的角色”?他给出的解释是白鲁恂(LucianW.Pye)的,因为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acivilization-statepretendingtobeanation-state),而中国“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国家考虑的是天下,而民族国家想的只是主权;文明国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国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势”[61]。

   其实,“天下主义”的政治背景很清楚,只要看看在这十几年间中国大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就可以看到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都体现了一种在经济实力上升的时代,中国逐渐放弃了改革开放初期“韬光养晦”或“不争论”的策略,开始追求作为“世界大国”的所谓“中国梦”。如果再联系到军方一些强硬路线的学者,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争霸战略与超限战法[62],以及近年来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炫耀军事力量和先进武器的做法,就可以知道,学界这种所谓“天下主义”,实在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背景。应该说,思想世界总是很悲哀也很吊诡,人们一面在批判由于“中国特殊性”鼓动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一面也依靠“中国特殊性”,试图“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迎来一个由天下主义为基础的“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63]。

  

   三,“帝国”抑或“文明国家”:一种现代批判理论如何呼应传统天下想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关“天下”的新见解,如何与国际理论界有关“帝国”的讨论,以及把中国特殊化的“文明国家”论相关。

   前面说到,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在正式讨论“天下”的上编开头,就以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与哈特和尼格瑞《帝国》的语录作为引子。这并不奇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以及哈特和尼格瑞的“帝国”论,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之初在中国影响很深[64],这些学者都是值得尊敬的批判者。不过,有时候新理论的移植,由于郢书燕说,不免会“橘逾淮则为枳”。他们对西方主流思想与观念的批判,有时会激起非西方世界情感上的同仇敌忾和自我认同,这种同仇敌忾和自我认同,又会激起对抗普遍价值和现行秩序的偏激国族主义。

   世纪之交,这种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批判,在中国学界渐渐脱离了它原本的语境,启动了潜藏在中国知识界心底很久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呼应了现代中国的某些思潮,因而相当流行。原本,这种充满了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新理论,是在西方批判西方,一方面在政治上激烈抨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一方面从文化上反省西方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这使得“帝国”成为被热烈讨论的概念。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在西方批判西方的思潮被引进,比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理论,一些有关“帝国”和“文化帝国”的西文书籍也被翻译成汉语,前者如哈特和尼格瑞《帝国》(2008)和弗格森《帝国》(2012),后者如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1999)和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2003)。

   坦率地说,这些有关“帝国”的论说,原本取向并不一致。有的是在批判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和大众传播、思想艺术,导致贫弱国家的文化失语,威胁到第三世界的文化认同;有的是在说明全球化与现代性本身的文化扩散,使得这个世界趋向同一化,文化多元主义受到挑战;有的则是在讨论曾经的帝国主义如何建立了现代世界的秩序,而这种帝国的消失如何导致了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还有的则是在批判前近代通过殖民和掠夺建立的帝国消失之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重新建立了隐秘和可怕的控制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在这些种种取向不一的理论中,唯一共同的,就是强调“帝国”超越了“国家”,无论是在前现代的老帝国,还是在后现代的新帝国,“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规则”[65]。但是,“帝国”却在中国钩沉出消失已久的“天下”,而这种批判的理论或理论的批判,则由于它对全球化、现代性以及当今世界秩序的批判,启动了中国清算“百年屈辱”的情感、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和重建“天下”体系的雄心。

正如哈特和尼格瑞在《帝国》序言一开头就宣称的,“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因为“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整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66]。可是,这个“帝国”的中心在哪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么,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或者说,现代是英国的,后现代是美国的”,哈特和尼格瑞剑指美国,可是21世纪呢?他们并没有说。是崛起的中国吗?美国帝国之后呢?有趣的是,在我所看到的各种天下理论论著中,很多学者把“天下”与“帝国”并列(如赵汀阳的“天下/帝国”),不约而同的是,论者都热衷于把“天下”当作“帝国”的替代性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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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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