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军:法院科层化的多米诺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7 次 更新时间:2015-10-06 0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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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  
《人民法院报》2012年5月20日。

   [44] 2011年全台有法官1,929人,全年各级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903,879件。

   [45] 参见http://www.supremecourt.gov/publicinfo/year-end/2011year-endreport.pdf,访问日期2014年6月2日。

   [46] 参见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2年2月21日在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http://www.jiangsu.gov.cn/jsyw/201202/t20120220_716422.html,访问日期2014年6月2日。

   [47] 参见韩景玮、韩雪:《我省法官人均办案数低于全国水平》,《大河报》2012年7月12日。

   [48] 参见郑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1月28日在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http://www.gdcourts.gov.cn/gdcourt/front/front!content.action?lmdm=LM&gjid=20130903104201731601,访问日期2014年6月2日。

   [49] 前引41。

   [50] 参见胡新桥、刘志月:《法官职级待遇应循司法规律设置》,http://www.legaldaily.com.cn/executive/content/2013-03/06/content_4248474.htm?node=32120,访问日期2014年6月2日。

   [51] 参见陈磊:《法官在流失》,《法治周末》2013年9月25日。

   [52] 参见前引24。

   [53] 沈念祖:《流失的年轻法官》,《经济观察报》2014年2月24日。

   [54] 参见前引51。

   [55] 参见夏周:《法官的尊荣感哪里去了》,《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56] 参见前引50。

   [57] 笔者曾指出“法官当然可以著述立说,但不能因此种了学者的田而荒自己的地——听审并裁判案件。法官到处讲课、著书立说,越来越像学者,这是可怕的社会精英的身份错位”,参见刘练军:《法治的谜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58] 参见中国法学创新网:“2013年CLSCI高产作者统计”, 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fxpd/11459.shtml,2014年6月2日访问。

   [59] 参见刘长:《110名大法官,11人16次开庭,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南方周末》2014年4月3日。

   [60] 申欣旺:《大法官的“影响力”》,《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0期。

   [61] 前引39。

   [62] 参见前引51。

   [63] 1998年最高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错案追究制由此开始在全国法院推广开来,此等法院自行创立的内部管理制度催生了法官“与其判错案不如不判案”的消极判案心理,该制度在理论上违反了法官免责的基本司法原则,在实践上弊大于利。相关研究可参见贺日开、贺岩:《错案追究制实际运行状况探析》,《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张宁、袁俊峰:《明希豪森困境:对二十年来错案追究制的再反思》,《山东审判》2013年第3期。

   [64] 法官的学术研究成果越多,那他在年度考核中就越占优势,其在法院中的地位随之也越高,此种考核制度实际上是在诱导法官不务判案之正业而专心学术之副业,笔者主张不宜将学术研究列入法官考核范围,参见57,第43-46页。

   [65] 各级法院普遍存在的“案件签发制度”使得“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为学界诟病已久,但至今未有实质性改革。相关检讨可参见前引25,第339-341页。

   [6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67] [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68] [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69] 柯克(1552-1634),曾任高等民事法院和王座法院首席大法官。曾有英国法学家评价说:“莎士比亚对与英国文学、培根对于英国哲学、官方版本圣经的译者对于英国宗教有何贡献,柯克对于英国公法和私法就有何贡献。”See Sir William holdsworth, Some Makers of English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132.

   [70] 丹宁勋爵(1899-1999),高等法院法官生涯长达38年并出任过民事上诉法院院长,他通过司法判决意见深刻影响了英国的法律和法治,相关评介可参见Charles Stephens, Fiat Justitia: Lord Denning and 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71] 宾汉姆(1933-2010),1986年进入上诉法院,1996年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法官,在其法官生涯中推动了许多司法改革,特别关注司法独立和人权,主张反恐不能以法治和人权为代价。相关评介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Bingham,_Baron_Bingham_of_Cornhill,2014年6月9日访问。

   [72] 参见[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73] 前引10,第117页。

   [74] 遑论英美学者的法学学术论文会大量引用本国法官的判决意见,就是我国学者在论著中亦大量引用西方知名法官的判决意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名法官的判决意见乃举足轻重的法学繁荣与法治发展推手。然而,我国学者即便在论著中引用了本国的一些案例,但也只限于案情本身而极少引用法官的判决意见。在促进法学及法治进步方面我国法官的司法判决意见所起的作用跟英美国家根本不可相提并论。此等中西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没有知名法官,高水准的富有理论创造的司法判决意见相当罕见。

   [75] See Theodore F. T. Plucknett, Bonhm’s Case and Judicial Review, Harvard Law Review 40 (1926).

   [76] Marbury v. Madison,5 U.S. (1 Cranch) 137, 2L. Ed 60 (1803).

   [77]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 S. 45, 75 (1905).

   [78] 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 U. S. 616, 628, 630-631 (1919).

   [79]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 S. 335, 344 (1963).

   [80] 关于在职法官是否合适参与“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评选,陋见以为不参与为宜。法官的独立应该包含法官不得以候选人身份参与任何社会荣誉的评选工作,否则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妨碍法官在社会民众中高度独立之形象期待,有损司法权威。

   [81] 侯猛:《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何知名》,《法学》2006年第4期。

   [82] 参见霍仕明、张国强:《精英不办案难出知名法官》,《法制日报》2010年4月21日。

   [83] “一五”“司法改革纲要”第21条规定“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各级人民法院应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对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提出明确要求”;“二五”“司法改革纲要”第25条规定“进一步强化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的审判职责,明确其审判管理职责和政务管理职责,探索建立新型管理模式,实现司法政务管理的集中化和专门化”。但在“三五”“司法改革纲要”中却没有类似之规定,估计是知道规定了也做不到。

   [84] 曾有学者以契约纠纷案件为例证明我国诉讼过程中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即只有那些原告胜诉率高的简单常规案件才进入法院,而疑难案件反而退出了司法市场,法院和法律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场合反而起不到作用。何以如此,作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参见张维迎、柯荣柱:《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张维迎、艾佳慧:《上诉程序的信息机制》,《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但历史经验表明,与民事疑难案件相比刑事疑难案件更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判决,且刑事疑难案件是不大可能退出司法市场的。那近三十年来刑事疑难案件层出不穷,为何我国就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判决,产生不了伟大的法官呢?主要原因在于刑事疑难案件更多的是涉案各方通过法庭外的权力、利益博弈来判定,亲自在法庭上听审案件的法官对判决所起的作用比未听审但审批判决的法院领导还要小。质言之,法院的科层化体制导致刑事疑难案件难以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常常异化为一种政治化审判。刑事疑难案件往往被政治化处理实乃我国难以产生伟大判决和知名法官的一项重要外部原因。

   [85] [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1页。

   [86] [英]诺斯古德·帕金森:《官场病(帕金森定律)》,陈休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页。

   [87]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最高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副院长及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副院长及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但在实践中,人大的选举和任免都只是走走程序,各级法院领导的任命权实际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

   [88] 胡云腾:《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审判的关系》,《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89] 参见傅郁林:《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9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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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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