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军:法院科层化的多米诺效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7 次 更新时间:2015-10-06 0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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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  
尽管新招录的法官很快就填补了流失法官的空缺,但新旧法官的司法效率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新人不如旧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法院的“案多人少”矛盾。

   那没流失的法官都去哪儿了呢?上述第三节的研究业已证明,如果所有的法官皆可全职投入到案件的裁判中去,那“案多人少”问题就能得到有效化解,甚至不存在“案多人少”矛盾,但这仅仅只是假设。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法官未将主要的时间精力用于案件的听审和裁判,法官“不务正业”现象跟法官流失现象一样在各级法院普遍存在。概括而言,法官不务正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做教授学者著书立说;(2)当行政官员开会、普法、扶贫乃至招商引资。简言之,就是一个学术,一个行政。各级法院都有一定数量的法官将时间精力用于学术或行政这种与案件裁判基本没关系的“副业”上,甚至有些法官长年不判案,法庭的大门向东向西都不知道,完全醉心于学术研究或行政事务。有的法官在做研究,有的法官在搞行政,唯有剩下的那部分法官才长年坚持在庭审一线判案,这是法院“案多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官致力于写论文、编书、翻译等学术研究工作,[57]或者像行政官僚一样专职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而较少甚至根本不参与裁判案件的本职工作,此等荒唐之事竟然在我国各级法院长期且普遍存在,堪称法院“一景”,此诚匪夷所思。法院里,最为集中的不判案的法官群体非法院领导群体莫属。这里的法院领导除了法院党组成员这种当然的法院领导之外,还包括专职审委会委员和各个法庭的庭长。各级法院院领导的绝对数量不小,在全体法官中所占比重亦不低。如最高法院就有院级领导16位,而庭长亦有13个,合计29人;再如笔者调研的Z省J市中院有法院领导9人、专职审委会委员会2人和庭长11人,合计22人,而该院最大的审判庭亦不过16人。此外,审判管理办公室成员及审监庭的大多数成员亦极少参与案件的审理。大多数的法院领导都具有正式法官身份,有的甚至有较为丰富的判案经验,这些法官中的精英远离法庭而致力于法学研究或行政事务实乃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重大损失。

   关于法官不判案而醉心于学术研究,我想表2所展示的上海13位审判业务专家在“课题、论文和著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时间精力更多的是贡献给了学术而不是案件的裁判。主要以“课题、论文和著作”方面的成就,而不是逻辑严密、说理透彻的判决意见来认定“审判业务专家”资格,这是典型的法官评价标准的“异化”。而法官评价标准的如此异化只会进一步强化法官对学术研究这个副业的重视。典型的还有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2013年度,他仅在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就发表学术论文9篇,荣登法学高产作者排行榜榜首,比排在第二位的还多3篇。[58]同年,江大法官还出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等多部著作。但江必新自2002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仅有一次裁判案件的记录。自2002年首次评定、晋升大法官以来,我国已经任命了110位大法官,但他们中间仅有11人16次开庭的判案记录。[59]大法官将时间精力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或行政事务,而甚少涉足法庭亲身参与判案,他们是我国法官中的精英群体基本不判案的缩影。

   一部分法官在做学术研究,还有一部分法官忙于行政管理事务以及别的政府分派任务。“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的领导成员,承担着大量的外部协调工作,这些工作既包括法院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也包括处理对于案件的外部干涉等诸多问题,这些工作占据了大法官们很大一部分时间。”[60]最高法院的领导是如此,其他地方各级法院的领导亦大抵如是。一位基层法院院长曾坦言:“区里所有的行政性会议都会要求法院派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参加。‘包括我在内的院领导,经常不是在政府开会,就是在去政府开会的路上’。”[61]法院领导要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和处理法院内外种种上下沟通事宜,但普通法官也没闲着,他们同样时不时地被种种政府分派任务弄得焦头烂额。“法官不仅被大量的审判辅助性事务工作所累,而且还经常承担诸如征地拆迁、结对帮困、下乡扶贫等工作。我们一线法官特别累,但办案累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累在于疲于应付省里、市里、县里每年搞的各种非业务活动,包括调研、行政性会议等。”[62]一线法官的此等现身说法,一方面告诉我们法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另一方面将法院“案多人少”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盘托出了。

   因为法院里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法官,又因为法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未把时间精力投入到案件裁判这种天职工作中,所以,尽管法院队伍年年在扩张,但“案多人少”问题始终像幽灵一样在法院徘徊。那法官为什么会辞职流失,没流失的又为什么不务裁判之正业而专务学术或行政之副业呢?这两个为什么归根结蒂就是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法官摆脱不了科层化生存状态?如果法官能够像我国宪法第126条所规定那样独立行使审判权,即如果法官过的是一种不被领导命令扰身心、独立判案有保障的无风险的职业化生活,那他们会流失吗?会不上法庭而躲进书斋做研究吗?会整天忙于庞杂的行政事务吗?我认为都不会。如果法院不是科层化运作体制,法官不必经受科层化生存竞争,那就不存在所谓法官职级晋升空间狭小问题,亦不会出现明显背离基本司法原理的错案责任追究制,[63]法官也无需通过学术著述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64]法官的裁判更不可能面临着法院领导的监督和审批,[65]至于地方政府给法官分配招商引资等政府任务就更属天荒夜谈了。

   裁判案件是法官最基本的职责,身为法官如果长期远离法庭,那不管在学术研究和行政事务方面的表现如何卓越完美,都是不务正业,堪称是对“法官”身份毋庸置疑的背叛。无论如何具有法官身份的法院领导不应该长期将其法袍弃之不用,而把自己彻底转变为一个行政官员或教授学者。出于行政管理需要法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付出一些时间精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因此而长期只以法院领导身份“审批”案件而不亲身到法庭听审和裁判案件。毕竟,“审批”案件实质上行使的法院行政管理权而不是司法裁判权。“审批”案件既背离了司法裁判必须的亲历性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又涉嫌将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凌驾于法官的裁判权之上,不但干扰了法官的审判独立而且模糊了判决的作出主体,委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法院领导每年可将一半的时间用于一线判案,那法院内部的科层体制和法官的科层化生存就能慢慢被打破,“案多人少”矛盾自然可随之得到缓解。法官判案实乃天经地义,但法院科层化体制产生的多米诺效应硬是使得不判案成为我国法官精英“合情合理”之首选。法官流失和法院领导等法官精英长期不务正业同样能引发连锁反应,结果是我国始终诞生不了自己的知名法官。

  

   五、法官之治与科层制下的知名法官难产

   所谓法治,其要义之一在于法官乃是最权威的法律解释者和适用者,因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之治。职是之故,在世俗世界中没有什么职业比法官更为神圣,在法庭上法官常常被尊称为“法官大人(Your Honor)”,上至总统元首下至黎民百姓能获得如此之尊称的仅仅只有法官。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曾视法官为掌握法律与法治大门钥匙的关键人物,他说:“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66]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更是有个众所周知的形象比喻,即“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67]法官之所以能被封为法律帝国的王侯,是因为在法治秩序建构过程中他们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处于通过法律来限制公权和保障人权的裁判地位。在法治成熟国家,法官都是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推荐选拔产生,他们皆为知识广博、正直良善、阅历深厚的法律精英人士。在国家公职人员中,法官历来都是社会信任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于是,在人类法治进步史上,有一大批受人敬仰、被人铭记的著名法官,他们为法治秩序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宝贵的思想与力量。总之,法治与法官是如影随形,彼此不分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法官一般是本国法治秩序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将法治视为法官之治并不夸张。

   英国是人类法治的故乡,“英国法的承担者,乃是法官。即使对议会的制定法,法官也掌握着通过解释适用赋予其现实效力的权力”。[68]英国历史上出现过一大批著名法官,其代表性人物有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69]、丹宁勋爵(Lord Denning)[70]、汤姆·宾汉姆(Tom Bingham)[71]等人。美国亦如是,像马歇尔(John Marshall)、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布莱克(Hugo L. Black)、沃伦(Earl Warren)、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等大法官以及汉德(Learned Hand)、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等上诉法官不但闻名于英美世界,就是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他们也均为响当当的知名人物。

   深居简出的法官为何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声望?原因无它,只因这些法官通过其司法判决不但化解了案件纠纷争议,而且——用以色列著名法官巴拉克(Aharon Barak)的话来说——他们作为创制法律的高级合作者既弥合了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又保护了宪法和民主。[72]人类法治的发展历程业已证明,法治的生成与成熟绝对离不开法官等法律人的支持和努力,所以韦伯曾言:“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73]没有法自然就不可能有法治。而法律专家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学识渊博、精通法律的知名法官。一个国家有无知名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有无足以捍卫法律尊严的成熟法治。

在此我们首先得探讨一下何谓知名法官的问题。所谓知名法官,其知名的根源只能是在其司法判决意见中阐述或剖析了某些较为重要的法律思想或法治观念。换言之,一个通过学术理论著作或其他途径而获得较高知名度的法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名法官,这种人最多只能算是知名学者或知名人士。长期远离司法裁判一线的法官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更遑论知名法官了。域外知名法官之所以知名,是因为其撰写的司法判决意见或者深刻阐述了一些法治宪政理念或者对推进人权保障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乃至新闻媒体在提到这些法官时都少不了要引述他们所发表的那些富有洞见的裁判文书。[74]“当议会的一项法案违背普通法的权利和理性,或者令人反感,或者难以实施,那普通法可以审查它并宣布该法案无效。”[75]英国大法官柯克在邦汉姆案判决意见中如此宣告普通法高于议会制定法。“要么宪法控制与它相抵触的立法,要么立法部门以普通立法改变宪法,这是简单得无需证明的定理”,[76]这是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意见中阐述的宪法至上观念。“宪法并非旨在体现一种特定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家长主义、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论还是自由放任主义。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念的人民而创造的”,[77]“争取所欲求的至上之善的最佳方式在于观念的自由市场(free trade in ideas)”[78],此乃著名大法官霍姆斯分别于1905年和1919年发表的司法意见中的经典名言。“在刑事法庭上,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necessities, not luxuries)。”[79]这句堪称刑事被告人辩护权利宣言的警世之语,就出自大法官布莱克在吉迪恩案中的司法意见。类似这种在案件判决意见书中阐发深刻人权宪政理念的案例所在多有,不胜枚举。造就知名法官的无不是其饱含法治哲理的司法判决意见。试想,如果柯克、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不是在司法意见中而是在其法学著作中或其他场合表达此等思想观念,那他们还能称之为知名法官吗?在分析知名法官时,我们务必记住法官的天职是什么,否则,法官这种守护法律尊严与法治秩序的神圣头衔很可能沦为谁都可以予摘予取的草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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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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