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维木:另一种视角:从抗日战争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4 次 更新时间:2015-09-22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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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维木  
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19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37]。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的,因而也是合乎历史逻辑发展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顿挫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局部侵略。日本占领东北后,除了掠夺中国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物质资源外,还更为严重地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系,把东北完全地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东北经济的畸形。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根本是歪曲历史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了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则发展缓慢。同时,在"日、满、华农业一元化"的政策下,中国东北的农业成为日本战争经济体的附庸。另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劳工政策、集家并屯政策等等,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没有阻滞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到了1937年,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八年间,日本占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抗日战争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其中包括金融、工业、矿业、电业、船舶、商业、运输、农业、水利、文化、公共机关、人民团体、房屋等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最后得出313.3亿美元直接损失的结论。该损失说帖还统计了间接战争损失情况,其中包括军费、外债、内债、税收、资源减损、沦陷区金融、海外华侨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相加总数约204.44亿美元②。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因此是不完整的。而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

   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

  

   三、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中止,但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又逐渐地积累了中国新的现代化因素。所谓的新,是因为这些现代化因素在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察觉到战争将会为中国的改造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国民党也是把"建国"作为重要的目标与"抗日"的口号并列提出。应当承认,因为政治理念、阶级理念、现代化理念的不同,国共两党关于改造国家的目标有着很大差异,实现改造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但可以肯定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时都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爆发,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

   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行高度的独裁政治。事实证明,这种独裁政治严重妨碍民族力量的凝聚,因而遭到了包括国民党内部人士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后来,在日本侵略的外部压力下,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际上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还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作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这个纲领,得到了中共和其他党派的真诚拥护。中共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认为其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非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当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③。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政治民主还需要有其他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具备的。美国学者马里厄斯·B.詹森曾经说过:"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国民党政府,使之不能够有效地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41](P312)此话不无道理,并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放了政治民主,但这种开放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民党确实有过关闭民主的企图。但是,与抗战前的情况不同,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广泛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已很难占到上风。中共的历史影响是怎样产生的?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抗战期间,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提出的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张。"[42](P51-52)而与此形成对照,仍然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费正清认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只能进一步扩大它对外国支持的依靠,希望于英、美击败日本侵略者,大量增加的美国军事援助,使国民党人更具依赖性。这一境况削弱了他们的革新活力,并使他们在爱国者眼中失去了信任"[43](P51)。抗日战争是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实表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重要积累因素之一。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既往研究大多着眼于这一体制的本身构成及其利弊,以及战时经济体制对中国抗战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等方面。近些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化的视角对战时经济体制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另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笔者认为,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的建立又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相当多的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落后的状况。另外,与工业内迁相一致,战时对西部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在战后仍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战时经济体制还包含了兴办水利,开发水陆交通,督促垦荒,推广科学技术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措施对克服战时经济困难起到了实际作用,并对战后的经济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经济的基本条件,因而在那里,现代化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生产关系之改革。但严格说来,这种改革也是限制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经济的范畴之内,因而还不能把它直接看成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使处于贫困地区的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应特别引起注意,即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获得在国际上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四个年头,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了盟国,从两国得到了物质上的支援,而中国的抗战也是对盟国的有力援助。这种援助不仅表现在中国派出远征军参加在缅甸的抗日斗争,还表现在由于中国战场的顽强坚持,使得日本很难把更多地兵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也从此,中华民族开始摆脱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从此,中国开始以同盟国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四强"身份成为1943年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同年,蒋介石还作为盟国首脑之一出席了开罗会议,而该会议决定了中国将收回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及近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夙愿得到了世界的确认和肯定。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最后,还应予以补充说明的是,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比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加强,等等。以上诸多方面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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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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