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军:钱锺书论黄遵宪述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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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军  
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其《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古诗不足观;七律多二字标题,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佳者可入《饮冰室诗话》,而理窟过之。”(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又说:“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茜清泠也。”(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348页。)无论从哪一角度说,严复对于西学的体察与了解都要比黄遵宪深切一些,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亦非黄氏所可比。虽则如此,钱锺书还是指出严复“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的局限。就诗歌来说,严复的大多数作品还是限于传统的思想,运用旧有的形式;至于那些以西方新事物入诗的篇章,除一首“直译”西谚者堪称佳作外,其他不过是将当时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新鲜事物以韵语记录,仅限于表面的新奇颖异,并无深挚之情、精微之理寓于其中,钱锺书谓之曰“韵语格致教科书,无微情深理”。也就是说,这类作品,较之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等的“新派诗”,并不见得高明多少。在黄遵宪同时或稍后,只有王国维把握了西方哲学的奥义真谛,并能够在诗歌创作中做到运新入陈,将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旧形式表现出来,自然高妙,不露痕迹,臻致化境,如盐入水中,得其味而不见其迹;非如金屑入眼,见其彩却不能相容。另一方面,钱锺书又强调指出,他这样说并非就是认为静庵诗优于人境庐诗,并非仅以此一点为标准骘评二人之高下,而是说王黄二家诗各有姿态,各具风貌,因而也就各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由此可见钱锺书学术思想的圆融周详与辩证特色。

     四、关于《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对研究黄遵宪的诗歌成就、政治学术思想极为重要,黄遵宪对之也相当满意,甚至不无自得之情,尝有诗云:“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卷四,宣统三年日本刊本。)历来评论者对这一作品也像对《日本国志》一样,给予高度赞誉。钱锺书说:“《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藉红毹,吟罢拈针弄绣襦。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里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钱锺书认为,《日本杂事诗》借中国传统的典章事物、旧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日本风土人情,反映日本近代的新风尚,二者很难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种努力诚非易事,诗也就难以作得工稳了,因此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形,诗歌本身不如对诗歌进行说明解释的自注重要,诗也反不如注写得精彩,出现了“椟胜于珠”的有趣现象。钱锺书还举宋湘的一首诗与《日本杂事诗》之一首作了比较,认为黄遵宪此诗不无宋湘诗的影响,但是从诗歌的结构、形象、意趣等方面看,黄诗都不及宋诗。谈到黄遵宪诗,周作人曾发表过如下的意见:“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注:《人境庐诗草》,《秉烛谈》,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3页。)又说:“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钞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钞袭诗注的。”(注:《日本杂事诗》,《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4—105页。)周作人的评论角度与钱锺书大小相同,二人在其他方面也难以相提并论,但从上引二人论述《日本杂事诗》的文字中,却可以发现其中不无相近的观点,这一现象也颇可玩味。

     五、黄遵宪诗本身及其整理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钱锺书尝别具手眼地指出:“《张裕》(出《三国志》或《启颜录》)饶须,刘先主嘲之曰:‘诸毛绕涿居。’按此秽亵语;……要不外乎下体者是。诗人贪使故实而不究诂训,每贻话把笑柄。如林寿图《黄鹄山人诗钞》卷一《曹怀朴先生县斋燕饮》:‘使君半醉捻髭须,惜少绕涿诸毛居’;无知漫与,语病而成恶谑矣。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逐客篇》:‘招邀尽室至,前脚踵后脚,抵掌齐入秦,诸毛纷绕涿’,乃作族姓地名用,无可讥弹;卷五《春夜招乡人饮》:‘子年未四十,鬑鬑须在颊,诸毛纷绕涿,东涂复西抹’,则与林诗同谬。”(注:《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6页。)这里, 钱锺书运用训诂学的方法,挑出黄遵宪(还有林寿图)诗中的一处用典错误。

   钱锺书说:“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 )按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共有三个版本:一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本,二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本, 三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钱锺书此处称道者当为最后一种本子,认为此书之精深博恰可追比清冯浩《玉溪生诗评注》、《樊南文集详注》和冯浩之子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对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予以极高评价。同时,钱锺书也提及所评黄遵宪诗“俗艳”一语引起钱仲联的不同意见。按齐鲁书社1986年版《梦苕庵诗话》似未见对“俗艳”一说发表评论的文字,但是从另一段文字依然可见钱仲联对黄遵宪诗的总体评价:“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今日浅学妄人,无不知称黄公度诗,无不喜谈诗体革命。不知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无公度之才之学,决不许谈诗体革命。”(注:《梦苕庵诗话》,第161—162页。)

   钱锺书亦曾指出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的一处疏漏:“《全齐文》卷二二顾欢《夷夏论》:‘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欢鸟聒,何足述效?’……‘娄罗’有数义,黄朝英《缃素杂记》卷八、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黄生《义府》卷下皆考释之,而以沈涛《瑟榭丛谈》卷下最为扼要,所谓一‘干事’、二‘语难解’、三‘绿林徒’。顾欢文中‘娄罗’,正如沈所引《北史•王昕传》语,均‘难解’之意。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第三首(按据1981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当为第四首):‘盗喜逋逃薮,兵夸曳落河;官尊大呼药,客聚众娄罗’;时人《笺注》引顾欢此论,非也,第四首(按据1981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当为第五首):‘夷言学鸟音’,或可引顾欢语为注耳。‘客’、‘众’而曰‘娄罗’,得指干事善贾之商客,然此句与第一句‘盗’呼应,则指绿林豪客为宜。盖第四句承第一句,犹第三句言总督之承第二句言兵,修词所谓‘丫叉法’,详见《毛诗》卷论《关雎•序》、《全上古文》论乐毅《上书报燕王》。‘官尊大呼药’句黄氏自注:‘官之尊者,亦号“总督”’;笺注者未著片言,盖不知《周书•卢辩传》、《北史•卢同传》载北周官制有‘大呼药’、‘小呼药’、‘州呼药’等职,黄氏取其名之诡异也。”(注:《管锥编》第四册,第1329—1330页。)

   《人境庐集外诗辑》将当时所知《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以外黄遵宪的全部诗歌搜集到一起,对于保存文献资料、深入全面地研究黄遵宪及其创作颇有价值。钱锺书以其独特的学识,指出此书的某些疏误:“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注:《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按《人境庐集外诗辑》在所录《春阴》后加说明曰:“此诗凡八首,由黄遵庚先生钞寄,今据录。题下原注‘丁卯’(公元一八七六年)。”对照原诗来看,可以发现编者确是弄错了。《新嫁娘诗》为黄遵宪早期作品,具体写作时间已难确考,多年来亦极少有人注意及之。《人境庐集外诗辑》将其编次于《长子履端生》之后,并加说明道:“诗中有‘报产麟儿’之句,疑当作于‘长子履端生’一诗的同时,故编次于此。”钱锺书认为,此诗并非如集外诗的编者所说是作者婚姻生活的“自述”,乃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是由想像生发出来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说,钱锺书宁愿将此类之作真正作为艺术作品“诗”来读,而不主张将诗中所写与诗人经历对号入座,更无兴趣从中猜测钩稽作者的什么生平佚事。(注:关于钱锺书对《人境庐集外诗辑》的批评,当时主持编校该书的吴小如尝作《就〈人境庐集外诗辑〉答钱锺书先生》一文,见吴小如《书廊信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7页。该文披露了当时的有关情况,可参阅。)

   总之,钱锺书对黄遵宪的论述,涉及黄遵宪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有不少观点远较前贤或时人深刻,也有不少发人之所未发的新见,显示出他洞明入微的器识。钱锺书不以专门研究“黄学”而名家,但他对黄遵宪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使人境庐诗的研究回归到“诗”的文本本身,回归到文学史本身,从而对由来已久、至今盛行的无法进入文体内部的诗歌研究、文学研究,对那些盛行已久的简单化、程式化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拨。钱锺书论黄遵宪的文字,还涉及到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的某些认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钱锺书论说人境庐诗运用的思想方法,如关注时代风气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深刻关联,通览中外古今的比较方法,打通文学与哲学、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等,都为研究者树立了典范。这种方法论上的启示是最深刻的,也是最珍贵的。这对黄遵宪研究者、对近代诗歌研究者、乃至对所有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可贵的启迪和深刻的教益。因此,钱锺书论述黄遵宪诗得出的结论固然值得重视,而他的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则具有更为普遍、更为长久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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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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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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