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15-08-20 23: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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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 (进入专栏)  

   网络批评敌视“知识”,是学院批评的天敌,同时也对媒体批评构成了威胁。网络批评的现场感性和反应的敏锐都逾越了媒体,并且正在转化为一种公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并且正在融入咖啡、麻将、读报和街谈巷议的日常操作之中。只有网络批评才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自由言说体系开辟了未来道路。

   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网络批评的发生仍然局限于少数“职业的”网络批评家之间。他们是愤怒的青年(“愤青”),也是网络幽灵,在互联网各类文化论坛上神出鬼没。他们承袭江湖习气,以游击战术为基本策略。他们频繁化名,或在辗转转贴的过程中佚散了原名;他们突袭文化广场,狙击文化名流,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任何过往的文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他们的骚扰和攻击。他们有时也与大都市“小资”勾结,追逐时尚,标榜另类。

   耐人寻味的是,“大话”是文化游击战运用的常规话语兵器。利用论坛主帖和跟帖短语、以及“无厘头话语”的消极修辞的瓦解性功能,偷袭主流文化(学院文化和媒体文化)的总体构架。港埠市井搞笑剧的垃圾,被这些文化狙击手信手捡来,变成挑战主流精英文化的话语之剑。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用以从事颠覆的话语,大多源自被颠覆的文本。所谓“大话”,就是对母本话语进行反讽性读解,从而消解其初始语义,并制造出滑稽、荒谬或相反的语效。这就是互联网风格的解构性叙事,它闹剧式地摧毁着主流话语的威权。

   然而,正是游击作风导致了“大话”的价值原创功能的严重缺失。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就像古代江湖上的绿林好汉,但他们更是一群行为随意的强盗,剪径却不劫财。他们攻击主流话语堡垒,却没有与之争夺话语权力的野心,而是仅仅满足于在网络丛林里打一场文化游击战,啸聚而至,转眼间又一哄而散。在短暂“无厘头”式的话语狂欢中,获得颠覆快感。他们兼有侠性和痞性,时而像侠客,时而又像流氓。人们甚至无法将这两种特性加以分离。它们互相纠结在一起,重申了中国民间文化中江湖主义的独特传统。

   大话式颠覆是一种非原创性颠覆,它仅仅利用现存的主流话语的基本叙事元素,却拒绝提供新的话语及其语法,也放弃了重构批评的正义体系的努力。它甚至没有固定的趣味和叙事模式,这是网络游击主义的文化批评的特征,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在这种类似后现代主义的旧江湖信念的支配下,新批评话语的秩序、健康的公共话语的营造,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神话。

  

   话语的“民间主权”与“独立叙事”

   本书收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属于“网络游击主义”文本之外,大部分是民间话语的产物,它们显示了存在于中国民间的文本叙事的基本状态。在保持了话语的原创性、以及批评家个人独特风格和原创意识的同时,它们比较明晰地表达了独立的非国家主义立场。在暂时无法找到合适称谓的情形下,我们只能对这些文本给出一个临时命名:“民间文本”。

   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民间”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误读与曲解。恢复这个被过度使用的词的活力,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我们试图在众多文本中搜索属于这个领域的部分,但目前已经形成的这个文集仍然存在着大量值得检讨的成份。

   民间是国家主义统治领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一个健康的理想化的民间社会的构架应当是:以民间资本为基础,民间团体为核心,民间话语为主要言说方式,并成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和采取公益行动的意识形态容器。民间是个人自由生长和独立言说的伟大摇篮。

   然而,现有的中国“民间”,并不仅仅是一种“人民的空间”,它同时也属于在野的国家主义分子和“知识-观察者”。民间作为一个开放性空间,云集着各种话语势力,从而令其成为价值暧昧的“多义性空间”。这正是我们的编选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

   这种“多义性民间”并非自我澄明的空间,它带有其固有的昏暗性和喑哑性,有待不同来源的光芒来照亮和借助于“它者”的声音来呈现。这种本质和价值上的依赖性,导致民间无可避免地向主流妥协和皈依的倾向,抑或把主流意识形态引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更由于民间具有阔大的属性,并因为与“人民”的天然联系而具有道德优越性,因而该空间总是为各阶层势力所觊觎。

   主流知识分子竞相以“民间”姿态相标榜,借“走向民间”、“关心底层”之类的口号,来慰抚自己的良心,舒解自己的道德焦虑,同时也给主流学术抹上一层蛊惑人心的道德口红。不但如此,基于民间的弥散状态的生命力和原创性是知识活力的不竭源泉,主流知识分子因而将知识触角伸向民间,向民间征收精神活力和价值资源,并将其改造为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试图为刻板、枯燥的国家理性和国家学术注入活力。

   学院知识分子标榜的所谓“民间主义”,在话语方式上也未能摆脱主流模式。相反,学院学术在话语的层面上维持着国家主义的结构,进而更有效地维护了主流话语威权,并企图利用这种威权来重整公共话语秩序。它充其量是一种“在野的”国家主义,它的“民间性”不过是某种机智的话语策略,用以遮盖其国家主义的话语本性。

   由于知识系谱、价值形态和话语方式的先天匮乏,自发的民间主义往往只能依赖强势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民间向国家主义租借话语,并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尽管在精神立场上,民间主义具有与主流话语权力形成对抗的趋势,但却在话语叙事上与后者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民间主义不仅在话语方式上维护了权力结构,甚至总是演变为主流话语的坚固堡垒。

   正如中国传统中的“江湖”一样,中国民间显示出鲜明的暴力特征。与国家主义高度组织化的暴力不同,民间暴力呈现为瞬间的爆炸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因素。国家主义以其宏大的知识系谱和高度组织化的话语机制,在话语空间里占据着威权地位。而有着广阔空间和巨大潜能的民间,一旦被极权者所蛊惑和征服,势必诱发出可怖的非理性破坏力量。“文革”为此提供了最严酷的例证,它显示了民间话语暴力所能企及的非凡程度。

   在毛语体系中,民间口语、民谣、民歌、民俗被大量征用,透彻地显示了国家主义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亲昵关系。把口语化和民间化加以等同,这是批评界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显然,口语化绝对不是民间化(人民化)的标志,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它却经常成为集权主义的文化标签。所谓的民间话语的纯洁性,最终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意识形态童话。

   甚至,就连民间与人民的所谓天然关系也是十分可疑的。一方面,人民是民间话语的制造者和言说者,显示出无尽的创造性活力,而另一方面,人民的暴力又加剧了民间价值体系的自我崩溃。人民兼具了民间的缔造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

   “多义性民间”的上述内在复杂性,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价值自身的深切疑虑,也构成了辨认民间以及民间分子的罕有难度。民间是否意味着一个道德完美或话语优越的空间?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民间分子?一个学院里的教师和一个国家公务员究竟是不是民间分子?或者说,使用了民间话语的是否就应当被视作一个民间分子?这些寻常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下话语界的首要问题。人们最终发现,仅仅利用身份和话语进行甄别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只能加剧“民间”理念的混乱。鉴于民间是非国家主义话语诞生的主要语境,它的这种内在多义性,为新话语的诞生制造了严重障碍。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8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所谓的“人文主义”的“新启蒙”之后,人们一直误以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人道主义补课”,实现了对人性价值的重新确认。但“9.11事变”在中国引发的大字报式的激越反响,却宣告了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彻底破产。人们终于发现,该运动非但没有实现以“毛语”为对象的话语转型,而且根本没有完成思想界的基本使命。90年代以来,“国本主义”和“民本主义”甚嚣尘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主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人本主义”的细弱呼声最终遭到了彻底的掩蔽。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混淆了“个人”与“人民”的概念,并竭力要把一种集体主义的人民话语(一个拙劣的中间价值体系)强加给中国社会,其结果是,作为个体的真实的“人”在整个90年代里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虚妄影像,它把知识界和整个青年一代拖向了巨大的价值陷阱。毫无疑问,“新启蒙运动”应当为中国文化当下普遍的“脑梗塞”危机承担重要责任。

   “个人”的消失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叙事被国家叙事和民族叙事所取代,整个学术界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掌控,令叙事者失去个人陈述的权力。所有叙事都已在事先被国家主义征用,任何个人语义在其进入公共空间前就已经遭到篡改,蜕变为一种集体主义的陈词滥调。叙事者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话语主权。

   毫无疑问,确立以民间为语境的话语主权,已经成为知识界当下的重要使命。这种民间主权试图限定国家主义的边界,并为非国家主义的公共空间的言说进行授权。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典仪,它需要一种主权的宣示。平等的话语主权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叙事者(言说者或书写者)都拥有观看、倾听、阅读、言说和书写的均等权利,而不是让这些权利垄断在少数人手里。

   数码时代及其BBS从技术主义的层面部分地削弱了话语霸权(行政霸权、学院霸权与媒体霸权),并为民间的自由叙事开辟了道路。2000-2001年间大话风潮的掀起,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证。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演出着无穷尽的话语分权的喜剧。但是,个人的民间话语主权的意义至今未能得到申明。叙事的主权不是由法理赋予的,而是“人本主义”民间的天然组成部分,它属于每一个自由公民,任何话语强权都不能加以褫夺。

   衡量主权实现的尺度,首先是探查言说行为是否发生在“民间”的边界之内,也就是看其是否保持着非国家主义的民间立场,因为越过这个边界,其主权将变得可疑,并需要被重新加以确认;其次是民间资源的分配,即探查公民是否在其资源(例如基金、人力、图书资料、公民荣誉、媒体表达等方面)的使用上具有真正平等的权利。任何与上述两大尺度不符的主权,都不是真正的或完整的主权。

   目前在知识界流行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学说,显示一些知识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民间话语主权的危机,但他们仍然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建立中国民间(“公共空间”)主权的基石,决不是哈贝马斯的“团体”理念,而是充分自足与自立的个人及其个人叙事。没有完备的“个人化”的存在,任何“主权”运动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当下民间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的“公共空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声音,对确立和维护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规则都至关重要。

   是的,独立的个人是“人本主义”的民间的内在核心,它不依赖任何外在的话语势力。正如诗人普希金所说:“我既不站在国家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为了建构这种独立的新个人主义话语,必须重新打扫被严重污染的“多义性民间”,令其成为一个自由健康的语境,这正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最迫切的精神事务。

   一种健康的民间主权吁请着这样一种书写(言说)运动,它从个人话语立场出发,在“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外进行原创性话语的建构,并藉此向真正的“人本主义”回归,确立以独立的个人为“本”的“人”的话语体系。由于话语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我们不仅要在存在空间和价值立场的择取上,更要在话语方式的构筑上,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立叙事”(包括记叙、描写、批评、阐释等各种独立的书写和言说活动)。

话语的“独立叙事”,是建构“人本主义”和完成“民间主权”的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在后毛主义时代,主权的实现并非来源于主流体制的恩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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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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