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1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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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组成篇的结构单位,句则是组成章的基本单位。因此,章句体在分章之外的又一重要工作是析句。赵岐往往是以注释的位置来表示对句子的划分,在哪里作注,即表示哪里为一个语义单位。以《梁惠王上》第四章为例。此章有八处注释,前五句是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一问一答,语法关系与逻辑关系是统一的。从第六句开始,都是孟子一个人的话,从语法上看,应为一句,但赵岐却分三句疏解。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孟子的话有三层意思,其侧重点有别,共同构成一个句群,表达对暴政的厌恶和批判。最后的章指则是对以上八句所表达的中心意义,即疾以政杀人的概括。赵岐以句为单位进行的疏解,既有对字词的训释,又有对句子的串讲,更注重各句之间逻辑关系、语气承接或转换。如解说“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为“以政喻人”,即为下文的“章指”张本。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些句子在思想内涵、逻辑、语气上有内在的统一性,赵岐才有可能在章指中归纳出共同的思想倾向。换言之,章句体注疏的关键是分章析句,从对章、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注者对文本的理解及其思想倾向。这种阐释方法,与文章学是相通的。

   《楚辞章句》对分章没有明确的说明,从注释中也难以看出分章的规律,但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在分别解释了若干关系比较紧密的句子后,往往对这几句话加以总的概括。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除了每句的字词训释外,王逸又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注曰:“言己种植众芳,幸其枝叶茂长,实核成熟,愿待天时,吾将获取收藏而飨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养众贤,以时进用,而待扬其治也。”很显然,所引注文与《孟子章句》中的逐句串讲不一样,而是对《离骚》这段纯用比喻象征手法来抒写心志的文字内涵的概括性揭示,其作用类似《孟子章句》中的章指。尽管王逸没有明确分章,但对作品的表达层次、情感脉络等还是有清晰认识的。《天问•后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多无闻焉。既有解说,乃复多连蹇其文,濛澒其说,故厥义不昭,微指不皙。自游览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王逸批评以前的学者解说《天问》“厥义不昭,微指不皙”,而自矜其章句“章决句断,事事可晓”,可见他是把决断章句作为理解作品的基本条件和标准的。

   (三)字词训释。章句体尽管以分章析句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但也包括了对字词名物的训释。以《梁惠王章句上》为例。“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注:“爱,啬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称孤寡”,“焉耳者,恳至之辞”;“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注:“周制:君十卿禄。君食万钟,臣食千钟,亦多矣,不为不多矣”;“晋国,天下莫强焉”注:“韩、魏、赵本晋六卿,当此时,号三晋”,可以看出,《孟子章句》的训释一般釆用直训法,简明扼要,绝不旁枝蔓衍,漫无节制,这就避免了章句的繁琐臃肿。这些注释虽然简练,内容却很丰富,除了对一般词义、词性的训释外,还有对国名、人名、引用书名篇名的解释,有对典章制度的介绍等。今文经学家在阐发义理时往往有不顾文本,随意生发的弊端,这才导致“一经说至百万余言”。赵岐的《孟子章句》重视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训释,尊重文本,以解释字词为理解文本、概括章旨,阐发义理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解释字、词、句的基础上,章指的义理才能得到落实,从而避免脱离文本而主观、随意、过度的阐释。所以,清儒焦循对这种义理给与极高评价:“赵氏于《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恉,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恉’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28]认为《孟子章句》集分章析句、词义训诂、阐发义理于一体,体例精密合理。东汉以来的章句之学,正是在广泛吸收传、说、解、训、诂、微等注疏形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章句之学能够适应学术思潮的变化,在一片批判声中重新焕发生机,并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章句》中分章析句的内容占了全部注释的一半以上。《楚辞章句》的注释中,释词占一半以上,且多引用前人训释成果,相比之下,带有更多传注体训诂的特点,故四库馆臣谓王注“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29]。王注除了训释词义外,也兼及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的评述,用以阐发自己对诗句的理解。以《离骚》为例。“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注:“木兰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谗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也。”“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注:“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注文说明表现手法。“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注:“此皆灵氛之词。”注文提示篇章结构。“乱曰”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注文点明作品体例,这些注释,已似后代诗文评点,对于指导读者理解文本,乃至领会其写作手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 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折

   作为经学的章句之学,何以能对后来的文章学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虽然性质不同,却异质同构。章句之学对于文本结构与层次的发现与分析为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形式基础。“章指”的出现,在方法论上,意味着对于批评对象在分析的基础上有一种理性的总括与综合,这种方法、观念与后来文章学中的主旨、立意乃至立主脑都有相通处。而章句之学对于典籍的分章析句、训释字词、串讲句义与后代的文章之学的文本细读和审美阐发乃至评点之学亦有启迪作用。

   汉代以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文与德、文与质等关系以及比较笼统的修辞观,如“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等。尽管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各种标志符号来表示对文本内容和结构的理解,理论上却未涉及文章的内部结构。到了汉代,随着经典阐释兴起,尤其是章句之学的发展和繁荣,人们对儒家经典的外在形式、体制特征、组织结构等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由章句之学逐漸发展出六朝的文章之学,文学批评出现了从原先的外部批评扩展至内部批评的趋势。

   如前所述,章句学的基本特征是分章析句,其本质是对文章组织结构的理解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把握经典的内容与思想。在汉代章句著作中,所涉及的结构层次有篇、章、句、字等。汉儒作此分析时,是为了阐释经典涵义,而非文章学探讨。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绝对地位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全面渗透,人们常常视儒家经典为各体文章的起源及习作典范,因此,汉儒对经典结构层次的分析,自然就转化为文学批评及文章习作者对文章内在结构的自觉研讨。《论衡•正说》篇:“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先秦典籍经过秦火以后,多残缺不全,其篇数与载籍时有出入,从而引起争端。汉儒为了维护己说,在解释内容篇数时,往往带有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如以《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尚书》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等。王充认为,圣人作经,与贤者作书一样,都是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定其篇数的,数字本身并无深意。凡内容完整自足,可以独立表达某种思想或意义的,即为一篇。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在同一篇中表述;不同性质、内容的材料,则要另起篇制。这纯粹出于表意的需要,与天象、神道毫无关系。王充的观点,从经学上看,廓清了神学的迷雾,而从文章学角度看,则是第一次对“篇”这个概念作明确界定。这在文章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不管从文学批评还是文章写作角度看,“篇”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位,作为文章结构层次中的最高层,都是我们必须关注而且首先关注的对象。

   不仅如此,王充对文章结构中的各个层次也有所探讨。《正说》篇又说:“夫经之有篇也,犹(同‘由’)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阐述文章的意义层次与结构组合的资料,明确了篇、章、句、字在文章中的层次地位、组合关系和相互作用。其立足点是儒家经典,其论述方法是汉儒解经时最常用的章句分析法。而这一方法所体现的思维特征,与写作构思时整体——分析——综合(整体)的思维运动程序完全吻合。经学中的章句之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文章之学。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所说“积句而为章,积章而为篇”,刘知几《史通•叙事》“句积而章立,章立而篇成”莫不基于此论。

   汉代以后,章句这一术语,也逐漸为文章家所用,从而具有了文章学意义。如曹植《答诏示平原公主诔表》赞美对方的文章,特地强调“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正突出了章和句在文章结构层次中的重要性。谢脁《酬德赋》:“连篇章之莫(谟)训,欲寄言于往句。”也是以章和句代指辞章作品。沈约《<梁武帝集>序》:“汉高、宋武,虽阙章句,歌《大风》以还沛,好清谈于暮年。”何逊《下直出溪边望答虞丹徒敬》:“夫君美章句,席丈珍梁楚。伊余忝摄官,含毫亦禁阻。”《颜氏家训》卷上:“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则章、句连称,合为一词,指代诗赋作品。这些章、句对举或合称的例子,透露了章句之学在六朝发展为文章之学的轨迹。

   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为了分析典籍,后者则是为了教人写作。王充提出文章内部的结构层次问题,呈现向文章学转化的趋势。此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考虑如何安排结构,把各种分散、独立的材料,组织成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逐渐为文学批评界所关注。晋陆机《文赋》从研究“作文之用心”出发,提出写作要“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要求。吕延济注曰:“选择义理,按比而用之,以为部次;考摘清浊之词,以就班类而缀之”。徐复观以为,“所谓部者,指从整体所分出的单位,就文章而言,即是一篇中所分的段落”;“所谓分义按部者,乃分配内容,安置于作品中适当的部位”。[30]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布局谋篇,有理有序地组织文辞与内容的问题。对此,陆机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即“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意思是说,艺术结构的安排在于使义和辞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便构思中形成的精彩意象得到具体体现。“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六句,则以比喻的手法,列举了六种不同的艺术结构方式,说明艺术构思要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灵活采用各种各样的结构方式。如果没有统筹安排与合理布局,就会在条理、层次上造成“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之类的重复与混乱。

   五 篇翰意识的突显

在章句之学转向文章之学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六朝人篇翰意识的加强。文章学所探讨的布局谋篇、结构层次等问题,探讨对象主要是那些内容集中、结构完整、体制独立的篇翰,而非成部著作中的片段。而汉代以来辞章写作的高度繁荣以及人们学习写作的实际需要,则是这种探讨的内在动因。梁萧绎《金楼子•立言》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谓汉代“家家有制,人人有集”,未免夸张,但足以看出当时辞章之盛。又章学诚谓“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文史通义•文集》),刘师培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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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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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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