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堂发:新媒体涉私内容传播与隐私权理念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15-08-11 09: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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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堂发  
这一类信息原则上应该被界定为法定隐私内涵。

   法律保护隐私目的在于维护隐私主体的基本尊严,反映伦理属性的人格尊严即为隐私权的本质。只有那些关系他人绝对羞耻感的隐秘事项,如果公开,对一个理智正常的当事人构成极大冒犯,这种冒犯性是指使人处于极度尴尬的境地,这种感受是理性人而不是高度敏感者的感受。而在考虑冒犯性后果时,还要衡量私人情况的公开是否具有教育公众的重要意义。如生育能力、收养关系、性行为(如性功能障碍、性取向等)、生理缺陷(如性器官假体)、心理疾病(如同性恋、变性癖等)、为特定目的拍摄的大尺度私照、屈辱经历、堕胎流产、未婚先育等“绝对的隐私事项”,关乎个体性别尊严,符合“难以启齿”的多数人标准。而某些私人事项,诸如个人身份、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教育状况与经历、工作状况、社交活动等,在正常情境中并不直接涉及人格尊严问题。至于商业性、欺诈性使用个人信息的恶意侵害财产与人身行为,追究这类不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另外专门法加以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12月公布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将“个人身份信息”与“个人隐私”并列,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两者有区别。

   针对不法人员非法恶意使用个人资料导致相关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情况,应将之归为另一层法律关系,即责任追究的对象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方”而非“泄露个人信息方”。这是基于现实环境因素的考虑,在个人身份认证成为社会生活规则、信息记录技术成为日常生活元素的“大数据化”时代,每个人不得已都已成为“透明人”。让权利主张人去证明或确定泄露自己的个人资料的违法主体,几乎不可能。对恶意使用个人信息的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认定是相对容易的。商业性、欺诈性使用个人信息属恶意侵害财产与人身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更具迫切性、可行性。“在互联网时代,隐私规范的核心准则‘告知与许可’不再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们需要设立一个不一样的隐私保护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集数据之初取得个人同意上。”“将责任转移到数据使用者很有意义,也存在充分理由,因为数据使用者比任何人都明白他们想要如何利用数据,他们是数据二级应用的最大受益者。”(28)

   其次,以主体不同身份角色与所处境遇确立隐私外延差异原则。在判断某一行为德性与否的道德标准确立方面,麦金太尔的“角色理论”给出了有益提示:“道德词汇惟有在一种角色得到明确界定的社会生活方式背景下,才具有连贯或前后一致的意义,人们根据既定的角色践行生活的要义。一种角色的德性与另一种角色的德性是不同的,一个履行了社会指派给他的角色的人,就具有德性,他就是善的。”(29)沃尔夫则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类似观点:人如果作为一定权利义务的主体,就成为伦理人,其伦理状态是由权利义务决定的。人是否具备伦理人格取决于他是否为权利义务的主体,伦理人格与权利主体已经成为等价的概念,人的伦理状态(身份)不再是其权利义务的决定因素,而是相反,前者由后者决定。(30)一种给定的身份角色不证自明地与某些约定的权利、义务对接,脱离个体的具体境遇与角色,难以抽象地讨论行为是否符合德性。道德相对主义在微观的经验生活层面比道德绝对主义更具有说服力。理性确立隐私范围之所以借鉴道德标准问题的角色理论,是因为限定隐私范围的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同源。法律规范所遵循的原则与道德规范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法律规范的原则是以道德规范的原则为原则,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则。个人生活当否受隐私法保护,应以道德规范遵从的原则为原则,指导道德标准制定的角色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解释隐私规则制定。

   在新媒体深度融入私人生活、人人都是隐私扩散的潜在主体和客体的传播环境下,区分不同身份角色,具体审视“私”与“隐”的恰当性,有助于实现隐私保护社会价值最大化。社会个体都承担特定角色,每种角色都承载相当数量的有关数据讯息,这些信息为其胜任职务或功能所必需,也为评价其是否胜任特定角色所必需。角色以外的个人资料,则没有必要掌握。在个人有关资料中,永远有一部分可以保留而免于被其他人知悉,此种情形因角色不同而各有一定范围。政治、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克减的理念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涉及家庭成员生活情况、工作经商情况、房产信息与财产收入情况、个人嗜好、婚恋情史、情感与家庭纠纷、道德污点等,可以且应当公开。特别对于政治公众人物而言,隐私应当在“公共利益”面前退让的主张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被恩格斯明确提出:“个人的隐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有人曾指责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一本小册子《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充满了私事”,私事是不应当公开的,恩格斯给予反驳:“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两个情妇,这是私事,但“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变得不可理解。”西班牙女王伊帕拉有许多宠男,这也是私事,其中一个宠男后来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而如果有人想写西班牙史,却有意不提这件事,“他就是伪造历史”。(31)

   再次,以社会对涉私的违德行为可容忍度为原则。在人的权利行为中,“求善乃是意志主体的最大的义务,它制约着权利的行为,影响着对某一行为正当性的评价”。(32)一种行为是受法律约束还是道德约束,就在于该行为是否导致了应当而且能够制止的损害后果。“求善义务”的权利本质决定了隐私权只能是一定条件限制下的绝对权利,权利相互关系中的隐私主体承担着被迫放弃部分隐私人格利益的强制性义务。诸如违法或犯罪行为中涉及隐私事项,除了未成年人及受害人依法仍享有隐私权,那些有事实根据或权威消息来源的隐私内容披露则视为合理行为。而就涉及道德败坏问题的隐私事项,出于道德谴责目的公开隐私,则于法无据,亦不为司法理念所推崇。在权利法定、权利本位的社会环境下,对关涉隐私主体人格尊严的违德行为予以舆论谴责,原则上仍以保护他人隐私为义务。

   但重新审视这类涉私内容的隐私权问题,有着比较大的再认识空间。对于目前被司法实践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违德私人事项,有必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一般性的违背私德行为,除非道德败坏行为造成的后果引发相对人必要的维权行为而公开隐私,否则,违德内容应归为隐私;对处在私领域或公共场合中的主体严重违德行为,是否可以公开私人事项,不应抽象、整体地作出否定或肯定回答,应当以社会对该恶行在总体上能否容忍为参照,对于大多数人不能从道义或情感上接受的那些败德行为,有违被普遍接受的伦理规则,公开其私人事项当属“得其应得”,不应归为隐私侵权行为。惟有如此,社会自媒体才能真正发挥守护道德、匡正恶行的舆论监督与引导功能。

   与此密切相关,涉及隐私问题的权利冲突行为中,被侵害方出于适度维权的迫切需要,公开私人事项应该作为法定抗辩事由加以确认。家庭、婚姻、情感、债务等纠葛中,权益受损方鉴于一般人或多数人处理问题的思维能力或倾向,为切实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不得已公开对方私情,且公开内容信息在有限、合理范围,只要侵害方存在明显过错,维权人行为属对抗恶行的善意行为。“权利产生于人类对非正义的经验,源自人类的恶行,在与不义的争斗中形成。正义是抽象的、捉摸不定的概念,而不义是立即的、直觉的、具体的经验感受。”(33)当然,正当维权的前提是法定权利而非道德权利范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7页。

   ③[美]T.巴顿·卡特:《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④[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法]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第1册),李群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⑤宋克明:《英美新闻法制与管理》,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

   ⑦[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⑧[法]莱昂·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⑨[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⑩[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金吾伦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1)《苹果谷歌否认追踪用户位置专家:用户无法保护自己》,中国广播网,http://china.cnr.cn/xwwgf/201105/t20110511_507984729.html

   (12)[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法]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第1册),第5页。

   (13)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1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15)刘栋、陈丽丹:《欧洲法院裁定,谷歌必须依照要求移除相关个人隐私数据》,《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

   (16)陈昶屹:《被遗忘权:扼制美国网络霸权的壁垒》,《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14日。

   (17)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18)[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第221页。

   (19)[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李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20)[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21)林喆:《权利的法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

   (22)(2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杨东柱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6、167页。

   (23)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25)魏振瀛:《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4页。

   (26)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商法理论与实践》,第314页。

   (2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28)[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第220页。

   (29)[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30)杨代雄:《私权一般理论与民法典总则的体系构造》,《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1页。

   (3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2页。

   (33)[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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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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