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堂发:新媒体涉私内容传播与隐私权理念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15-08-11 09: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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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堂发  
从而使其被其他人所“忘记”的权利。欧洲联盟法院最近一起裁决通过对搜索引擎服务商应承担义务的确认,表明属于隐私权范畴的“被遗忘权”遭遇侵害时,应当予以救济。西班牙《先锋报》曾刊登报道,称马里奥·格斯蒂亚·冈萨雷斯因无力缴付房贷,房子被拍卖以填补债务。冈萨雷斯认为其隐私被侵犯,将报社及谷歌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报社删除该报道,要求谷歌公司删除该报道的搜索链接。2012年,西班牙法院以该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驳回其对报社的诉求,判决支持了其对谷歌公司的诉求。2014年5月欧洲法院作出最终裁定认为,一般人应该享有“被遗忘权”,即在某些信息属于“不足够、无关系或已过时”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要求谷歌从搜寻结果中移除有关个人资料的相关链接。法院认为,被告网络搜索引擎是个人隐私数据“控制者”,有移除相关个人隐私数据的责任。公民可以要求搜索引擎删除“不适当、不相关或随着时间流逝不再相关的数据信息”,包括第三方通过被告搜索引擎发布的链接信息。(15)美国司法虽然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判例产生,但从法律条款推演,在由新媒体技术运用引发隐私权诉讼上应该显示不同的理念,即倾向于采取弱化隐私保护的策略。如果要求网络服务商对网络用户上传的信息(包括作品及言论等)承担严格审查的责任,无疑会极大损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保障公民及媒体“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1996年《通讯正当行为法案》规定,任何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都不应被视为由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的发布者。通过该法条的适用,基本免除了网络服务商(提供技术或搜索链接的服务商)对其用户在网上发表言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16)“美国之所以对个人资料保护持有更为宽容态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希望促进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假如要采取一种对隐私过于严密的保护,则许多高科技手段都将受到制裁,从而就会阻碍科技进步。”(17)

   隐私意味着私人性与隐秘性,新媒体技术则追求用户主导与分享,与隐私本质属性天然地对抗,使得隐私权的法理与实践更加复杂。传统媒体时代则没有类似的法律难题,新闻属于“易碎品”,一段不体面、不光彩的个人经历虽然迫不得已成为了新闻,当它褪去“新闻光环”之后,很快被社会遗忘。互联网的存储、链接功能则改变了传统法则,任何一则报道都可以恒久存储在网络空间,随时可以被搜索与再扩散。明星因吸毒或嫖娼被法律机关处罚、家庭成员卷入一桩丑闻、一方对感情不忠或对家庭不负责任导致婚姻解体、考试作弊被取消成绩等,类似的过往报道因为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链接可以被一再扩散。但随着类似的诉讼数量不可避免的增加,按照当事人意愿,删除已经成为过去的有关个人过往不光彩经历的信息,尊重隐私主体“被遗忘权”的隐私观念与隐私权保护机制的调整势在必行。“法律必须平衡数据二次运用的优势与过度披露所带来的风险。为实现这一平衡,监管机制可以决定不同种类的个人数据必须删除的时间,时间框架则取决于数据内在风险和社会价值观的不同。通过限制个人信息存储和处理的时间,可以消除‘永久记忆’的恐慌。”(18)

   “使不可辨识”策略将面临“足够的信源、充分的信息”考验。依据隐私侵权的构成要件,使隐私主体“不可辨识”,即隐匿隐私主体真实身份,隐私内容被描述时未明确指向具体人,不构成侵权行为。传统媒体环境下,涉私信息的匿名处理方式具有可行性,被侵权人对于媒体违背“隐匿”的法定注意义务而构成隐私披露侵权的,可以请求权利救济。不同传统媒体对其涉私话题的信息处理与扩散,彼此存在一定的相互独立性,有关个人真实身份的不同侧面隐匿是有效的。而“匿名化”处理手段在大数据环境下不容乐观,有关个人的信息只要有足够多的渠道来源,且不同信源的信息涉及私人内容具有特别指向性的特征,虽然单个来源渠道的信息都实施了“模糊化”策略,但互联网技术强大的搜索提取与精确的信息关联性黏合功能,使得“特定主体”真实身份难以隐遁。例如“李某某强奸案”的报道,虽然有些媒体隐去了当事人名字,但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当事人与家人以往参加的公开活动、违法行为曾接受处分的记录等大量信息,可以推断出“李某某”的真实身份。此种情形下,若干并未直接公开隐私的消息来源主体,其共同行为在特定条件下构成隐私侵权。简而言之,就某个消息提供者而言,其所提供的有关某一个体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但在信息互联的平台上,所有类似的若干模糊性信息的综合,可能指向明确的个体。责任如何分配,权利如何救济?如《纽约时报》记者曾依据“美国在线”公布的用户搜索查询数据(该数据库涉及65.7万用户的2000万搜索查询记录),通过把“60岁的单身男性”“有益健康的茶叶”“利尔本的园丁”等搜索信息分析,发现数据库中的某个代号代表的是佐治亚州利尔本的一个62岁寡妇。记者找到她家时,老妇惊叹道:“天呐!我真没想到一直有人在监视我的私人生活。”(19)

   移动互联网技术与适时记录行为增加了判别“隐私自决”意志表现的复杂性。康德、黑格尔都将权利理解为“意志的自由行使”,视自由为权利的本质,将权利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隐私权同样体现为主体的意志自由与利益选择的结果。在主体意志控制之下的私人生活、个人行为与个人事项,如其具有优先考虑价值,则构成隐私权保护对象的隐私。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权利的取得在于法律的这种肯定:一个人关于某种标的物或特定关系的选择优越于其他人。(20)对隐私主体而言,传统媒体环境下“知情同意”是其处置涉私事项的基本原则,司法研判对该原则的把握相对易行。新媒体传播因其对涉私事项记录的便捷性、随意性,公开扩散渠道的用户自控性,“窥探”行为的尺度标准更为含糊,隐私存在的空间私密性或隐私获取场合的属性更加人为地充满了争议性。

   从我国主导性的司法理念与实践看,对隐私采取严格保护倾向。法理认识层面,凡具备相对意义的“私”性事项或信息,当事人具有隐匿意愿,无论是否关涉人格尊严,当事人的隐匿要求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都受隐私权法保护,非经法律机关强制性公开,不得宣扬扩散;司法实践层面,除依据单项法律明确列出的隐私事项外,根据自由裁量还确立了范围更为宽泛的“酌定隐私”,几乎覆盖了私生活的所有领域,形成了“私即隐私”的宽泛保护原则。由于以个人数据整合利用为经营手段的新经济产业如火如荼,更因为工具技术对社会生活侵入无处不在,个体在日常生活任何一个环节不可逆转地成为“透明人”。比如作为配饰媒介的某款电子“眼镜”,除了具有智能手机功能,用户可以进行视频通话,通过声音控制拍照,进行定位导航,进行文字图片处理、网上冲浪和处理电子邮件等,它还能在线瞬时比对相关信息识别肖像,并通过分析个体面部表情细微变化推断其内心世界。这种“可穿戴”终端使得侵逼私人空间行为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内容都在监视和被监视。如果依旧遵从宽泛范畴的隐私理解,能够定性为隐私侵害行为将大量存在,权利救济势必遭遇双重困境:司法资源的紧缺与新技术运用的阻遏。减少现实生活中隐私呵护“过敏症”,除了所有在场主体的道德自我约束,调适规则,缩减“当然保护”的隐私范围,重新确立“能够、不得已且值得保护”的个人隐私范围,才能在鼓励新技术应用与隐私利益保护之间找到均衡点。

  

   三、隐私权本质与秩序化规则的合理性

  

   法既是作为个体的主体秩序化要求的一种外化形式,同时也是社会秩序化的普遍规则的存在形式。从法律价值学的层面分析,隐私权价值以需要论为切入点,体现为权利论、正义论的人文与社会价值的实质性内涵。就需要论而言,它包含个体对隐私的需要与满足,隐私事项本身的善与恶或良心与不法。权利论涉及个体私生活的自由与社会性的秩序,私权利的范围与受约束的义务,以其中暗含的权力与责任为核心。正义论着重探究隐私的道德认识与法规则正当性,以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为立足点。与人格权其他权项相比,在隐私权价值的认知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人们对隐私问题的是非价值判断标准与法律理性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更为显著的差异:个体需要与社会目标,应有与实有,法规则合理性与道德普遍性。无论是霍布斯、卢梭、康德,还是黑格尔,在谈论权利概念时,都没有将其内涵看作仅仅是涉及个人的行为。康德对权利普遍原则的阐述“即根据一条普遍法则,使任何一个人的意志选择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并行不悖”,概括了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权利观念。(21)只有在个体积极的自由意志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意志协调一致时,才有一般意义上的权利。

   国内论者有关新媒体与隐私权问题的论述多体现为个人隐私保护面临困境问题,对新的传播环境下隐私权理念的必要调适并未提出系统的论证,多少有些权利论的机械主义色彩。本质上看,隐私权体现为人格,人格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作为这个人,主体我在各方面(内部任性、冲动、欲望及外部情况方面)都是被规定和有限的;作为这个人,主体我在规定的有限性中知道了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个体。在反思中,主体对自身具有了自我意识,即有了人格。规定性和反思构成人格的两个要素。权利作为人格的能力存在,人格包含着权利的能力。“成为一个人且尊敬他人为人”,“你必须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人,并且有义务将其他人作为人格的人来尊重”(22)。而目前我国隐私权理论或司法保护理念缺少这种“反思”特质,即过度强调权利的“自我”主观意志,只要未经许可、违背当事人意愿擅自刺探、接触、知悉或公布其个人信息、个人事项等的行为,都构成隐私侵权。并且,“只要当事人将其个人信息、个人事项等不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布,仅是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公布,对其他不特定的人群而言,当事人仍然享有隐私权。如果其他人未经当事人许可擅自公布其信息,应当构成隐私侵权”。(23)

   从隐私人格利益保护牵涉的社会价值或价值理性考虑,“义务”规则的完善应该是避免目前隐私权法“失守”的重要策略之一。“义务行为的必要和必需并不在于它受到一种不得不为或不得所为的命令的牵制,而在于个人的本质的获得,利益的实现,需要的满足,权利的享有。”(24)由此,体现人格反思与理性义务的隐私权保护规则应当是一个由若干原则组成的规则体系:

   首先,以人格尊严与伦理价值作为要件的隐私庇讳原则。对于隐私的理解,绝大多数学者持广义隐私说,即凡属于自然人的私人生活范畴,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内容皆属隐私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生活、私人空间、身体隐私、生命信息、私人通讯,等等。这些私人生活都属于隐私权保护对象。(25)该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只有极少数学者主张狭义隐私说,“隐私权属于人格权范畴,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在于维护人格尊严”。“隐私应该是指那些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且攸关主体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26)在个体生活与社会管理高度信息化、大数据利用高度商业化环境下,应当舍广义隐私说而取狭义隐私说作为理论基础,隐私权法才能够真正发挥规范媒体表达的作用。

隐私权中的“人格利益”应强调伦理人的尊严,而非广义的人格利益。关于尊严,康德有非常精练的解释: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以替代,才是尊严。(27)人格尊严应被理解为基于人的羞耻感与内心安宁渴求本能而应获得的最起码社会地位受到他人和社会基本尊重。失去人格尊严,个人将无法面对社会坦然地生活下去。隐私的隐匿就在于使个人羞于见人的东西与不相干的人隔绝,使得自己的起码的尊严得以维系或保有内心的宁静。就此标准衡量,宽泛的隐私范畴中有一些隐私事项可以剥离出去,譬如个人信息与私人事项中涉及财产属性、社会交往属性、政治属性等,应当与隐私权保护分离,保留“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人格尊严。有些个人信息与事项,如生育能力、收养关系、性生活、生理缺陷、心理疾病(如同性恋、易性癖)、大尺度私照、屈辱经历、堕胎流产、未婚先育、婚外情等,与人格尊严直接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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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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