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德 张妮: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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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德   张妮  
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4月22-2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中央全会接受了这一建议,[22]443决定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武汉。中共五大并决定中央工作机构增设“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中共五大后,5月22日,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创办中央党校问题,决定在武昌开办一所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名,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等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进行筹备工作。6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中央党校问题,并决定了中央党校领导人选和开学时间(校长人选暂无数据)。任命尹硕夫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李德昭、刘国庄担任翻译。确定1927年7月20日开学。[2]40-41一切就绪后,米夫代表团也于1927年6月回国。[21]576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4·12”蒋介石在上海政变叛变革命后,也叛变了革命,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武汉立刻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之事已无法实现。刚刚迁入武汉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于1927年9月底,开始陆续由武汉迁往上海。[22]488

   此次米夫代表团使华,虽然未实现创办中共中央党校瓜熟蒂落的目的,但他们大量工作,从而为日后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准备了政治、思想基础。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重提创建党校问题。该《书》指出:“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23]497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再次提出:中共“应当十分注意加强和改善全部宣传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要建立(特别是在苏区)大量的党校”。[1]152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不断调整,加强对创办党校和中央党校意义的认识。1930年11月,中共中央给两湖特委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尽可能办党校”,以培养干部。[2]53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关于这学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学校计划,另行抄上)”。[24]213-2141931年8月27日,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干部的自给”。[24]344 12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苏区中央局,应速办党校及苏维埃干部训练班,以便解决干部自给。[2]53从而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

   在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开办各种训练班,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共五大后,从1929年2-9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先后在上海举办了3期中央训练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要求广东、福建、四川、山东、云南、河南、陕西等各省委,也开办训练班,以造就干部人才。

   这样,由于中共中央在思想、政策准备和实践探索的日趋成熟,在此前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和米夫代表团工作基础上,鉴于上海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中共中央机关已于1933年1月迁往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于是1933年3月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江西瑞金创办中共中央党校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在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努力和共产国际大力倡导及米夫代表团长期(武汉时期)具体运作下,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祭日前一天),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或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两个名称交互使用)在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前身是中央苏区中央局党校)宣告成立并开学。该学校是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政府、青年团、工会联合创办的。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任校长,副校长杨尚昆。不久,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张闻天兼任校长(1933年5月至1934年1月),董必武兼任副校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长征前夕,由利瓦伊汉继任校长(1934年1-10月)、副校长冯雪峰(1934年2-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或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设3个班:新苏区工作人员班,中级班,高级班。课程设置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此时,虽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米夫代表团回国已有5年之久,但它却是共产国际和米夫代表团武汉时期运作的一个直接成果。与中共中央党校同期成立的还有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等。

   四、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

   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每一建设和发展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共产国际的有关措施和建议,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积极、重要的直接帮助和工作指南。

   (一)从教学目的任务和宗旨上看,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就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教育工作是一切共产党的必要任务。党的负责人员,“为了开展党的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13]466-467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中央党校的目的,是把学生的现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加以系统化、扩大化和深刻化”。[10]61为此,在共产国际影响、指导下,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工作同志的政治水平线”,“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校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24]233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等17所学校,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5]117

   (二)从领导体制和制度上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方面也包括党校教育、中央党校教育,一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集中领导、党的监督的一贯思想。在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决议中指出:“作为党的整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应当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凡是在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一般无产阶级教育机构(工人教育协会、无产阶级大学、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工人专科学校等)中工作的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指示”。[13]467在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又指出:共产国际“对宣传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共产党不应当忽视那些挂着无党无派的招牌来从事工人阶级教育的学校(工人大学、工人学院、人民大学、工厂委员会学校、工会教育机关等等)。……党……应当尽可能在这些学校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应当把这些学校放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并运用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10]57,62对非党学校,尚且如此强调党的领导,在共产国际影响指导下,对党领导的学校,特别是党校,共产国际更是重视、强调党的绝对、集中的领导与监督。为此,中共中央更是重视党对党校、中共中央党校绝对、集中的领导与监督。1940年2月15日,在《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指出:“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即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会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25]303 1942年3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政治局对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之新决定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26]354-355

   (三)从学习效仿的范例上看,共产国际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这些成功的范例,主要有共产国际、俄共(布)1921年4月创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9月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即列宁学院)及俄共(布)有关大学、党校等。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设法在明年内,至少为各个重要的党建立一所模范学校和几个模范学校”。[27]176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请求之下,跟这些示范学校和几个模范学校直接发生联系,以便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予它们支持,供给它们书籍和教材等等。“同时,俄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大学、党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等单位,也应当通过共产国际跟外国的有关机构建立联系”。[10]63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党校无论在办学目的宗旨、领导体制、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用书方面,还是在培养对象、教学方法、组织结构、学校设施等方面,都参考、借鉴、仿效了共产国际上述主要学校的模式、范例和经验。

   (四)从培养对象和党校类型划分上看,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应当在一不定期时期内集中轮训一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有素养的党的工作人员”。[10]61对于党校类型,共产国际划分了中央党校与初级党校、初级训练班及最高最低两种党校和中间过渡组织形式、从星期日学校和短期的当地的训练班一直到州党校多种类型、层次党校的划分。[10]61-62同时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红色教授学院等院校不同培养目标及同各校内在不同班次、类型的划分,也为中共中央党校不同层次类型班次的划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此,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24]213张闻天1938年10月15日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指出:“高级党校——”“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组织之”。[28]711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又指出:“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26]258关于党校的层次、类别,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作出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将党校划分为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和“(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14]481 1938年10月15日,洛甫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提纲中,又将党校划分为5种:(A)新党员训练班:(B)普通党校——做过支部或区委工作的同志。由各地方党部、县委、省委、或分区委自己办理;(C)中级党校——区委、县委工作人员。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D)专门人材训练班——县政、游击、财政、公安局等干部的训练。由省委、区党委、中央局、中央办理;(E)高级党校。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才组织之。由中央直接办理。[28]710-711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除中共中央党校外,又将地方党校划分为3种类型: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25]301

(五)从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上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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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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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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